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若干問題的思考

　　立刻注冊新浪免費郵箱，激活1G空間

　　劉國光　

　　——在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4年秋季座談會上的講話

　　 編者按：10月10日，中國社科院在京召開“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4年秋季報告會，由劉國光、王洛林任課題總負責，李京文、劉樹成、汪同三任執行負責人，汪同三、 沈利生、萬東華執筆的《2004年秋季報告》受到參會各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和學者的高度重視。本文是中國社科院顧問、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在會上所作的主旨報告，由本報獨家全文發表。

　　一、 宏觀調控是一個中性的概念

　　去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周期。某些部門投資過度擴張，引發經濟局部過熱現象。為應對這一局面，保持國民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政府實施了新一輪宏觀調控措施，近幾月已取得一定成效。在實施新一輪宏觀調控措施過程中，人們有種種反應，其中不乏對宏觀調控的誤解，把宏觀調控的概念弄得面目全非，需要加以清理。僅從報刊上舉一些例子，如：

　　“去年下半年，中央開始實施宏觀調控，當時一些地方的企業，認為這會喪失加快發展的難得機運。”

　　“現在一講到宏觀調控，有一種誤區，好像要把發展停下來似的。”

　　“從全國來講，有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對于××來講，應該說是偏冷。現在要與那些的確過熱的地方一樣開始降溫，而宏觀調控擠壓引起的停頓，可能要用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重新升溫”。

　　這里舉的一些說法，是把宏觀調控認為是一種緊縮性的，限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這顯然是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誤解。當人們了解到在此輪宏觀調控中，在抑制一些部門的過度投資的同時，還要支持農業、西部、能源、交通等領域的發展，而且對受限制發展的行業的品種項目也不一刀切時，才明白過來，宏觀調控對各地的發展也是一種機遇。

　　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是在認識到此輪宏觀調控過程中有保有壓，有退有進的意義之后提出來的。比如說，現在“一方面要宏觀調控，一方面要注意發展”，把宏觀調控與發展經濟作為對立的范疇，好像宏觀調控的功能只在緊縮與限制，而不是發展，所以要在另一方面同時要有發展的措施。在討論銀行信貸調控問題時，出現“已經列入宏觀調控對象的行業”要“實行行業信貸總量與企業貸款額度的控制”，而對于瓶頸產業與短線行業，沒有說列入宏觀調控對象的，就要積極支持其發展。好像列入宏觀調控對象的就要緊縮抑制，沒有列入的就要積極發展，還是把調控與發展對立起來。發改委經濟研究所一位同志在最近一次座談中指出，“宏觀調控應該是一個中性概念，它不等同于緊縮，更不是全面緊縮”，我以為這說到了點子上。事實上，宏觀調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與發展，緊縮與擴張，后退與前進幾方面的內容。宏觀調控與發展的關系，體現在宏觀調控既有直接刺激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也有間接通過限制一些領域的過度擴張為整個經濟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措施。所以有人說“宏觀調控的立足點是為了發展，為了更好的發展”，這個說法是不錯的。宏觀調控包括直接促進發展和間接促進(通過消除不健康因素)發展這兩個方面。這里用得著局部利益照顧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從長期利益，用較小的損失避免重大損失等道理。

　　另外，在宏觀調控延續的時限上也有誤解。杭州市肖山區有一位民營企業主，大概是感到宏觀調控妨礙他的企業發展，發問道，“國家的宏觀調控到底會調多久”？有的經濟學家對目前宏觀調控要“持續多久”的提問，回答說“從目前的宏觀調控效果看，預計到明年底將結束”。這也是把宏觀調控僅僅當作對付經濟過熱的緊縮性政策來說的。其實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熨平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平穩協調發展。市場經濟有波動，是永遠客觀存在的。基于這種波動，宏觀調控隨時隨地進行著，沒有停止結束的時候，只有依治理波動情況之不同而有階段性之分。宏觀調控既有緊縮為主的時候，也有以擴張為主的時候，依宏觀經濟形勢變化而異。一般說來，宏觀經濟形勢有三種情況，宏觀調控也有三種情況。一是在總需求小于總供給，或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時，或物價水平一路走低時，要進行擴張性的宏觀調控。二是情況與上相反，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或實際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或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就要實施從緊收縮的宏觀調控。三是中間狀態，當總需求與總供給大體相當，物價總水平在正常區間移動，宏觀調控就要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時經濟也會存在不平衡不穩定因素，多起因于經濟結構的不協調，宏觀調控就要采取“有壓有保”、有緊有松、松緊適度、上下微調的方針，來維護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這里的中性宏觀調控政策是階段性的，是區別于緊縮性為主的調控政策和擴張性為主的調控政策作為階段性政策來說的，這與前面講的“宏觀調控是中性的”角度有點不同，后者沒有階段性特征的含義，但點出宏觀調控概念本身可緊可松也是正確的。

