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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鳳發
2004年9月的某日凌晨，數十輛大巴的抵達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在深圳市寶安區松崗鎮造成一片混亂：1000名來自偏遠省份的民工，對于眼前的情景顯然沒有心理準備——已等候多時的數十家企業代表蜂擁而上，不由分說就把民工和行李往本廠的車上拉。不到一個小時，已有500多人被“搶走”，事先預定好的分配計劃完全亂了套，場面一度失控。
“活生生的就是搶人。”一位親歷現場的某企業人力資源主管事后回憶時搖頭不已，“大家缺工都缺瘋了”。
當地沒有人對如此場景真正感到吃驚，因為在鎮上、各廠區墻上，“急招、急聘”的巨大橫幅比比皆是，大小數十家職業介紹所的門前屋內貼滿樣式各異的招聘張貼畫，公共場所的告示欄則幾乎全被招聘信息占領，似乎空氣中都彌漫著“缺工”的氣息。
“民工荒”出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廣東6000多間制鞋企業中，缺工人數超過10萬。
被稱為“民工城市”的東莞，已發展成國際制造業基地，僅外來民工就超過500萬人，相當于本地人口的6倍。據統計，僅東莞市從去年9月至今，缺工人數已經超過20萬，尤以技術工人居多。以往來自全國各地的民工都到東莞打工，如今只有鄰近的廣西、湖南的民工才來這里。
在珠三角地區，往年人頭攢動的民工潮已經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廠家們對熟練工人難找的普遍抱怨。據統計，珠三角加工制造類企業的工人缺口高達200萬。
在號稱“童裝之都”的浙江湖州，企業老板們為了留住日益緊缺的工人，不僅為春節期間往返家鄉的工人提供專車接送，甚至還有老板在大年初八專程趕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給自己的員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資平均數也從1200元漲到了1400元。
勞務輸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現了民工短缺現象。無論是贛南還是贛北，無論是邊遠的宜春、上饒，還是省會中心城市南昌，“民工荒”已成為不少企業共同的問題。
在長沙，今年3月以來進城做保姆的農村婦女減少了70%，幾乎出現斷檔。“去年3月份有200多名來自全省各地的農村婦女來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卻不到50人，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長沙市婦聯家政服務中心一位負責人說。
2004年8月底啟程的昆明市勞務轉移考察團也向記者證實了勞工不足的普遍性。該團的考察路線為珠三角——福建——長三角，團中的一位官員認為，各地的缺工各有特征，廣東是什么樣的工人都缺，福建是缺操作工，江浙更多的是缺熟練工，整體看來，沿海發達地區用工緊張已是事實。
這些區域內的企業在回答記者查詢時，也紛紛證實了民工短缺的真實性。長久以來，勞動力無限供給已成為人們理解中國現實的基本前提，勞工短缺何以洶洶到來？缺口如何形成？
在深圳從事人力資源管理近十年的郭先生感到困惑不已，“媒體都認為需求增加和勞工福利差是主要原因，可是這些年深圳的需求一直在增長，勞工福利也一直不好，但農民外出打工仍比務農收入要高，為什么去年的情況還是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今年就突然都缺了？難道民工開始大規模回去種田了”？
記者向四川、湖南、安徽、山東等勞務輸出大省的主管官員和勞務管理人員詢問，得到的回答是各地并沒有出現民工大規模回流的現象，外出民工的數量保持了與過去幾年差不多的增長。
眾多受訪民工也向記者證實，他們的同鄉和親友還是能出來的都出來了，重回土地的人也有，但到目前為止并不普遍。
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8009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0萬人，同比增長4.8%(過去幾年的增長穩定在5%)。統計數據證實了各地官員的經驗判斷。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7%，廣東、浙江、江的GDP的同比增長均達到15%以上，許多內地省份的增長也在兩位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顯示，“2004年企業雇用的農民工人數比2003年同期增加13%。”供給增長平穩而需求增長勁升，缺口的出現似乎自然而然。
為什么出現“民工荒”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科所一位人士認為，按照市場規則，農民工短缺是勞資矛盾和工資過低造成的，尤其2003年以來農民工維權意識開始興起，大批民工對現有勞動條件已經感到不滿。
