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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形成的匯率機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改革壓力，不是由于美國人的施壓，而是源于中國發展的需要
□記者 寧南
一個美國民間組織打亂了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步伐。短短一周之內，人民幣升值壓力
再顯3個月前的高熱度。
9月10日，由美國制造業主、服務供應商和美國勞聯-產聯(AFL-CIO)組織的中國貨幣聯盟向布什政府提出申請，要求調查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是否違反美國貿易法，是否傷害了美國的工商業者。
但僅僅幾個小時后，布什政府就拒絕了這個勞資組織提交的200多頁的申請，同今年3月份一樣，不認為有必要動用301條款調查中國匯率問題。此舉當即惹惱了勞聯-產聯和許多美國保守組織，加上“隨機應變”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的推波助瀾，使原本對中國匯率問題注意力越來越低的國際輿論突然“發飆”，人民幣重新被“烤”在火爐上。次日，美國財政部長斯諾也不得不轉了180度，委婉指出中國需要采用更靈活的匯率。但隨后一周內，中國央行副行長蘇寧、央行行長周小川和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相繼發出措辭強烈的反應，堅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不動搖。
事實上，這樣一個“吵架”局面遠非中國金融高層期望的結果。今年5月份以來，中國政府在匯率問題逐步與國際社會達成共識——人民幣貿然升值不利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人民幣升值壓力劇減。隨后從金融高層透露出的消息也顯示，中國政府開始暗中著手對匯率問題進行改革。
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天津調研期間指出，盡管貨幣供應量M1、M2和新增貸款增長速度已經回落到比較合理的水平，但外匯占款繼續高速增長，基礎貨幣投放仍然較多，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間接對當前的匯率機制對貨幣政策的反沖作用表示了不安。
在8月初，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在一個非正式場合發表演講，也提醒中國外債增長加快，短期外債比例已超出25％的國際警戒線，有必要加強關注。截至去年底，我國外債余額1936.3億美元，比2002年末增加222.8億美元，增長13%。其中短期外債余額770.4億美元，占外債余額的39.8%，比2002年末增加212.5億美元，增長38.1%。
不過，有意思的是5個月前的3月9日，針對同一數據，郭樹清對我國外債安全曾樂觀地表示：“中國有足夠的清償能力來保證外債的支付，外債風險總體上是可控的�！碑敃r他的解釋是，國際上一般采用外匯儲備與外債余額的比率，以及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余額的比率，來衡量一國的外債風險。認為“中國這兩個指標都在安全線以內”。
郭樹清的這一態度變化，或者說明短短5個月內中國外債安全系數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或者意味著強調短期外債的風險還有著其他深刻的政策背景。
為此，在8月下旬一位政府金融官員給《商務周刊》的解釋是：“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大減小的環境下，我國匯率制度出現了比較好的改革機會，有可能加快改革進程。之所以強調短期外債的壓力，實際所指是現行固定匯率制度對國內宏觀經濟目標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掣肘’。”這在相當程度上表明金融監管層對推進匯率改革的迫切。
自1994年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匯率機制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皢我弧敝溉嗣駧艑嶋H上只盯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動”，指貨幣當局并不承諾明確的匯率目標，而且可以酌情進入外匯市場買賣外匯，其頻率和幅度也無需預先界定。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人民幣與中央銀行所關注的美元之間的匯率僅有微小變動。加上嚴格的資本管制和外匯市場管制，貨幣當局可以對外匯供求和匯率水平有決定性影響，保證匯率水平根據整體宏觀經濟需要保持穩定或者是靈活調整。這種“單一盯住制”的積極作用是幫助穩定了市場預期，進而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和資本引進以及經濟增長。
但這種匯率制度弊端也是明顯的。2001年以來，國際上出現了“中國在輸出通貨緊縮”和“人民幣升值”的論調，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開始出現升值壓力。尤其是美國“9.11”后，中美兩國利差出現反轉，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低于中國利率，對于投機者來說，出現了利差與匯差的雙重套利機會。這種勢頭一直延續到今年上半年。
而且，由于是固定匯率制，當國際收支出現大量順差時，貨幣當局就要增加人民幣的貨幣供應量，來對沖大量的外匯，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卻會造成物價上漲。比如僅2003年，我國外匯儲備就增加了1600億美元，為了對沖，央行外匯占款相應應該增加1.32萬億元，央行不惜斥巨資干預市場，用人民幣從商業銀行大量買入美元，然后再向商業銀行發行短期票據，從流通領域回籠資金。頻繁時期，央行差不多每周都要進行兩次這樣的操作。由此，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甚至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就會面臨內外均衡的沖突。
國內外相當多的機構基于各種目的，都對中國的匯率改革進展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國應盡快放開人民幣匯率，實現自由浮動。但包括中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把匯率改革的問題限制于僅僅是人民幣的自由浮動，那么這場改革可能就是“死胡同”。郭樹清強調，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肯定是市場導向的，但也決非簡單地“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他特別指出：“匯率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能簡單地視為人民幣的幣值重估。保持人民幣基本穩定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利，但穩定不表示沒有浮動，我們希望一定的浮動，但要控制易變性，控制危機。”
某金融官員在采訪中向本刊記者解釋了這一觀點的含義，“無論是浮動匯率還是固定匯率，并沒有一種絕對保險的機制。由于中國正在全面參與國際競爭，浮動匯率制應該是一個方向，而固守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矛盾。”
事實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若谷，9月12日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企業高峰會上明確表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由較窄的浮動匯率區間向寬泛的浮動匯率區間過渡�！彪m然他不知道此舉要耗費多長時間，但中國匯率制度肯定會朝著更靈活的方向前進。
一個明顯的信號是9月3日有消息透露，中國將發行規模更大債券。市場人士估計，發行規模可能介于20億至25億美元之間，其中美元計價債券10億美元，剩余為歐元計價債券。發行歐元計價的債券似乎暗示中國將加快采用一攬子貨幣來確定匯率。也就是說，匯率可能不再只盯住美元。
有理由相信，此次國際上掀起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可能與以前一樣——“雷聲大雨點小”，而且在中國政府與外界也不會出現去年那樣“劍拔弩張”的局面。但中國匯率制度的改革肯定會加快，因為現實已經非常清楚，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健康迫切需要一個更靈活的匯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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