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G7的雙向選擇 在參與和接觸之間

　　何帆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目前暫時不宜考慮參加首腦峰會，但可以通過部長級會議加強和G7的聯系。

　　G7：一個非制度化論壇

　　G7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只是一個非制度化的論壇，主要由“具有相同意向的國家”的領導就重大國際問題交流看法，達成共識。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各國之間政策協調的加強，G7已經逐漸演變為一個多層次的體系。

　　在G7機制中，首腦峰會是最關鍵的。首腦峰會的成功關鍵在于首腦能夠擺脫官僚體系的束縛，直接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和磋商。正如英國首相Callaghan在1976年說，“參加會議的代表少而精，我們并不是相互發表演說，我們坦誠地交談并盡量簡要，這樣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

　　G7各國輪流主持峰會，峰會的東道國可以設立自己的議題，這使得峰會能夠更鮮明地顯示出東道國以及東道國首腦的色彩。各國提出的議題差異很大。每次均會有新的議題被提出。不過，程序性的新議題更容易得到通過。G7峰會也給了首腦針對危機事件提出迅速反應的機會。比如1996年里昂峰會之前沙特阿拉伯爆發了針對美國公民的恐怖事件，克林頓于是提出要對恐怖分子進行嚴厲譴責。

　　首腦峰會的議題通常由首腦的私人顧問進行相互磋商，一般來說，私人顧問手下有兩個助手，一個來自外交部，一個來自財政部。另外會有一位來自外交部的政治指導。各國首腦的私人顧問每年定期會晤磋商，他們彼此之間非常熟悉，也熟悉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經濟狀況，因此更容易提出能夠被各方接受的議題。私人顧問和首腦均花很多時間籌備會議，但是他們很少關心在會議之后協議的落實和執行。

　　隨著G7的進展，部長級會議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其中包括環境部長會議(由Kohl倡議)，勞動部長會議(由克林頓、布萊爾，Chirac倡議)，能源部長會議(由葉利欽倡議)，內務和司法部長，以及教育部長會議(2000年由施羅德倡議)等。除了財政部長會議，大多數部長級會議均包括俄羅斯。

　　部長級會議的包括范圍相對要靈活。G7的部長們經常邀請非G7／G8國家的部長參加有關問題的討論。比如，在討論1999年6月的巴爾干穩定，以及在討論科索沃危機的時候，外交部長會議均邀請有關國家參加。財政部長會議創造了G20，其中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一起討論IMF的改革問題。

　　部長級會議對于G7也非常有意義。對于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比如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后討論的國際金融秩序重建問題，主要由各國的財政部長提出，再由首腦批準，首腦對財政部長的議案沒有任何修改。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首腦也會敦促部長會議達成某種協議，比如就完成烏拉圭回合問題，首腦在1990休斯頓、1991倫敦和1992年慕尼黑會議上均承諾要在當年年底完成談判，1993年東京會議前夕，首腦敦促各國的貿易部長加快談判，為1993年年底完成談判進行準備。相對于首腦會議而言，部長會議更注重協議的落實和執行。

　　國際組織如OECD、IMF、世界銀行和WTO的作用非常重要，因為落實首腦峰會的任務經常落在它們頭上。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G7對國際組織有著很大的支配權。1990年代之后這種情況略有改變。同時，G7也認識到很多問題缺乏專門的國際組織去落實，比如毒品和反洗錢問題，所以這也是召集部長級會議的一個原因。

　　中國與G7：加強進一步聯系的建議

　　中國是否應該成為G7／G8的正式成員，國際學術界對此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應該加入。加拿大學者John Kirton認為“目前經常被提到的潛在進入者，如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等，如果想要加入，只有當其變為持久的市場導向、民主化的大國之后，才能接受整個體系的觀點、責任感并具備對世界秩序作出貢獻的能力”。英國外交官和學者Nicholas Bayne認為，G7主要解決發達國家內部的雙邊互惠問題，不適合中國參加。美國前財長Jeffrey Sachs建議G7擴展為G16，但是其名單里并沒有中國。其名單包括巴西、印度、韓國、南非甚至尼日利亞、智利和哥斯達尼加。在經常被提到的下一個候選國中，印度和巴西名列前茅。印度是因為其實行了民主制度，巴西是因為其地理位置優勢(如果印度加入則亞洲有兩個成員)。