　　二、 我國宏觀調控的演變

　　以上是市場經濟下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政策變化的一般情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初步形成約在20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1978年前是計劃經濟。1978年到1992年是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過度，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1992年以后到現在進一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度，市場經濟因素逐漸增加。經濟波動不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都會周期發生，雖然規則不盡相同。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宏觀調控，但不叫“宏觀調控”，它屬于政府的宏觀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管理和綜合平衡中。計劃平衡具有用行政手段約束經濟過度擴張的功能，但更多時候它敵不過公有制下的財務軟約束和投資擴張沖動，而且計劃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為發動過度擴張的根源，致使經濟長期陷于劇烈波動中。這個情況隨著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過度而趨于緩和，但在賣方市場消失前，計劃平衡(80年代后期開始稱做“宏觀控制”)基本上是以通貨膨脹為斗爭對象，以周期性的緊縮為特征；但隨后又往往自動放松，讓位于擴張過程，經濟很難實現“著陸”，常常處于將著陸又重新起飛的狀況。

　　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度以后，市場經濟意義的宏觀調控逐漸走上歷史舞臺，1993年到2003年，中國經濟走過兩輪正相反的宏觀調控。一輪是針對1992年的經濟過熱，從1993年起實施的緊縮型的宏觀調控，大約持續到1997年；一輪是針對1997年經濟偏冷(由于國內供需格局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和國外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不足)，從1998年開始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調控。相比較以往歷次對付經濟波動采取行政性的直接控制的手段而言，這兩輪調控比較主動的采用了間接的經濟手段。前一輪調控盡管初期采取較多的直接行政操作方式，以治理當時混亂的金融秩序，但后期逐步更多運用緊縮的貨幣供應、利率杠桿、從緊的財政政策，以及財稅體制改革等，以達到控制總需求的目的。后一輪調控更鮮明地采取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謹慎從松(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解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問題。這兩輪宏觀調控都成功地對經濟過熱和經濟偏冷進行了治理。前一輪緊縮性宏觀調控使GDP增長速度由1992年的14.2％，降到1997年的8.8％，CPI年上漲率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7年的2.8％，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后一輪擴張性的宏觀調控使GDP增長速度由1998年的7.8％提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上半年的9.7％，使CPI指數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2004年上半年的3.6％，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上升周期。

　　三、 此輪宏觀調控轉向“中性”政策

　　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伊始，就碰到一個特殊的形勢，既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來治理；又不同于前幾年經濟偏冷和經濟緊縮趨勢，需要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治理。現在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率還在潛在增長率的范圍以內。從經濟運行來看，當前既有局部過熱，特別是一些部門投資過多的現象，又有總體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前幾年，為對付通貨緊縮趨勢，我們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實質上是從松的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用赤字國債來擴大內需。穩健的貨幣政策所以叫穩健，實際上在松動銀根，支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防范金融風險。現在通貨緊縮趨勢已經淡出，嚴重膨脹趨勢尚未形成，在此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宜采用“中性”的政策。由“從松”轉向“中性”，就要適當收緊。我在去年10月社科院形勢分析會上就已提出這個主張。目前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在減弱，赤字國債在減少，建設支出在推遲，財政支出的方向在調整。財政部長金人慶不久前說，財政政策是向“中性”轉變。穩健的貨幣政策也要“適度從緊”一些，貨幣政策委員會認為，“適度從緊”是穩健的貨幣政策現時的取向。其實相對于過去從松的穩健貨幣政策來說，現在的貨幣政策也是一個中性的調控政策。因為“適度從緊”就不能太緊。所謂不能太緊，就是說不能像治理嚴重通脹時采用的剎車手段。因為目前的宏觀經濟問題雖說有總量的問題，但主要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既然主要是結構問題，貨幣政策就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收緊。對一些局部過熱的環節，對一些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投資，要“削峰”，壓縮。而對一些消費熱點，有市場有效益的產品和企業，以及需要加強的薄弱環節，如農業、能源、交通、環保等還要繼續支持其發展，就是對一些限制的行業如鋼鐵，也要支持其薄弱品種產品的發展投資。所以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不能太緊。今年貨幣供應增幅的調控目標，M1、M2都是17％，信貸規模增長調控目標是2.6萬億人民幣，低于上年貨幣增長20％，貸款增長2.8萬億人民幣的實際水平。從今年2.6萬億人民幣的新增貸款，17％的貨幣增長目標來看，這個速度是不低的，新增2.6萬億元是歷史上新增貸款的第二高，增速也大體上高過了1997年以后實現的貸款增幅，因此從全年貸款增幅目標來講，仍然是適度的，可以保持國民經濟適度增長，不是一個過度緊的調控目標，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認為，現在所稱的“適度從緊”的貸幣政策也是一個中性的宏觀政策。今年6、7月份后，廣義狹義貨幣供應增幅已跌落到今年調控目標以內，由于信貸壓縮過快，有可能出現信貸供應低于經濟增長所要求的信貸供求的增長量。從投資過度擴張部門減增的資金，應當用于充實投資不足部門，及補充正常的流動資金需要，以保證國民經濟平衡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

