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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的過程無法帶來有效率的結果
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有經濟體制必然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因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或更嚴格講是企業的真正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委托-代理關系的缺失，造成經營者不能以
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企業效率就不會高；另一方面，政府是市場秩序的制訂和維護者，同時又是國有企業的“家長”，間接成為市場主體，這就使政府難以恪守中立的立場，必然以行政權力干預經濟，使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所有制的改革，將產權落實到私人，這樣保證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同時政府與企業間沒有了利益關聯，也就失去了繼續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的動力，從而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而拖延國企改革，結果只會使國有資產縮水越來越多，就像夏天里逐漸融化的“冰棍”。加速改制過程，盡管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和不公正的問題，部分國有企業經營者和私人企業家占了便宜，但能盡快形成有效率的經濟體制，結果對社會整體是有利的，這是個創造財富的過程。
這個說法看上去不錯，但有兩個問題必須加以探討。
其一，是不是不管過程公正與否，只要產權落實到私人，就能使體制有效率。
如前所述，目前政府對經濟干預是廣泛的，這造成了要素價格嚴重的扭曲，大量的壟斷租金形成了對企業的利益轉移，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包括私人企業)從中獲利。實際上若干企業的成功并非由于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水平如何高，而是得到了政府干預造成的壟斷租金�；蛘哒f經營者的能力主要表現為尋租能力，企業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努力尋求租金。
當改制過程完成，企業已不再屬國有，但是企業的盈利模式不可能在產權改變的同時一起改變。雖然企業與政府的利益關系被削弱了，但企業并不因此會與政府權力一刀兩斷�？赡艿慕Y果是，企業的經營者(或其他潛在的購買者)贊成改制，但在改制完成獲得了企業的所有權后，卻不愿意改變以往那些能夠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制度安排，不愿意政府退出微觀經濟活動。一部分官員和資本家結成權貴同盟，他們不愿意、也沒有能力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參與市場競爭。這些人靠舊體制發財，靠舊體制得到企業所有權，怎能輕易放棄舊體制。這就是進一步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難以推進的原因，也就是所謂制度演進的路徑依賴。因此，盡管可以不顧過程是否公正完成國有企業改制，使企業成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主體，但這并不能帶來充分競爭的市場制度，“看得見的腳”仍會四處亂伸，最關鍵的資源配置仍無法市場化，整個體制仍將是低效率的。而這種不公正的產權明晰過程帶來的利益格局，恰恰是進一步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
其二 不公正的過程能否有效界定產權。
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基本上都沒有經過直接的或代議的公共選擇程序，因此國有企業買賣是一種賣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在這種所有者與看守者之間委托-代理關系的缺失情況下的交易，對國有企業最終所有者-全體國民的利益是難以保護的。這個過程難言公正。特別是在MBO中，大量的情況是經營者自己定價或參與定價，是一種內部人交易，不公正問題就更嚴重。
目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已完成90%，大型國有企業改制也正在進行，改制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不滿。這就是郎咸平教授一呼百應的原因。體制改革是一個過程，法律規章制度也有一個形成與完善的過程，引起爭議和不滿的種種問題一部分是違法違規的，但也有一部分并不與現行法律法規直接沖突。中國是一個大陸法系國家，進入現代法制社會的歷史非常短，法律條文空缺與疏漏在所難免�！胺o禁止即可行”，應該認同這一原則。但對于政府來說，則更適用另一個原則，這就是“法無授權不可為”�？词卣呶唇浰姓呶�、不受所有者監督而自行定價進行交易，很難被人們認為是真正合法的代理人交易。
更廣泛地看，法律并不僅僅就是成文法，也包括自然法；不僅僅是條文，也包括公正與社會認同。我們知道正式制度源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自然法、道義、意識形態等等)是正式制度(成文法、產權)的基礎，為其提供合法性和支持系統。正式制度如果與非正式制度沖突，其實行的成本高、效率低，甚至形同虛設。如果產權的界定過程被廣泛置疑和反對，產權的效率必然低下或無效，甚至維護這種產權的權威也有崩潰的可能。一些東南亞國家曾經是權貴勢力猖獗，利益極度向社會上層傾斜，并實行專制統治，但社會民眾并不認同。結果貧富差距擴大，矛盾激化、社會動蕩，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印尼總統蘇哈托倒臺就是例子。
綜上所述，以不公正的過程完成國有企業改制，不能帶來高效率的經濟體制；以不公正的過程界定產權，效率必然低下。必須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置于公正的規則之下，沒有公正，難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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