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華階層新口味 從一級方程大賽看中國人財富

　　原文：愛德華·高迪

　　□贏周刊記者 梁雯昕／譯

　　如果依然懷疑中國忽視社會主義平等，在中國第一次舉行GP賽(Grand Prix)的時候，當巴里切羅的火紅法拉利一級方程賽車在萬千車迷的面前呼嘯著通過黑白格子旗之時，這 種疑惑便會消失在煙塵滾滾的周日里。

　　一級方程車大賽——每輛幾十萬美元的賽車在價值3.5億元美元的賽道上咆哮而過，這都是那些愛刺激的資本家們的所為，即使到場的每位觀眾也要付上400美元。中國曾經非常推崇并且還極力向國外提倡苦修一樣的共產主義，這正好是一個相反的對照。現在，經過20年以上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快速增長，富有的中國人正沉迷于奢侈而絢爛的消費和地位。

　　“我想北京和上海都會很關注這樣的事情。”張先生說，他今年40歲，是上海某印刷設備企業的首席財務官，他也有去觀看本次一級方程車大賽。“這說明我們有足夠的錢去玩這些東西。”

　　一級方程不是體現時代轉變的唯一標準。富有的中國人穿著Ferragamo休閑服，戴的是Gucci的太陽眼鏡，去時尚的Armani／Three on the Bund旗艦店樓上幾層的Jean-Georges餐廳吃晚餐，周六晚上去T8吃一頓兩個人的晚餐，喝上一瓶260美元的Amarone紅酒，這里是個體現時尚潮流的一角，就離舉行中國共產黨1921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會址的石庫門房屋不遠。

　　這些豪華的餐廳的位置還非常難訂到，離這里不遠，就是新開的汽車專買店，法拉利預計今年可以在這里賣出50輛15萬美元甚至更貴的車。寶馬曾計算過中國已經成為最頂級系列760Li V12的全球最大客戶；卡迪拉克最近也宣布要打進高端市場。考慮到新車主也會需要箱包，路易威登就抓住一級方程賽這一周的機會慶祝自己的店鋪擴大到3000平方米，成為在中國11家店中最大的一家。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我們有許多的方法來致富。”Rose說，她是《座駕》雜志的編輯，也是中國少數的女賽車手之一。

　　一級方程的傳統是富人玩高檔玩具，而中國的傳統是平均分配，但是她沒有時間去分辨這兩者的外部矛盾。“如果這是個國際賽事，中國是個大國，那么我們也應該有這種活動。”她說。

　　對Rose和許多其他中國人來說，周日的一級方程賽中沒有中國車手，沒有中國車隊，就是唯一的遺憾。但是上海人已經開始為此努力。

　　在這個秋高氣爽的星期天，有超過15萬人來觀看了比賽。實際上，中國這次舉辦的一級方程賽，是由中國政府指定一家國有控股公司組織的，目的是推動汽車工業和推廣上海的國際化形象。

　　“我是個共產黨員，所以黨給我的任務總是放在第一位。”負責推廣本次大賽的上海國際賽車場有限公司副總裁郁知非說。他在訪問中還說，為上海組織一級方程大賽是他的正式任務而不是他的個人愛好，他還說道：“我自己是喜歡音樂和文學。”

　　雖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每年人均收入僅超過1000美元，但是中國不合適舉行一級方程比賽的這種看法，郁知非并不贊同。郁知非今年52歲，在采訪時他穿著名師設計的褲子和麂皮的套領衫，眺望著這個20世紀初還充滿著傳奇故事的黃埔江外灘，他形容這一次的中國一級方程賽是“健康與正面”的。

　　“這對國家經濟和旅游業都是有好處的，”他還說，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派到了貧困的農村去向農民學習，現在已經離那些很遠了。“唯一的就是它(一級方程賽)太高端了。大家認為它太高端而覺得有距離。”

　　小丁是最近從北京畢業的高中生，向《中國青年報》抱怨說票價太高了，他努力存錢希望來觀看星期天的賽事，但是行程的費用顯然是超出他的預算。“對于我來說，太貴了我負擔不起，”他說，“我準備了5000塊錢(大約650美金)但是仍然不夠。”

　　但是，當聽到星期天歡呼的聲音，而同時許多私家車堵塞在新區的賽車場外的時候，那奢侈的汽車比賽已經不是問題的一部分了。

　　“看看你的周圍。”一個18歲的化學系學生說道，他的爸爸出錢讓他實現了看一級方程賽的夢想，“有那么多的人在這里。中國人喜歡這種東西。它非常昂貴，但是很值得。”

　　郁知非的公司幾個月來不斷地進行比賽的推廣來推動這種觀念的形成，對于一個去年汽車銷售額達到18億元的國家來說，這不是件困難的事情，而且預計從現在開始10年內會達到每年56億元。有了郁知非的鼓勵，許多報刊都特別安排了版面來引導車迷。路邊有一長串的戶外廣告。電視臺播出有關介紹的節目，還采訪車手。

　　當北京計劃主辦2008年奧運的時候，上海正在籌劃著一級方程賽，也反映出許多中國人非常希望中國能被看作是個現代化的國家。在觀看比賽的人群中，還有許多外國人，這比賽看來是再次確定中國多年來意識形態極端主義和孤立已經結束。

　　邁克.舒馬赫，這個知名的法拉利車手已經贏得今年的冠軍地位，他在賽前接受中國記者們采訪時說，車迷的熱情也反映了對個人自由的包容。舒馬赫也許并不想討論政治，但是他觸碰到了一個敏感的話題。盡管經濟自由化已經創造了中國高收入的新階層，政府還是對政治生活保持嚴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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