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民營經濟創新 提高民企競爭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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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影響民營企業創新活動的主要因素有：

　　1. 民營企業的產權結構、治理結構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我們的調查表明，我國的民營企業中有77.99%采取了股權多元化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13.59%的企業更采取了股權多元化和社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是我們也同時發現，盡管民營企業采取了有限責任公司制度，但家族制的實質并未改變。僅有27.4%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在90%以下，29.7%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在90%至接近100%之間，42.9%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為100%。

　　家族制的弊端集中反映在企業拒絕內部市場化，企業的控制權始終被擁有最多所有權的人掌握，而不是授予最有能力的人。由于創新活動最終是靠人去完成，如果沒有最優秀的人去承擔各種創新的重任，盡管企業可以快速決策，有強烈的創新沖動，也無法使企業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

　　2. 民營企業的規模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從企業規模的角度看，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型民營企業即使本身具有很強的創新欲望，但由于小型民營企業天生固有的規模劣勢，不僅缺乏高素質的創新人才，而且難以獲得必要的創新資金，企業在創新決策時就難以放開手腳。因此，多數小型民營企業只能是勉強維持生計，屬于利用原有技術、原有市場，生產一貫制產品的“工匠型企業”，創新對于他們來說近乎奢侈。

　　3. 民營企業的道德風險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民營企業在社會信用普遍缺失的狀態下，出于贏利的目的會采取一些不講誠信的競爭手法。比如在同一行業內的大小企業之間，會出現十分典型的“智豬博弈”行為。一種情況是大中型企業先創新，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不創新，它們無視道德和法律準則，通過假冒生產和銷售大中型企業創新出來的產品；另一種情況則相反，一些較大的民營企業并未主動創新，但在市場上發現一些中小型企業的創新產品時，卻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市場優勢迅速推出同類產品，并最后獨霸市場，中小企業的創新就可能血本無歸。民營企業的這種道德風險在企業創新活動上的智豬博弈，其結果會對企業創新活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它會鼓勵企業盜用別人的技術成果，仿冒別人的品牌，而自己不進行創新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這種博弈的納什均衡是大企業創新，而中小型企業仿冒，其結果是大中型企業創新成果的產權無法得到保護，企業就會蒙受無法收回巨大的創新投入的損失。

　　4. 民營經濟的產業分布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民營經濟產業分布的特點是：

　　首先，民營經濟主要集中于第三和第二產業。無論是第三產業還是第二產業基本上屬于競爭性行業，由于許多競爭性行業的進入壁壘比較低，造成中小型民營經濟的大量涌入，并形成互相殘殺的惡性競爭局面。盡管適度的競爭對于企業創新、產業升級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這些年，民營經濟的快速成長、創新能力增強與其所處行業的充分競爭不無關系，但無限度的惡性競爭又從另一方面扼制了民營企業的增長與創新。

　　其次，第二產業中的民營企業有許多是比較落后的企業。在這些產業中，許多民營企業由于其生產的高耗能、高污染和較低的附加價值，已經對當地的經濟增長質量產生十分不利的負面影響。事實上，不同檔次的民營企業集中分布于污染比較嚴重的重化工業領域，在政府排污管理不力的情況下，往往造成對企業技術創新投入的負面激勵。由于中小型民營企業非常容易偷排污染物，使其治污的成本不進入產品成本。而較大的企業就不同，首先由于它們單體的排污量很大，政府和民眾對它們的排污盯得很緊，偷排污物比較容易被發現。在政府規定的排污標準日益提高情況下，大企業不得不投巨資來改善或創新生產工藝。這樣一來其成本就無法同小企業相競爭。當然，大企業可以通過更大的創新投入，在產品的差異方面尋求競爭優勢。但如果企業難以籌措足夠的創新資金時，往往會采取相反的做法，即通過說服、收買政府和民眾降低排放標準以降低產品成本，創新則往往并不成為企業的頭等大事。

　　再次，民營高科技企業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大型城市中。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它們所具有的創新活力不僅使企業自身迅速強大起來，而且也已經成為推動這些地區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整體而言，我國的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數量少，質量高的也并不多。由于高科技企業對外部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要求比較高，所以民營高科技扎堆于條件好的大城市有其必然性。而且，高科技企業扎堆對于企業的創新也很有好處，但同時也會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大城市形成創新“高地”，而其他地區則越來越集中了更多的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傳統產業，高科技企業越不愿意入住這些地區，這種狀況也不利于整體提升民營經濟的創新能力。

　　5. 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企業的融資環境對企業的創新活動有很大影響。在現行金融體制下，我國民營經濟在其正常運營和創新過程中遭遇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融資難。根據我們對浙江、四川、湖北和吉林4省736家民營企業的問卷調查，其中有255家企業反映自有資金不足，占全部樣本企業的34.65%，有276家企業反映融資困難，占全部樣本企業的37.50%。

　　首先，經濟體制和制度的整體落后性是造成民營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國的民營經濟成為我國最先進入市場經濟的一類經濟成份。另一方面，我國整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特別是金融體制和金融制度的市場化程度仍然很低，這二者之間的體制與制度方面的“落差”就形成了民營企業的融資“壁壘”。

　　其次，資金供給總量的短缺與供給結構不合理是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嚴重的基本原因。現在，我國經濟中資本仍被視為最短缺的資源之一。資金供給總量不足造成了幾乎所有企業的融資困難，民營企業當然更難。

　　由于絕大多數稀缺的資金被國有的金融機構所控制，而它們的信貸配給又偏好于國有經濟，從而使民營企業相比于國有企業更難獲得國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甚至一些較小的民營企業幾乎得不到任何貸款。

　　再次，社會普遍的“信用缺失”加劇了民營企業的融資困難。一方面民營企業成為新的信用關系的締造者，另一方面又確實是制造大量惡化社會信用的行為者，民營企業的確助長了社會的“信用缺失”。但目前的情況是，這種惡化的社會信用狀況被過分地歸咎在民營經濟的名下，因而，反過來進一步加大了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度。

　　民營企業在這種很不理想的融資環境下，難以正常開展各種創新活動。首先，由于企業資金緊缺就會引發資金的擠出和替代效應。本來應該安排的創新資金不得不被挪用到企業急需的短期用途上，使長期的創新投入無法得到保障；其次，由于銀行貸款時看重企業的有形資產，而企業的品牌、商譽以及涉及企業戰略資產的系統技術軟件并不能成為企業的貸款抵押物，這樣就從客觀上刺激企業注重有形資產的投入而忽視由創新而形成的無形資產的投入；再次，現行融資體制迫使許多企業不得不尋求利息很高的私人借貸，而黑市融資的利息有的高達20%左右，很少企業的利潤率能夠超過這個高度，所以造成企業自由現金流的大量流失，從而進一步影響到企業在創新活動上的投入力度。再則，如果企業家預期創新帶來的超額利潤低于現行貸款利率的話，創新活動就會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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