該人士介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新的調查統計，全國企業新員工的平均工資水平是660元，而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許多中小企業的工資普遍只是接近甚至還低于這個水平。長三角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并非個案，在一直以來都以中國最豐富且低廉的勞動力受到全球投資者青睞的珠三角，許多企業也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缺工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分析該現象后認為，中國區域經濟多元化的現狀是造成長三角和珠三角技工短缺的主要原因，隨著西部開發、振興東北以及中部省份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外來工選擇面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過去工人供應充足，部分企業忽視了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導致人員流動頻繁。“打工者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失落情緒，正在進一步演化，這種心態不僅影響到投資者，也影響到了勞動力的市場取向”。
勞科所的專家分析，從勞動力供給來看，中國整體上還不會出現“民工荒”問題，但這種局部出現的“民工荒”，已經向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發出了一個預警：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也需要建設和培育，更需要保護。該專家認為，目前地方政府要想贏得民工，就要把相當精力放在解決農民工的安置等綜合因素上，這個“軟環境”包括孩子入學、屬地待遇等方面，地方政府應不能只為企業發展營造軟環境，否則農民工不來，企業也只能大舉外遷。此外，要加強勞工輸出省與輸入省之間的信息溝通，良好的信息溝通有利于市場流暢運行。
其實民工荒的背后，也有許多深層的社會原因和民工本身的問題。放大一點來講，勞動力供應始終是“供過于求”。
“民工荒”的出現大致有以下幾方面根本性因素：
一是國家政策的連帶影響：由于農村稅費改革，一部分民工認為稅費降低、糧食漲價會讓他們享受到更多利益，一種返鄉種田的小潮流已經出現；
二是職業技術教育失敗的影響：每年幾百萬大學生涌入大學校門，相比之下，全國各地的職業技校卻門庭冷落。技校生供應的嚴重不足給急需技術工人的企業制造了生存的危機；
三是民工本身的觀念影響：坐辦公室、過白領生活是許多民工的夢想，他們寧愿揮著汗、流著血擠向狹窄的“白領”小路。
不可否認，“民工荒”的出現還有其它許多的因素，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最新的調查報告表明，四大原因導致了民工短缺：
第一，工資缺乏吸引力和勞動條件差是民工短缺的主因。
有關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區12年來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10年前就已達到600至1000元，但現在還是這個水平。而這些年來消費物價總體水平已明顯上升，導致廣東、福建等省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目前廣東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比江蘇低160多元；珠三角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為廣州510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520元的標準；東莞為450元。深圳特區外最低工資扣除個人應承擔的社會保險費后為388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資是350元。而不少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常常以最低工資作為員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標準支付加班工資。
第二，用工不規范、勞工權益受侵害也是產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2003年12月，深圳市在企業工資發放情況大檢查中，發現欠薪企業653家，占被查企業總數的40%多，涉及員工10多萬人次，欠薪總額達1億多元。一些企業勞動環境惡劣，加班時間長，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社會保險，導致了員工的高流失率。如東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約為10%，而毛織和玩具行業的流失率更高達20%—30%。
第三，企業需求迅猛擴張引發用工短缺。
廣東等地在春交會以后，外貿訂單激增，勞動密集型企業擴張迅猛，許多企業都在擴充產能，上新生產線，用工需求大幅增長。如深圳對外來勞動力的需求近3年來每年增長10%。
同時，由于全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較快，農村勞動力外出的選擇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在珠三角的務工者轉而流向了長三角地區，因為長三角不僅經濟發展很快，勞動力需求量大，而且工資收入、勞動條件都更有吸引力。
第四，東南沿海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轉變，是企業用工短缺的深層原因。
