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高官出訪表明近期不動匯率 而加息漸迫切

　　本報記者　何華鋒　陳宜飚　香港報道

　　10月1日，金人慶和周小川的華盛頓之行牽引了全球的目光。

　　中國首次派出兩位重量級財經官員———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參加西方七個發達國家(G7)的財長與央行行長的高峰會。邀請人正是此前曾經揚言要向中國匯率施壓的美國財長 斯諾。

　　在西海岸，中國的國慶長假使得敏感的匯率話題暫時擱置起來。有香港經濟學者甚至輕松地說，銀行家們可以安心休長假。中國真的要動匯率，選擇在周小川和金人慶訪美之后，應該不是一個好時機，這會給人留下中國讓步的不好印象。

　　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據此判斷，周和金的出訪，恰恰表明中國近期不會動匯率。而且，他大膽預測，匯率不動，那么利率呢？“加息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

　　如何動匯率？

　　10月1日，G7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白天的正式會議結束后，晚上與中國貴賓共進晚餐，而人民幣匯率依舊是最主要的話題。

　　西方國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愈顯重要，人民幣匯率的機制正在全球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直在那里，“但已不如一年前強烈”，這是美國媒體觀察到的微妙而重要的變化。

　　去年底，G7在迪拜的會議強烈呼吁人民幣升值，今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的會議也作出強烈的呼吁。

　　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一份報告中，亦呼吁中國放棄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IMF認為，調整匯率有助于緩解國內通脹壓力，而且，地區和全球經濟強勁復蘇，中國出口強勁增長，為調整匯率提供了絕佳時機。

　　IMF還擔心，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幣值低估，可能危及全球經濟的平衡。美國大量消費亞洲生產的商品，導致逆差大增，最終可能會影響美元的穩定，令全球貨幣體系產生動蕩。

　　金融市場也對周小川和金人慶的美國之行作出反應。9月28日，人民幣一年期的不可交割遠期匯率是升水2350點，即預計12個月后，美元兌人民幣會從目前的8.28升至8.043。

　　但中國頂住了壓力。一方面積極研究改進匯率形成機制，另一方面加強了與西方的溝通。

　　9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會見外賓時強調，“我們將從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穩妥地推進這項改革。”

　　事實上，西方國家也并不一定期望中國作出具體讓步承諾。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國財政部官員話說，中國不可能在G7會議上宣布任何政策變化。過去一個月，反而是國內重新關注起匯率問題，一些專家甚至猜想，中國會出其不意地讓人民幣升值。

　　到二季度，國內主要討論加息問題，冷落了匯率的爭論。但大約一個月前，因為宏觀調控顯出了成效，支持不加息的意見占了上風。此時，一些專家就提議，不妨出其不意調整匯率，“遲動不如早動”。

　　人民幣會在未來幾年內升值，是一種市場共識。但調整的路徑，卻還在摸索當中。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鐘偉認為，現在調整匯率至少有幾個好處，一是減少油價高企的不利影響，石油價格漲至每桶40-50美元的高位，令中國的進口石油成本大增，而且，可能帶來成本推動型的通脹，二是緩解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窘境。由于人民幣幣值較低，中國出口商互相壓價的情況嚴重，進口成本提高，出口成本下降，令中國少賺很多外匯，而中國的低價影響到外國競爭者的生計，又引起他們的抵制。日前，西班牙爆發焚燒中國鞋的惡性事件，就是一例。

　　然而，金人慶與周小川G7高峰會之行顯示，這些猜想已然落空。

　　國慶長假是加息好時機嗎？

　　如果匯率不動，中國在今年的最后一個季度加息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這是近一周以來在國際投資分析師中占主流的聲音。

　　4月開始的宏觀調控，在運行5個月后，發現了新情況：企業從銀行體系的正規渠道得不到資金，轉而向民間的黑市融資，資金體外循環的現象正在出現，影響了宏觀調控的效果。

　　摩根大通日前的一份報告稱，信貸和固定投資出現矛盾現象。6-8月，一方面貸款已經連續三個月低于央行的目標區域，但另一方面，固定投資在第二季度調整后，在7和8月出現反彈，新上馬項目顯著增加。

　　該行分析了固定投資的資金來源后發現，2004年頭8個月，雖然銀行貸款同比增長率20.4%，已經明顯下降，自籌資金同比增長還是高達37.9%。在浙江、福建、重慶等地。

