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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個形式問題嗎？
例會的頻率真的要為上述情況負責嗎？例會僅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嗎？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美國經濟衰退結束并經過近3年的復蘇后，美聯儲于1994年2月開始緊縮貨幣政策。在到1995年2月的一年時間里，美聯儲連續7次提高利率，將短期利率從3％提高至6％。
雖然這對防止美國經濟出現過熱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對市場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尤其是使資本市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強烈動蕩。為此，美聯儲不得不又從1995年中開始降息，并在半年時間里3次降低利率來穩定投資和消費。1994年4月，格林斯潘曾感慨地說，提高利率所產生的震蕩“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計”。
而目前，格林斯潘已經懂得吸取這一教訓。他一面在電視講話中明確的表示美聯儲將加息抑制通脹，另一方面進一步重申：如果央行據以判斷利率可以逐步調升的通脹預測有誤，美聯儲也將“采取必要措施”。
畢竟美國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一年八次的例會安排提供了試錯的空間，賦予了美聯儲更大的靈活性，為在必要時以超出預期的幅度改變利率鋪平了道路。
而中國的央行可能就不能這樣“輕率”的對市場作出“承諾”，因為央行每做出一次調整利率的決定可能需要更長更加“謹慎”的決策時間。可以想見，如果說美聯儲利率調整的曲線是一條平滑的曲線的話，那么難得調整一次的中國市場利率變動曲線可能有明顯的起伏。
那么，中國的利率變動最終是平抑了經濟波動，還是加劇了經濟波動呢？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譚雅玲女士說：由于“市場的心理因素和消息的公開程度”的影響，國際金融的傳統理念正處于一個“顛覆”時期。貨幣政策的決策者如果事先將某種政策調整信息(而非政策本身)透露給市場，市場會按照這一“虛擬”政策對預期進行調整，最終使得政策決策者不再出臺政策，就可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格林斯潘對此則頗為精通，他一直在采取主動調整的策略，不會被市場所左右。”
實際上，格林斯潘在連任美聯儲主席而舉行的聽證會上的發言上也承認，面臨重重挑戰時制定貨幣政策是一項困難的工作，我們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但是也許只是一個簡單的制度安排給決策者提供了很大的融通空間。那么，既然小小的例會頻率的制度安排具有如此不可忽視的作用，為什么中國央行行長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呢？
在一次內部論壇上，周小川曾透露中國的貨幣政策形成的大致機制：解讀數據是周小川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他不可能親自解讀所有的數據，因此由各部門專人將解讀好的數據送到周處，然后再進一步分析經濟是冷了還是熱了。周小川曾經半開玩笑的說，中央銀行十分需要能夠準確解讀數據的人才。
而格林斯潘卻可以驕傲地說，在設計策略時，我們汲取了美聯儲內外分析師的工作成果。這些分析師在過去半個世紀內，投入了大量精力，希望改善我們對經濟及貨幣交易機制的理解。這些努力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確定了重要關系，為我們的經濟動力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近似值。
但是中國數據的問題是眾所周知的，因此數據質量的問題、人才的問題都制約了央行迅速、準確做出決策的可能性。當然，改革的復雜性和央行的獨立性也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因此缺乏這些基礎，就算有高頻率的例會制度，恐怕真的也只是一種形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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