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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資產形成與消失的怪圈
應當善待什么樣的企業家？
進入八月，一場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爭論正轟轟烈烈地展開。爭論的發起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從痛斥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出發，進而提出“國有勝于
民營”，直至質疑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必要。
郎咸平的“發難”在經濟學界激起巨大反響，支持者有之，反駁者亦有之。在反駁郎咸平的聲浪中，張維迎的發言最具系統性。張維迎以“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為題，為參與改革的中國企業家們張目撐腰，認為國企改革走到產權變革是二十年改革的必然選擇，國企不改革國有資產流失更嚴重，不能因資產流失而終止國企改革。張維迎不點名批評郎咸平的言論營造了對企業家最不利的輿論環境，“這些教授打著學術自由，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旗號，在不遺余力地否定過去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否定我們的企業家隊伍，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也對郎咸平的觀點不以為然，認為目前引起爭議的不是那些靠國家財政投入又具壟斷地位的超大型企業，也不是經營困難資不抵債的企業，而是那些從激烈市場競爭中殺出的成功企業，如海爾、TCL等，它們在實施企業產權改制中的一些做法引起很大的爭議。周其仁認為，這些成功企業領導人多年付出的人力資本應當予以充分的肯定。
張維迎和郎咸平都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善待那些成功的企業和企業家。問題是，我們到底應當善待什么樣的企業家？什么樣的企業家真正值得我們尊敬？
一般來說，只要是合法經營、合法納稅、尊重消費者和普通投資者的企業和企業家，我們都應當一視同仁，一樣善待。眾所周知，目前引起爭議的從競爭性行業殺出的成功企業，社會對它們從來不吝惜褒獎之詞。身處競爭性行業，它們多年的品牌戰略和包裝早已讓它們顯得光鮮耀人。可以說，它們得到了各方面額外的善待，無論是政府的保護政策還是鼓吹民族企業的主流輿論環境。但是，這并不表明，社會輿論就無權對其一些做法表達質疑。郎咸平教授從專業的角度，對代表性企業在轉制過程中出現的國資流失、程序不規范等問題提出質疑，就是替整個社會行使這樣質疑的權利。拋開郎教授具體的案例，我們無法否認某些成功企業的產權改革中確實存在國資流失的問題。
好的企業家對企業成敗的重大意義，這一點誰也無法否認。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培養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國資委每年花巨資，全球招聘優秀企業家的原因。對于那些帶領企業從市場競爭中成功殺出的企業家應當予以利益補償，這一點沒有異議。但是應當看到，這些成功企業，無論當年是國有性質，還是集體性質，其實在當初并沒有多大的差別，都憑借自身身份獲得很多競爭優勢，比如項目、貸款、土地等，而這些東西都是其它純粹民營企業無法獲得的。這部分競爭優勢物化成企業資產。并且，一旦企業獲得某些方面的成功，地方政府會動用更大的力量為這些企業爭項目、爭貸款、批土地，這些都是耗費全社會的資源。這些企業一般會以某方面的成功為資本，繼續和政府周旋，以期獲得更多的優惠。它們一方面獲得體制內政府、銀行、證券等方方面面的支持，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從競爭性市場中獲得市場開放的好處。可以說，這些企業的成功，除了企業家和職工的努力，政府和社會一直在為它們源源不斷地輸送資源。在強調企業家重要的同時，不能走極端，而一味忽視產權改制中屬于公眾權利的部分。
相對于這些成功殺出一條血路的國有企業，真正白手起家、并取得成功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更應當得到善待。他們沒有銀行貸款，沒有土地協議轉讓的優惠，承受著政策歧視、市場壓力，最終把紐扣賣到全世界，把服裝賣到全世界，把電池做到世界第一。在一個民營經濟還在受到歧視性對待的商業環境里，在一個政府頻頻干預經濟運營的政策環境下，那些沒有和政府進行尋租性談判，僅靠勤勞和智慧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獲勝的民營企業，才更值得人們尊重。
為何引起這樣大的社會關注？
郎咸平提出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早已為世人所知，但為何現在引起這樣大的社會反響？
根據新浪網的統計，有20萬多網民參加了網上調查，其中認為郎的文章“一針見血，分析精辟”的超過90%。而對郎的觀點提出質疑和批評的幾位學者，無一例外地遭到痛斥。社會學家孫立平就此打了一個比方——如果把郎咸平和張維迎雙方對立的觀點簡化一點的話，做一個調查，民企的老板絕大部分是支持張維迎的，下崗職工都會支持郎咸平。經濟學家張曙光說得好：這場爭論就是利益之爭！公平與不公平之爭！郎咸平之所以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一致認同，就是人民群眾確實感受到了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人民群眾確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社會學家的職業敏感似乎更能把握社會的脈動。孫立平直言，郎咸平的質疑之聲之所以激起這樣大的反響，可以說觸到了社會的痛處。這個痛處就是，社會轉型的巨大變革已經把貧富差距、強弱對立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弱勢群體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自身權利受侵害等問題孕育著強烈的不滿情緒。面對國企改革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作為國有資產法定所有人一份子的社會公眾，自然有強烈的心理需求，以宣泄心中不滿。而郎咸平敢為國有資產鼓與呼的做法，自然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的支持。
