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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財富的來源和企業家的貢獻
按照經濟學一般原理，企業財富來源于生產要素的貢獻，生產要素又分為資本、土地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成為要素收益的獲得者，土地所有者獲得租金，勞動者獲得工資
，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潤。這其中資本所有者獲得了全部剩余，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剝削活勞動。
現代經濟的發展促使經濟學理論發展，人們認識到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創新的巨大作用。企業家作為創新活動的主體是一種特殊的勞動者，被從一般的勞動者中分離出來。企業家獲得的報酬遠遠高于企業一般雇員，甚至可以獲得一部分紅利，占有一部分剩余。也就是不僅死勞動可以獲得剩余，活勞動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
在發達市場經濟社會里，要素的價格和剩余的分配是在產權明晰的條件下由市場機制解決的。發達國家近代經濟制度是平滑演進的，利益分配會引起不同階層和群體的矛盾，但不會導致嚴重的沖突。而其在我國近代社會發展是斷裂和跳躍的，產權制度的建構帶有強烈的人為設計特征，其中實體公正和程序透明的缺失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不可小視。
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國有企業改革，在明晰產權過程中要特別注意要素價格扭曲對企業效益的影響，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對企業家貢獻的評價。
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價格基本上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利潤也就基本上反映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這使利潤分配可以建立在一個合理的基礎之上。在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健全，政府干預和管制使價格體系扭曲，土地、資金、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和部分核心原材料的價格被人為壓低了。結果是各種壟斷租金導致的利益轉移廣泛存在，政策環境對企業盈虧的影響極大，會計意義上的利潤不能真正體現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在此基礎上評估企業家的貢獻，是很難得出正確結論的。
現以“鐵本事件”披露的情況說明。
1、征用土地6500畝。江蘇省土地平均價格約為42萬元/畝(江蘇統計局網站)，假定常州平均地價為30萬元/畝。常州高新區規定的基準價是10萬元/畝，對投資規模大的項目，可優惠10—50%。鐵本被違規認定為高新企業，進入了常州高新區。假定該項目按高新區基準地價獲得土地，每畝可節省20萬元，共節省了13億元。而實際項目占地中60%為耕地，給農民的補償費僅為1.5萬元/畝，這筆錢鐵本尚未完全支付。鐵本公司實際支付的土地成本可能比以上估算的還要低很多。
2、環境保護。按規定2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鋼鐵項目應由國家環保總局審批。環境保護成本一般占鋼鐵項目總投資的15%-20%，鐵本項目概算106億，環保成本應不少于16億元。鐵本沒有經過環保審批，假定只完成一半的環保要求，這一項可節省8億元。
3、信貸資金。鐵本注冊資本金3億元，運作總投資106億元的項目，已獲得6家銀行貸款授信總額43.4億。鐵本取得如此之多的貸款授信，其自有資金比例遠遠低于國家有關鋼鐵行業貸款比例規定。假定授信貸款43.4億元滾動使用可以完成項目建設，鐵本注冊資本金全部到位，按國家有關貸款規定(宏觀調控前自有資金比例為不少于25%)可貸款9億元，違規超額貸款34.4億元。超額貸款部分按照民間借貸利率12%-15%計算，利率節省5%，如果建設期24個月，則可節省3.44億元。
僅從以上3項看，在建設期鐵本就可節省24.44億元。
目前大量基礎設施和服務項目以及原材料的價格被管制，沒有反映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基礎原材料和煤、電、油、運環節緊張，獲得配置者實際上是得到了壟斷租金，社會利益被轉移給使用者。鐵本這樣一個大項目，大量使用和消耗這些價格低估的基礎實施、服務和原材料，得到的利益轉移決不是個小數字。還有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普遍實行稅收優惠和豁免企業的社會保障責任，這也是一大塊利益轉移。
可見鐵本如果沒有被查處，只要項目建成，在建設期24.44億元的利益就基本實現。一旦開始營業，又可獲得低價的基礎原材料、基礎設施和服務，還有稅收補貼和社保責任豁免，方方面面的好處驚人。我們毫不懷疑這樣的項目可以賺錢。如果鐵本沒有違法違規，它將是一個成功的企業，老板戴國芳也將是一個成功的私人企業家。從微觀上看，如果戴國芳在為企業取得這些租金上做了貢獻，他是應該得到相應報酬的。但從社會角度看，這些財富和利潤有相當部分是由于政府干預造成的壟斷租金轉移給鐵本的，并不是企業創造的財富，并沒有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實際上政府干預在形成租金的同時還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社會福利總量減少)，當然不應該獲得報酬。
我國體制轉軌一直未能最終完成，加上政府有意識地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各種政策和干預造成的利益轉移數量驚人，早已引起學界的關注。胡和立先生曾計算1988年我國各種租金的數量：包括商品價格差，貸款利息差，外匯匯率差和其他租金，總額高達4000億元，占當年國民收入的40%(《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9年第5期)。
國有企業是政府干預和壟斷的主要受益者。隨著經濟規模擴大和利益主體多元化，外資和私企也開始受益(如鐵本和戴國芳)。我們認為各種租金造成的利益轉移在整個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必須將這種利益轉移與企業自身創造的價值區分開來，將企業家為企業尋租作的貢獻與為社會創造財富作的貢獻區分開來，正確地評價企業家的貢獻，做到公正與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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