被合作社影響的村莊

　　□秦 朗

　　梨樹縣是一個國家重點商品糧基地縣和畜牧業生產先進縣。該縣的榆樹臺鎮閆家村是姜柏林七年前開始農村調研的地方，他從這里得到很多有關農民生產和生活的調查數據。

　　姜柏林的“將民間資本轉化成農村金融資本”的構想，也是由閆家村的農民首先提出 來的，這一構想對他此后完成《21世紀中國農民合作經濟主導模式》起了決定作用。

　　2003年11月，姜柏林重新回到這里，引導農民成立了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以來，正悄無聲息地改變著這個村莊。

　　40歲的村民孫鳳琴做夢也沒有想過，從小被迫失學、只念到小學四年級的她，有一天能夠參加合作社，讓自己重新拿起書和筆。姜柏林鼓勵她：“只要再好好學習兩三年，就會成為我們合作社真正的大作家”。

　　半年來，孫鳳琴和合作社婦女部的同伴們一道，堅持每天寫日記，中午抽出一小時進行集體學習。孫鳳琴的學習興趣被激發出來，只要一有空，她就讀書或寫作，連放羊的時候手里還拿著書看。“最開始只能寫個兩三句，實在是不知道該怎么寫下去。”半年過去了，現在她一個多小時就能完成一篇一兩千字的日記。姜柏林認為，這樣引導農民學習會產生興趣，使農民能夠堅持下來，一方面通過人人寫日記這種方式，可將自已的情感和創辦合作社過程中的艱難和曲折全面記錄下來，積累合作社文化；另一方面，能夠提高社員的個人素質，起到一種自我學習和教育的作用。改變機制的同時，他知道也要讓農民學會改造自身。

　　孫鳳琴這兩天正讀到《反對自由主義》。談到最近的學習情況時，她偏著頭望著丈夫李清波。“知道你屬于哪種人嗎？你屬第十一種人。知道第十一種是什么人嗎？”孫鳳琴從里屋取出一本《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臉上閃過學識增長后的興奮，笑著對大伙念道：“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采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一個讓人驚異的現象是，“毛選”幾乎成了合作社社員們的圣經。

　　坐在理事長姜志國家的炕上聊天時，他突然想起什么，跳下炕，從抽屜里找出一本書來查看。他用手指著上面的一行字：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更讓人驚異的是這些文化水平不超過初中的普通農民對“毛選”的深刻領悟。“學‘毛選’是學觀點，學立場，學方法。如果不真正地做實際工作，那就沒有意義。”這幾乎是他們一致的說法。

　　除了“毛選”，他們還從各種書刊雜志中尋找有關合作社的一切信息。《半月談》、《農村合作經濟》以及中國農業大學的函授教材等，對他們來說都是寶貴的理論信息來源。

　　“沒有文化的合作社是不可能長久發展下去的。”姜志國認為，合作社社員普遍文化水平低，對合作社理論掌握不夠，所以他們村開始并沒有發展什么經濟實體，而是注重文化學習。經大家研究決定，合作社花700元買了一套中國農業大學的函授教材，并邀請支農大學生來合作社講課，進一步創辦了閆家村農民合作講習所，通過這個載體來促進學習，使合作社隊伍的規模逐步擴大。

　　學習使合作社社員的眼界放開了。副理事長李輝說，最初是千辛萬苦才能勸說村民來學習，現在很多社員都自覺參加，“現在你要是不讓他學，他還不高興呢”。

　　學習也在悄然改變村民們的生活習慣。合作社監事長張紅軍說起過去的生活有些不好意思：“一年里也就是種收兩季比較忙，以前不搞合作社，沒事時我和其他村民一樣，也愛玩牌。每次回家后，媳婦都會搜一遍口袋，看看錢有沒有少。這樣荒廢了時間，還傷感情。”

　　而在合作社的章程里明確規定，社員不得賭博。按照社員們的說法是，現在幾乎沒人去玩牌了，“沒人說你，你自己心里也不輕松：咋就那么落后呢？”

　　由于婦女社員更多地加入學習，合作社提倡建設“學習型家庭”，社員們普遍反映，在共同學習的過程中，家庭生活更為和睦了。

　　閆家村之所以被姜柏林寄予特別的厚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里是他的資金互助合作模式目前惟一的一個試點村。

　　被姜柏林稱為“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第二條道路”的資金互助合作模式，起源于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社員李丙玖的一次借款。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成立后，社員李丙玖家里出現資金困難，合作社社員各家盡自己所能給他借了一部分錢，而且沒有給李丙玖湊錢的社員也給李丙玖做了擔保，大家簽了字，畫了押。

　　根據李丙玖與村民之間簡單的民間資金互助行為，姜柏林設計出了一套嚴謹的符合現代金融風險控制原則的資金互助合作社模式，并以榆樹臺百信農民合作社為依托進行試點。

　　有專家認為，如果這種資金互助合作模式最終被政策制定者采納，這個貌不驚人的小村莊在中國農村金融改革歷史上的象征意義將是深遠的。

　　事實上，作為新事物，合作社也盡力與村級政權搞好關系。理事長姜志國的謹慎對這種關系的維持也許很有幫助。“開始村干部也對我們有些顧慮吧。但是有個什么事，我們都會主動溝通，先聽取他們的意見，以示尊重。再說，我們做的事也都是對村民有利的，所以與村干部的關系總體來說是不錯的。我們做的很多事他們也支持。”

　　以前總有村民對村干部的某些管理有情緒。“我就跟農民說，很多問題都是制度設計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所以不要去對抗，要學會跟村、鄉干部溝通。”姜柏林給農民解釋，只有在協調的狀態下，才能進行建設，對抗只能產生破壞作用。

　　相對于成立時間僅一年，以社區學習和資金互助試點為特征的閆家村，運作已經三年的太平鎮李家村百信合作社在農民們看起來更為實際：以產業為中心的合作社模式能帶來更多收入，機械化規模耕種、新建的生態小區和飼料廠實實在在地使農民由原來的分散經營和常規的松散飼養，初步走上了農牧業標準化經營軌道。

　　合作社的精量播種機不僅能節約大量種子、化肥和人工，而且比人工種植增產10％以上，社員一戶由年生產100余頭生豬到小區年生產900頭的規模化、標準化生產，作為本社社員的股份合作制企業飼料廠，總投資200萬元的工程已經基本結束，單班年生產12000噸全飼料，可帶動周邊2000養殖戶的生產需求。為了解決污染問題，合作社在建牧業園區時還投資21萬元，通過考察、論證修建了28個沼氣池。

　　社員李春山是一個經常被拿來說明“合作社好”的例子。李春山是遠近聞名的養豬能手，2002年養了30頭豬，由于疫情嚴重，“全軍覆滅”。全家一時陷入萎靡。合作社為此召開會議，大家一致同意聯保幫助李春山貸款。李春山和其他的社員一樣，通過合作社買了120頭華正PIC五元豬，精心飼養，97天出欄后，凈賺了14400元，還清了貸款，還主動向信用社入股5000元。

　　李春山靦腆地對記者說：“我不會說話。但是沒有合作社的幫助，遭災后我可能很難發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