改革開放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每年一萬億元擴大到十多萬億元，但這二十五年的時間里出現了很大的不同，有人概括為，改革的前十年，所有人都得到好處，而后十五年，財富分配不均日益突出。
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其實也經歷著快速的社會轉型。這期間，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社會體制和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準則這兩大主題之間的張力不斷凸現出來，并和社會諸多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政府政策在平衡這兩大主題上進退失據。無論是國家政策的出臺還是社會主流媒體所表達的輿論導向，前一個主題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后者，可以說，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準則受到很大的漠視。強調社會公平的聲音要遠遠小于建設一個自由市場的聲音。
由此，思想界出現“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對立，其中前者更多地是站在社會中的強勢群體一邊，更加強調效率優于公平，傾向于用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效率問題。而后者則往往持相對立的立場。
“自由主義”對效率的推崇，雖然切合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訴求，但卻對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日益擴大的兩極分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公平問題漠然視之，而一味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單項途徑，特別是對中國現在所面對的公平問題的判斷過于簡單化。這更加重了人們的猜測，即一部分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派與經濟精英和企業界形成聯盟。
“新左派”則對公平問題密切關注，但就其產生的原因分析尚顯偏頗，其中一部分人對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發生質疑，主張回到國家社會主義的體制中去，強調國家再分配、強勢政府甚至是殺富濟貧的社會政策。就郎咸平提出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對立雙方各自可以從“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找到歸宿。
有學者認為郎咸平貿然地將民眾當前仇恨社會分配不公、仇恨國有資產流失的情緒引爆了，但公眾情緒失控的理由是存在大量的社會公正性的問題，這才是一場發生在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之所以引發如此眾多關注的主要原因。
MBO為什么大行其道？
近幾年，國企改制開始提速。根據國資委提供的數字，在目前已經完成改制的國有企業當中，約有半數企業都最終以經營者持股的方式實現改制。國資委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毅中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講話中透露，國資委剛剛結束對全國23個省、包括16個中心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改制成功的國企達85%。而在成功改制的企業中，采用管理層收購(MBO)方式的占一半。而且MBO 不僅在那些經營不善的中小國企中開始受到鐘愛，它已經延伸到許多上市公司中去，只不過采取“曲線策略”等更為隱秘的辦法。為什么MBO能大行其道？
國企改制在摸索中走了二十多年的路程。從廠長負責制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改革的步伐逐漸深入到產權層面。進入產權層面的改革，每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幾經反復，坎坎坷坷的。但MBO 作為國資退出手段之一，卻受到了來自企業管理層和地方政府的極大推動，雖然財政部曾經叫停過，但企業管理層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卻非常高。
從國企領導人來說，由企業的經營者轉變為企業的所有者，這本身就有巨大的誘惑力。況且國企領導人對企業自身的信息比任何人都清楚，并且可以控制企業的經營和財務，這使得企業領導人在同地方國資委商討MBO 收購方案時，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在MBO實際操作中，自買自賣、半賣半送、內外勾結、做虧再賤買等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行為層出不窮，因而在郎咸平眼里，“MBO是掠奪國有資產最好的辦法”。