　　由上述可知，不僅財政政策，而且貨幣政策都要采取“中性”的調控取向。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如前所述，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從以前治理通貨緊縮時期的適度從松的宏觀調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調整，客觀上具有從緊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門過快的投資需求和作用。但實行中性政策的意義還不止于此。首先，對于一些投資過熱的行業，如果不能通過政策調整及時控制，就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同時，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因為沒有最終消費的支撐，又會引起通貨緊縮。可見，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質上是要“雙防”，既防止通貨膨脹苗頭的滋長，又預防通貨緊縮趨勢的重現。其次，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是對當前比較突出的結構問題的對癥之藥。對鋼鐵、水泥等投資過熱的行業從緊，對農業、西部開發、社會事業、生態環保，對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加大支持力度，既堅決控制投資需求擴張，又努力擴大消費需求。上下微調，有松有緊，松緊適度，就能逐步緩解和克服當前比較突出的瓶頸制約和結構問題，延長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保持中國經濟這艘大船平穩較快地航行。

　　四、 質疑“中國經濟將實現‘軟著陸’”

　　近來，在關于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討論中，不時出現“中國經濟將實現軟著陸”的預測。我覺得這種議論目前有點不著邊際。我在1997年《論“軟著陸”》一文中說，“軟著陸的經濟含義是：國民經濟的運行經過一段過度擴張之后，平穩地回落到適度增長區間”，“經濟增長率逐步平穩地回落到適度區間，物價上漲率也回落到適度水平。顯著地降低物價漲幅的同時，又保持了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軟著陸的前提是經濟中發生了超高速增長和物價超高幅上漲。目前中國經濟只是鋼鐵、水泥、房地產、城建等一些部門投資過度擴張，引起了某些生產資料的供應緊張，價格猛漲。而農業、西部開發、環保、社會服務和保障等等一些重要部門投資不足。消費需求沒有跟著膨脹，消費品物價漲勢遲緩，不存在整個經濟超高速度增長和物價超高幅度上漲的問題。中國現時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約為9-10％，而實際增長率去年為9.1％，今年上半年為9.7％，大體還在合理的增長區間。通貨膨脹的代表性物價指數是居民消費品物價指數CPI，1-7月份CPI同比上漲3.8％，7月份同比上漲5.3％，由于有去年非典物價指數偏低的影響，所以消費品價格才顯得有些高。但月環比指數近幾月卻在下降。消費品價格主要因為糧食價格恢復性上漲，帶動了物價上漲；如果扣除糧食價格因素，“核心消費品價格指數”只有1％到2％，價格也在合理區間移動，離嚴重通脹尚遠。上次經濟全面過熱時，1994年經濟增長率達14％以上，物價上漲率達24％以上，經過成功的緊縮性調控，才有了1997年的“軟著陸”。目前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都在正常區間，那就沒有什么“軟著陸”的問題。我們目前的問題是削減鋼鐵、水泥等過度投資部門的投資規模，緩解煤、電、油、運的瓶頸制約，同時要逐步增加農業、水利、能源、交通、環保等投資不足部門的投資，使局部經濟過熱降溫，使結構扭曲得到校正，從而熨平上升的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趨勢，使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這也是“中性”的宏觀調控用意之所在。

　　因此，如果說有什么“軟著陸”的任務，那我們就限制在投資過度部門和相應部門，實行這些部門投資的“軟著陸”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要輕易地講我國整個經濟的“軟著陸”，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不存在這個問題。

　　更不要把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鎖定在原定的7％的目標，現在再提7％有點不合時宜，因為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已接近10％，如果全年目標仍鎖定在7％，那就不是中國經濟“軟著陸”，簡直是直線下降的“硬著陸”了。按照這個目標調控今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會使中國經濟發生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自覺地執行中性的宏觀調控政策，我們一定能夠把去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拉長，實現經濟增長率9％左右，物價上漲率3-4％左右。當前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綜合考慮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斷有力，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注重時效。各部門、各地區只要全面、準確，積極地理解和貫徹中央加強宏觀調控的方針政策，就一定能夠消除經濟發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國民經濟朝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