長期以來，部分沿海地區主要依靠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只賺一點“人工錢”，也就是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實現低成本，以此獲得訂單，賺取利潤。而現在低工資難以為繼，但企業利潤空間狹小，無力提高工資。有的加工企業加工費已到底限，如提高工資企業將出現虧損，而不提高工資又面臨嚴重缺工，無法生產，從而陷入兩難境地。
“民工荒”出現偶然還是必然
安徽作為一個民工輸出大省，這種呼聲并不明顯。
記者隨機問了阜陽幾個地區農村的民工現狀，大都反映現在出去確實好找工作，但也沒有聽說發生搶人員的現象；還有就是原來習慣去廣東等一些城市的打工者，現在都轉向上海和浙江了。
安徽目前的農村人口中能出去的青壯年勞動力有2800多萬，全省總人口6000多萬。當前，農村的經營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鄉鎮企業有500多萬勞動力，個體經濟有200多萬，農村種地人口有1000多萬，加在一起還有1000多萬剩余勞動力，除掉出去打工的800多萬，還有200多萬農民工大多分布在邊遠山區以及落后閉塞的村莊。這樣分析，安徽可以外出的農民工已經接近飽和狀態。但專家和政府有關部門的人員堅持認為：民工荒其實有些夸大，從目前來說可能會出現短暫的短缺，但它是一種好現象。
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職業信息中心的劉主任發表了個人見解。對廣東等南方一些城市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劉主任“條件反射式”地表態：這是一種媒體的炒作行為。所謂“民工荒”其實是一些技術人員的缺乏；還有就是福建、廈門的一些民營企業信譽不高，當然招不到人，但上海和江蘇就比較好招收民工。
劉主任還駁斥了一些觀點，其認為對于一些媒體所分析的農產品漲價，留住一些農民在家種田，從而影響了外出勞動力的數量等說法有些也是撲風捉影，農產品價格從2004年開始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從整個安徽來看對農民的影響不大，其實只種地肯定不行，許多農民種了1年的地只有幾百元的收入，可外出打工1個月就有幾百元，好一點還能拿上千元，總的來說還是比種田好。安徽作為一個勞工輸出大省，2003年有700多萬民工流向外省，帶回280多個億，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對于福建、廈門等地出現的民工暫時或部分短缺現狀，劉主任認為也有一定必然原因，主要是由于當下經濟過快發展所引起。究起原因就要往歷史追述：前幾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去年的非典等災難事件影響，致使2004年年曾遭受災難的經濟短期內爆發。南方和江浙出現了小廠變中廠、中廠變大廠的局面，于是一時間技術工人的需求量大增。還是數據最有說服力：據東莞市統計局統計，東莞今年第一季度完成生產總值196.78億元，同比增長17.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3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7.6個百分點。這樣的速度是驚人的，拿技術工人來說，此種情況下該出去都出去了。還有就是近幾年來政府比較重視勞務輸出工作，在這種良性政策影響下，安徽的民工輸出由1990年代初的100多萬人，已發展到現在的869萬人，增速很快。
隨著勞動力輸出步伐的加快，現在有一定技術的中專、技校的學生很吃香，這與1998年之前他們找不到工作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其實也就是因為1998年之前的技術人員就業有困難才導致了一些技術類院校沒有生員。現在也許是供求曲線的變化，再加上經濟發展、企業設備的提高，城市獨生子女也不愿意參加職業技術培訓。而一些農業人口卻因為拿不起學費，所以就冷落了那些社會辦學。短期內對技術人員需求雖呈爆發狀，但技術的培訓卻是一個周期性工程，所以就造成當下技工脫節的現象。
其實有些企業并非是無辜的。如南方某些企業由于自身素質不高，出現了超時加班、加點的現象，信譽度大大降低。安徽的一些民工為討工錢以死相逼的報道也很觸目驚心，再加上民工的孩子沒有地方讀書，更加劇了農民工的困境。
國家對農民工的重視從2003年就開始了，目前已經出臺了2003—2010年的農民工培訓計劃，推出了一系列陽光工程政策。但還有一些安徽的現狀比較令人擔心：安徽的職業培訓很熱，但培訓面過窄，比如電腦培訓很發達，一個接一個的電腦學校誕生，但一些電腦技術人員的社會需求是有限的，真正的高技術人員電腦學校也無能為力。相關部門應該分散培訓的集中度，觀察一些市場的前沿動態，及時調整培訓計劃，這樣技術工人的培訓才能做到對癥下藥。
談過了以上現象后，劉主任還補充了一個實例來證明南方的農民工短缺也不是一個普遍現象，比如安徽的幾家企業在廣東效益就很好，招人也很容易。其實只要給民工提供一個好的工作空間，他們還是很踴躍的。
“民工荒”帶來的思考
第一，“民工荒”能否重塑勞資新格局？資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民工荒”是一個信號，提醒資方要反省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常凱教授指出，“前幾年我就在提，忽視工人的話最終要付出成本，但是我沒有想到會那么快”。