業界最為關注的是管理層收購資金的來源問題以及專為MBO設立的收購主體---殼公司的投資資質。根據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對外投資不能超過其凈資產的50%，許多MBO案例因為收購價超越此界限遭到質疑。參與MBO的高管們被問及動輒數千萬乃至上億元的收購資金來源問題時，通常都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為了防止國有資產在MBO中大量流失，2003年3月，財政部緊急下發《國有企業改革有關問題的復函》，暫停和審批所有國有企業MBO，MBO“第一春”不得不黯然謝幕。同年6月之后，原來屬于財政部的國資管理職能整體移交給了新成立的國資委，MBO禁令漸有松動跡象。同年11月，國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正在起草規范MBO的法規；12月15日，國資委頒布《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確立了國有股權轉讓價格不能低于凈資產的底線。2004年1月8日，國資委發布《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暫行辦法》，對MBO行為進行了嚴格規范。分析人士認為，該意見標志著國資委審批MBO的解凍。
國資委頒布的《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要求實行管理層收購時的方案必須由出資人組織制定，中介機構必須由出資人聘請，而管理層不能像之前一樣自己聘中介、對具體方案也沒有話語權；此外，管理層必須回避整個收購過程的所有環節；同時管理層收購企業股份的資金不許來自本企業與本企業的擔保、或其他所有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還有，若該企業在改制前幾年經營業績連續下滑、且是因管理層經營管理不善導致的，那該管理層將沒有資格參與本企業的收購。
盡管國資委的規定言之鑿鑿，但一項涉及10萬億計的國有資產產權交易，僅靠一個政府部門的內部規定來規范，顯然失之草率。對于如此重大的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產權轉移，必須由全國人大出臺法律來規范。MBO實施中出現了法律法規滯后、信息不對稱、交易沒有公開等等問題，這些都必須加以更嚴格的規范。
打破國有資產低效率循環的怪圈
郎咸平對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深感痛心，然而總量從來看，近年來國有資產非但沒有減少，反倒大幅增加，甚至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02年國有資產總量突破1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2%。
國有資產總量不斷增長，除了政府投資的歷年累積、國有資產的經營性增值和國有土地的自然增值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仍然在利用國債資金、政策性銀行的貸款、國有銀行的貸款以及股票市場，大量構筑新的國有資產。僅國債投資一項，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就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8000億元，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國內需求。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實施抓大放小、國退民進的政策以來，政府逐漸從競爭性行業中脫身出來，但對于諸如金融、電信、石油、航空等行業，仍然通過設置行業壁壘、維持壟斷性高價格等手段，從公眾的額外支出中攫取壟斷利潤。而在許多本該由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國有資本卻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礎研究、基礎教育、公共衛生方面和在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建設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轉軌期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身份，即“過渡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和國家控制改革的控制器”。這種特殊的定位，使國有企業的效率具有特殊性，即從微觀層面看，如財務狀況、市場競爭力，是非效率的，但從宏觀經濟影響以及維持社會穩定來看，是有效率的。這種“效率悖論”恰恰是因為國有企業在過渡時期的特殊定位所決定的。國有企業肩負起這樣的社會功能，政府就必須對它進行直接的投資、控制和協調。而大規模持續的投資(主要反映在固定資產投資之上)直接導致了國有企業技術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而穩定經濟、控制社會穩定、提供各種福利和公共產品等宏觀效率功能定位決定了其微觀效率的惡化。
整個社會都要為國有企業的特殊定位付出代價。國有經濟目前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大約為60%，在銀行新增流動資金貸款中的比重大約為70%-80%。但是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與其所占用資產的比重很不匹配。如2002年，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占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的62%，但所實現的工業總產值卻僅占41%。
國有企業的微觀低效率不僅占用全社會資源，而且當資源耗費超過其維持社會穩定的收益時，政府從中退出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讓給經營者或其他經營主體，將是明智的選擇。從這個意義講，無論是抓大放小，還是從競爭性行業退出，政府都不是輸家。然而由于轉制過程中信息不對稱、暗箱操作以及法規不健全等因素，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嚴重，這也是郎咸平提醒人們捍衛國有資產要有緊迫性的原因。
這樣形成了一個國有資產的循環怪圈：一方面，政府不惜采取各種手段繼續構筑新的國有資產，包括財政直接投資、銀行發行國債、配套貸款等等；另一方面，國企改制中本屬于全體人民的國有資產又以極低的價格轉移到個人或其他經濟主體手中，形成社會財富的瓜分。這既體現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又造成巨大的浪費。
