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與媒體人交鋒郎咸平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程瑛／北京報道

　　媒體對社會加大關注，社會對媒體提出更高的要求

　　10月17日，在北京西郊崇學山莊舉行的一次較高層次研討會上，郎咸平事件再次成為討論的一個焦點，并涉及媒體責任問題，由此賦予該事件更廣延的解讀。

　　而此時，郎咸平正準備在香港應訴顧雛軍。有關的討論是否會帶來更多的后續影響，也自然引起關注。

　　會否定改革方向嗎

　　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學習時報社、中國改革雜志社和證券市場周刊主辦的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媒體在中國改革中的社會責任”，但事實上成為首次集中關注媒體在郎咸平事件中應負何責的討論。

　　主辦者稱，中國改革經歷26年，處在非常重要時期，面臨很多現實問題。深化改革有兩個方面，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二是通過制度創新，促進中國民營經濟健康成長，均關系到中國改革的大戰略。

　　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在發言中率先指出，“媒體不了解中國國企改革的過程，炒郎咸平，影響不小，搞不好容易導致嚴重社會后果。”

　　“郎咸平的東西，我原來沒有很好研究，現在也沒有，但我懷疑他有些數字不符合事實。”楊啟先說，科龍、海爾是集體企業，TCL也不是一般意義的國企，是否算國資流失值得研究。另外，用這幾個企業能否說明問題？即便有，也是個別現象。

　　“郎咸平這個東西經不起推敲。但我們媒體炒得厲害，影響比較大。這容易導致否定產權改革、否定改革的方向。”他強調。

　　北大光華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則表示，改革開放26年了，用去了一代人的時間，這意味著，很多歷史可能已被遺忘，新成長的一代人對歷史不清楚。

　　由此他認為，中國一些地方正在出現大眾情緒左右媒體，媒體左右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再左右學術界的危險趨向，導致有的問題沒辦法深入探討，引起混亂。

　　“我接觸到一些媒體從業人員，二十二三歲就當編輯記者，改革開放時還沒有生下來，或不懂事，很容易忘記改革是怎么過來的。”他批評說，他們有時“對一些問題片面夸大，甚至挑撥社會不滿情緒”。

　　張維迎強調，西方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對產權的尊重，尊重游戲規則，“但我們不是這樣”。

　　“媒體的方向性迷失”

　　做了21年財經記者的方向明現任《競爭力》雜志主編。他說，郎咸平提到的幾家企業，他都十分了解。TCL嚴格上講，既非集體企業也非國有企業。其改制是非常合理的一個制度設計，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企業改制過程，為何遭到質疑？還被根本否定？而這就因為來自一個學者根據西方規則作出的判斷？

　　他說，在科龍事件中，顧雛軍的收購，完全是通過公開市場，是科龍出現大幅虧損以后，才借用外來投資人購并，是非常公開透明的。為何要翻賬到國資流失？

　　“中國財經媒體的一個趨勢是把中國企業妖魔化，而這與媒體的市場競爭壓力有關，出現了方向性迷失。”

　　另一個趨勢則是“越洋越好”。“有的國外學者不了解中國國情，生拿國外相對規范的、成熟的模式來聲討中國企業。”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財經媒體尤其是年輕的財經媒體，“基本在迎合大眾”，“關于個別學者提出產權制度和國資流失方面的報道，媒體基本是不了解中國企業自身的演進過程”。

　　“有的人，用國有資產這樣的高敏感度話題來炒作，達到個人出名的目的，是極不負責的。”這位主編強調。

　　“不值辯駁的錯誤”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石小敏稱，郎咸平事件的爭論中，失語的其實是政府，而不是經濟學家。在案例分析層面，判斷郎咸平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如何回答社會情緒則很難，網上對郎咸平是一邊倒的支持。

　　“但網民一般是二三十歲的人，我們50歲的人也上網，跟帖的興趣卻不高。”他批評網絡的非理性一面。

　　因此，建立一個嚴肅的官產學媒合作網十分重要，他說，在出現問題時，可以盡快溝通，形成共識。另外，中央電視臺評選年度經濟人物是一個可以借鑒的好形式，它以企業家階層為主要代表，大力推出社會轉型楷模與時代英雄。

　　《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劉華東稱，“郎咸平挑起的爭論，讓我們感到非常尷尬和慚愧。這個爭論，我們覺得不值一看、不值一辯，但它影響了很多人的觀念和行為，包括決策者。但主流媒體說什么話了呢？該我們說話時，我們失語了；我們說話時，則詞不達意。應該探究一下原因。”

　　他稱，郎咸平說的現象是存在的，但人們身邊的一些現象，又與郎咸平說的是兩回事。大家借這件事情發泄情緒，就犯了非常簡單的錯誤，犯了不值辯駁的錯誤。

　　“應該允許他說話”

　　經濟研究雜志社副主編詹小洪在韓國教了一年書，他說，韓國媒體圍繞各種重大經濟問題展開公開爭議，是正常的事情。“我回來正趕上郎咸平事件。是否因為他是商學院博士，才引起這么大的注意呢？以前也有人提，怎么沒有這么大的反響呢？郎咸平事件僅說明，‘我可以用數據模型說話’。”

　　他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郎咸平事件可能會越來越多，不足為奇。

　　《財經時報》總編輯楊大明表示，目前媒體發展還不夠活躍，不同利益集團和變革力量有代言的要求，但媒體還不能一一反映。關于郎咸平事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有不同討論的渠道。

　　“不同媒體也可以有不同選擇。評論是一回事，但新聞還有記錄的作用。在郎咸平事件上，我們也看到了報刊功能的缺失。”他說。

　　新聞出版署辦公廳副主任段桂鑒稱，媒體本身多元化了。分工越來越細，做財經和做政治的不一樣，統一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遵守中國基本的新聞規則。

　　他指出，郎咸平事件，不在于他怎么說，說得專業不專業，就言論而言，有其社會根源，他這么說，表明他是一個存在，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應該允許他利用媒體來說話。他沒有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沒有違法，就應該心平氣和地看待他。他挑了一些人的神經，你可以論戰，但不要不讓人家說話。”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陸小華表示，冷靜觀察這些年的歷史，媒體對于改革的高度關注，對于改革的呼喚和推動，以及傳媒自身的社會責任感，都越來越強，管理也是好的，這應是基本的判斷。

　　他說，“傳媒不斷給社會以關注，傳媒對經濟領域諸多現象作了報道和質疑，也涉及企業和企業從業人員如何履行其職業道德，包括學者代表誰說話的問題。媒體對社會加大關注，社會對媒體提出更高的要求，表明了社會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