　　越來越多的個人投資者，為了尋找更高的資本回報，直接將錢借給因向銀行借不到錢而陷入困境的地產開發商。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估計，從7-8月份的金融數字看，大概有1000億-1400億人民幣流向非正規的資金渠道。而出現這種資金“體外循環”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個市場沒有監測和監管，如果出現壞賬，可能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和金融風險很大。

　　這一現象的根源是目前的負利率環境。摩根大通的觀點是，雖然中央政府希望控制投資和信貸增長，但是，貸款已經出現負利率，對固定投資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中國經濟對利率并不是不敏感的。而黑市資金的來源，正是中國老百姓嫌銀行利息太低，以腳投票，希望到市場上尋求更市的回報。摩根大通得出結論，負利率的環境不可持久，利率正常化必須進行。

　　該行預測，到2005年底，中國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利率會調高1.5%，存款利率調的幅度會低一點。如果中央決定加息，實際上國慶節的長假會是一個絕佳時機，可以在1日或者2日宣布加息決定，在剩下5-6天的假期里，市場有足夠的時機去消化信息、思考對策，“等人們結束假期，就可以比較理性地行動了”。

　　歐美仍會聯手施壓？

　　在7G高峰會的前一周，有美國媒體報道分析，美國不像以往那樣對中國施壓了，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幅度較大，部分減少了匯率壓力。有人據此預計，G7會議上中國不會受到為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專家何帆同意“壓力減小”的說法，但他認為外電的報道在邏輯上并不嚴密。他指出，盡管中國今年才由央行行長及財長參與對話，但實際上去年中國的副部長級對話就已經開始了，這有助于減輕美國國內特別是國會對中國的壓力；另外，其他一些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因素也在減弱，比如美聯儲的升息等。

　　“中國近期在資本項目方面主要是做整理工作，只是把一些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控制的項目開放。”何帆稱，“以往外匯管理局曾有過放松外匯管制的方法，例如允許出國旅游和留學的人購買更多的外匯，以期通過對美元需求的上漲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實際效果卻與預期并不一致，國人購買外匯并不是非常踴躍，主要還是當時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比較高，所以靠放松管制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并不是最根本的做法。”

　　但是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拉汗(Edward M.Graham)不認為美國會就此放中國一馬，“從美國財政部角度來看，它始終希望中國對人民幣進行重新估價。”

　　他同時警告說，歐美聯手對中國提出放開匯率的要求是“可以想像的”。他解釋說，對于英國和加拿大來說，或許這個問題并不重要，但對于法意德三國來說，它們同處于歐元區，歐元已經對美元升值了，而人民幣的相對貶值對于歐洲國家的對華出口來說是相當不利的，同時也使得中國的商品進入歐洲市場比進入美國更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跟美國持相同的立場，會與美國結成同盟，共同促人民幣升值。

　　G7后是什么？

　　中國此次獲美國邀請參加G7部長會議引起了各方熱烈討論，但中外學者對中國獲邀的解讀并不完全一致。

　　9月29日，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員亨寧(CRandall Henning)接受了本報記者的越洋電話采訪。據他介紹，G7部長會議經常在變化，“最近的一個變化就是，它經常會邀請俄羅斯，”亨寧說，“但這種做法并不固定，俄羅斯并不總會受到邀請。”亨寧的介紹間接否認了G7已經成為G8一說。此外，G7部長會議每年都會邀請IMF的執行首腦參加，在歐盟成立后，它開始和歐洲委員會會晤，近5年來歐洲央行行長已經是會議的常客。

　　何帆指出，G7集團會議的一個最大弊病是：缺乏一個落實政策的執行機構。“沒有人去執行，這是它最大的一個問題，它連秘書處都沒有。”G7存在一個主要問題是，它已經落后于世界大形勢。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發展勢頭很猛，而發達國家發展緩慢，相對的力量有所減弱。但這種趨勢并沒有反映在G7的會議或是決策機制中。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也認識到，為了保持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不能不顧及新興市場國家。在這種考慮下，G7才成立了一個G20，里面既有新興市場國家，也有發達國家，作為G7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的一個輔助機構。“明年G20將在中國召開，這就顯示一個信號，隨著形勢的發展，G7已經有點落后于現在的形勢。”何帆說。

　　對有人談到用G20代替一個更小的G4或是G7集團的作用，亨寧教授說，G20太大，不容易使意見統一，同時也不容易進行一些保密性質的討論，“它更會像一個公開的會議。我覺得如果中國加入其中，同時G7變得更小規模，比如成為G4或是G5，它仍舊會很重要”。

　　格拉汗教授也認為，“在美國，大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G7并沒有充分代表亞洲的經濟力量。比較合理的選擇是吸收中國，它已經是亞洲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