因此，從體制上來說，不堵死國有資產產生的源頭，而一味計較于國企改制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不能打破國有資產循環的怪圈。這就需要從投資體制上作改革。今年下半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轉變政府管理職能，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政府將主要從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角度對其外部性進行核準。把投資主體地位還給企業，使政府從經營性資產投資中脫身，這從源頭上初步理清了政府不再擔當投資主體的地位。
國企改制的公正與公平
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選擇，是從體制外的“增量改革”入手。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是因為先從體制外改起的“增量改革”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也就是說，當時的改革基本做到了在沒有人的既有利益受損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總量得到了提高。事實也是如此，肇始于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推進到1990年代中期的時候，在農村實行的是包田到戶，這增進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農業生產迅速提高；對企業進行的是放權讓利，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由此改進了企業的績效，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也大幅增長；同時在體制外允許開辦鄉鎮企業參與市場競爭，進入國有企業所沒有占領的市場空白地帶，促進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這時所有人都普遍受益。
可是，當改革進行到“體制內”，對既定利益進行重新分配時，問題出現了。當國企改制深入到產權層面，面對在法律上屬于全體國民的國有企業，企業內部的領導人、職工，企業外的政府官員、具備收購能力的企業家以及名義上還是企業所有人的普通大眾，處境各不相同。處于強勢地位的利益集團自然會推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而弱勢群體只能無奈地接受既定的利益分配結果。我們超越郎咸平所提的具體案例，從政策層面談論一般意義上的國有資產產權改革，其本質就是如何處置原來法理上屬于公眾的資產。
涉及既定利益的重新分配，首先要面對的是“應該怎么做”的問題，是改革的程序公正問題。這就離不開價值判斷。然而，建立一套所有人都接受的分配方案困難極大，在符合一致同意原則的改革規則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改革必須面對合法性的拷問的。郎咸平先生在對具體案例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的種種問題，實質上指向的是改革的規則問題。規則問題就是公正問題。在目前的改革進程已經由前些年的“帕累托改進”推進到了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重新界定的“非帕累托改進”的時候，可能有悖于社會正義原則的種種改革模式必然以各種名義粉墨登場。郎咸平從案例出發，提出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問題，進而對要不要改革、怎樣推進改革提出質疑。
繼續推進中國的產權制度改革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現實推行的任何產權改革措施都是合理的。在這個層面上，郎咸平先生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即改革過程中的規則公正問題。在現階段，類似于產權改革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失地農民問題、強制拆遷問題可能更為觸目驚心。無論是產權改革還是征地問題，其實質都是在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之后，把屬于全民所有的財富如何清晰地界定到個體的層面，在這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實現公正是第一位的價值目標。如郎先生的大聲疾呼，建立公正的改革規則，是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在國企產權改制過程中，黑箱操作、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難以遏制，程序公正的問題非常突出。由于沒有采取公開拍賣的方式，也沒有人監督產權交易中諸多細節的實施過程，國有產權在不明不白間變換了所有人。以股權轉讓方式對企業家的多年付出的人力資本予以補償，這一點并不錯，但在所謂市場化道路上，恰恰要讓公開的市場機制退出，而熱衷于內部交易，以低于市場公平價格出售。而同樣為企業付出過巨大人力資本的國企職工，又能得到多少利益補償？“買斷工齡”，“減員增效”就是對付這些職工的辦法。
各級政府作為國企產權交易的出讓方，不應將國有資產一賣了之。對于出售國有企業的收益，政府決不能再去投資新的項目，構筑新的國有資產，而應當用于充實社保資金，實現對弱勢群體的補償。但現實中，地方政府并不能做到這一點，而仍然熱衷上項目，吸引投資。
十多年前，鄧小平提出不爭論，大膽試，錯了就改，生動體現了改革的迫切性；十多年過去了，當國企改制涉及到利益分配不公的時候，出現這樣一場爭論是非常有意義的。當我們把曾被忽視的社會公正和公平問題放在更高的位置，把體現公眾利益的法制法規引入到國企產權交易的規則中去，則更能平穩地推進改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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