和諧的勞資關系也是生產力，但這個道理過去一直被企業主忽視，以為廉價的勞力是源源不斷的，即使損害一部分勞工的利益也有“后來者”，但工人正以自己的行動給這樣的老板以“報復”。
其實緊張的勞資關系中，工人有時的反抗會帶給企業巨大的損失。以廣東某鞋廠舉例說，這個鞋廠給國外知名品牌供貨，由于不能及時解決和員工之間的矛盾，導致一個女工的“報復。”這個女工在制鞋時，放了一個圖釘在一個鞋底，之后將此事通告了工廠。一個小圖釘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已經打包準備運輸的全部幾十萬雙鞋被全部打開檢查，損失巨大。
除了來自工人的聲音，資方如今還面臨政府的一些壓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場因此也在悄悄發生變化，由過去只盯著GDP數值轉而關心均衡及公正。以廣東省各地政府的做法為例，過去各地政府組織到上海、江蘇等地招商引資，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和投資政策吸引資本。但從2003年開始至今，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農民工承諾了不少優惠條件，比如提供來廣東的路費、預支第一個月的工資等等。
這或許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政府由只是青睞于資方，轉向也把眼光投向了原來一直被忽略甚而被歧視的民工了。
第二，“民工荒”能否成為民工的“籌碼”？
即使是短暫、局部的“民工荒”，也足以證明中國目前的勞動力供給雖然還是供大于求，但已經很難再言“無限供給。”而供給不再“無限”，勞動力對低薪的承受也就不會“無限”，提高工資、改善待遇，已經不僅僅是社會輿論的道義訴求，也是企業決策中必須考慮的市場因素；其次，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判斷，可能已經導致企業和地方政府對“比較優勢”的過度依賴，而忽視或延遲了對產業更新、技術升級的關注和引導。實際上，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和榨取，往往會導致資本的短視化和劣質化。而對此類劣質資本的過度依賴，雖能支持地方經濟的短期繁榮，卻可能缺乏長期發展的后勁和應對變化的能力。比如這一波“民工荒”固然不難度過，但珠三角的企業能不能消化掉因提高工人工資而導致的成本上升，從而繼續保持市場競爭力，不但關系到這些企業今后的命運，而且對珠三角的經濟發展乃至整個“比較優勢”戰略，也都有重要的影響和標志性意義。
中國畢竟在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就是必然的趨勢，政府、企業都必須未雨綢繆地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尋找新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諸如最低工資制度等基于道義訴求而形成的法律制度，會因為逐步得到市場的支持而變得更有實效，企業和地方政府都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對于民工而言，局部的供求關系變化，還不足以成為某個民工個體與雇主談判的“籌碼”，但從發展趨勢看，社會輿論和法律制度，都在逐步形成對民工權益的保障，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微妙變化，也將使民工們逐漸能“叫得起價”來。
第三，中小企業“民工荒”折射出地方政府的職能缺位。
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莆田、石獅、晉江等地，眾多中小民營企業為招不到工人而一籌莫展，“民工荒”已成為當地民企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之一。據說在福建打工的農民工中有一個廣為流傳的順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兩點，年底只剩車費錢；接到一個二三百，買件衣服沒了錢”。
“民工荒”實質上反映了民工對當地勞動用工環境的一種深深的失望。他們的失望，不僅僅表現為民工對企業的失望，也表明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在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正在缺失。因為維護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地方勞動保障部門的職責范圍，而現在的情況則說明，在維護民工合法權益方面，地方政府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到位，有關部門職能缺位，工作乏力。“民工荒”現象還表明，《勞動法》及相關法規在這些地方形同虛設。
為此，政府有責任反思以往的行政行為，采取措施營造良好的用工環境，監督企業依法辦事，規范用工，切實保障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企業作為用工主體，更應當認真反思一下自身存在的問題，依法用工，善待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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