　　中間派認為，中國不宜加入，但G7／G8應該加強和中國的聯系。美國學者William Whyman認為，如果把中國等國家置之門外，這些國家所貫徹的開放、多邊的貿易體系，以及其國內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可能不會保持。他說，“如果G7重新強調對國際經濟秩序的修改，那么吸納發展中的大國如中國、印度和巴西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最后一派建議接納中國，同時建議將G7重組。美國學者W. R. Smyser早在1993年就建議應該吸納俄羅斯，然后就是中國。但是他認為中國不應該參加財政部長會議。1996年里昂峰會之前，Brzezinski建議成立G11，即接納中國、印度和巴西。1998年Bergsten在克林頓訪華之前認為，中國應該加入財政部長會議而非首腦峰會。加拿大學者Peter Hajnal認為，未來將出現核心層和外圍層，核心層為美歐日G3，外圍層為原來的G7加上巴西、印度、澳大利亞、南非和尼日利亞。加拿大經濟記者David Crane認為，應該重新組成G5，即美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中國。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對于如何進一步加強和G7的聯系，我們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目前暫時不宜考慮參加首腦峰會，因為正式參加首腦峰會意味著對我國的外交戰略作出本質性的調整，由于其他首腦會議很多，加入G7的相對重要性也不大。國外學者在考慮中國是否應該加入的時候，更多地考慮的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理念是否和G7一致。如果G7邀請中國加入，估計將會著重在一些過去難以通過其他途徑爭取中國合作的問題上展開討論，因此需要慎重。

　　第二，可以通過部長級會議加強和G7的聯系，其中財政部長會議尤其重要，因為財政部長會議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如防范金融危機，改革國際金融秩序都和我國有密切聯系。最近，中國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和G7的副部長、副行長級別的接觸已經開始，中國官員就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闡述了我方立場，起到了較好的溝通作用。

　　第三，在目前的情況下，G20仍然是我們和G7之間交往的一個緩沖地帶，應該充分利用G20，加強和發展中國家的協調，加強和發達國家的溝通。尤其是應該加強和其他發展中大國的合作。是否可以考慮倡議建立G7＋3財政部長會議，即G7加上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可以彌補G20中成員過多造成交易成本過高的缺陷，也有助于彌補G7＋1機制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處于少數派的缺陷。

　　第四，提高中國提出議題的能力。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時候，一國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提出議題的能力。由于中國缺乏相應的經驗和準備，在過去參與相關的國際談判時往往處于被動狀態，或是僅僅能就原則性的問題發表一般性的討論。今后應該加強對G7和G20的研究，同時還必須對財政部長會議上可能提出的針對中國的問題及早進行準備。在提出有關的提案時，中國不應該僅僅關注和本國利益有關的問題，也應該更多地主動提出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議題，如何管制全球投機資本的流動、如何改革IMF的貸款條件性、G3貨幣頻繁波動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的不利影響，等等。

　　第五，加強國內的能力建設和政府改革。國際談判的大部分準備工作是和國內各個部門的協調。但是，在參與國際談判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部門利益導致的部門保護、信息阻隔和誤導，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政府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調也是導致中國在參與對外談判時難以有效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深層次講，這需要對中國的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有更明確的定位。應該突出財政部和央行在宏觀政策決策中的中樞地位。建議財政部牽頭，定期召開包括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交部等部委的聯席會議，共同制定政策。從中長期來看，應該考慮財政部相應職能的調整，以便適應進一步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要求。

　　(原文8000字，即將發表于《國際經濟評論》9-10月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