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盧洪雨
產業發展的梯度轉移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經濟規律。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沿海地區就承接了國外轉移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兩大中國經濟帶。目前，沿海發達地區已進入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提升的要求趨勢日益增強，而中西部地區仍處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工業經濟剛開始起飛。特別是沿海
大城市在實現產業升級的過程中，迫于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很自然地要把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加工工業向內地轉移、擴散，其本身則由工業生產中心轉向工業調控中心。
產業梯度轉移產生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這個資源小省的經濟經過20多年發展，無論是企業的發展還是政府的發展，許多地方都走在了全國前列。而隨著經濟發展、企業生存環境的變化、開發中西部地區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進行，越來越多的浙江企業開始將目光從浙江投向更為廣闊的全中國，近年來，浙江企業對外投資擴張的速度逐步加快，規模也日益擴大。
據浙江省協作辦的有關人士介紹，浙江省企業目前在省外投資的規模約有3000多億元。浙江企業走出浙江發展的類型包括：第一，市場拓展型。隨著企業的發展，市場由省內擴展到省外，企業的生產基地也相應調整為“銷地產”，早期溫州許多企業就是跟著市場走的；第二，資源開發型。由于浙江本身是一個資源小省，企業為追求發展所必需的資源就會選擇去省外控制資源，浙江的傳統優勢行業如紡織、皮革等紛紛到西部地區投資設廠，尋求穩定的紗、皮等原材料；第三，優勢延伸型。如浙江省水電、建筑等行業的企業在經營管理、技術等方面在全國有一定優勢，會把這些優勢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拓展；第四，資本運作型。如華立集團通過資本運作控股上市公司，進入新興行業。此外，由于綜合環境的變化，商務成本的上升，一些能耗大、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也開始向外轉移。根據協作辦掌握的資料，企業對外發展絕大多數是保留了原來在省內的基地，在擴大規模的時候選擇了在省外投資，整體外遷的比例相當小，數量不超過10%。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副所長徐劍鋒認為，在中國由于省際之間勞動力流通沒有障礙，地方政府對土地管理干預過多，使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優勢無法體現，而東部地區幾乎集中了所有優勢，使區域產業轉移非常緩慢，難以升級，這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是不利的。隨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積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出現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內產業的梯度轉移。1980年代開始，浙江省外遷的企業以貿易型為主，1990年代以來逐步以制造業為主，近年來企業外遷規模逐步擴大，一方面說明浙江企業自身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和層次，另一方面也是商務成本高、資源短缺的結果。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張宗和教授認為，資本總是要追逐利潤最大化，在企業原來的環境無法滿足企業發展的要求時，為了實現資本在更高水平的運作，提升企業的綜合水平和整體競爭能力，企業必然會尋求突破。大企業會將技術、營銷等部門轉移至市場、人才、資金、技術、信息等更集中的地區，原來在農村的企業會轉移至縣城，縣城的會轉移到省城或更大的都市如上海；小企業在水、電、油、運、勞動力等資源全面緊張的情況下，受到的打擊首當其沖，在少量的利潤無法抵擋節節上升的成本時會選擇離開，尋找更合適的土地重起爐灶。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陳建軍教授認為當前浙江企業實行的是一種以市場導向為主、綜合資源利用為輔的目標模式下的對外擴張和產業轉移，有關產業區域轉移會造成浙江產業的空洞化、進而影響浙江經濟發展的擔心是不必要的，相反，產業轉移對加快浙江省產業結構調整產生著積極的意義，為此省政府已經提出“浙江經濟向西部地區轉移生產加工能力、向東部地區進行市場擴張的‘東擴西進’的產業轉移戰略。”但陳教授強調，由于浙江省原先的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相吻合，浙江經濟得到了長達20年的高速發展，總量的增長成績舉世矚目，但浙江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卻非常緩慢，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經濟增長是指量的增長，經濟發展是指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如果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只有增長而沒有發展是不正常的，長遠來說也是難以為繼的。20年的經濟增長，使浙江省的水、電、土地等基礎設施的供應已全面緊張，資源結構也發生了改變：低廉的勞動成本開始上漲，勞動力的供應也由幾近無限制轉向相對稀缺，稀缺的資本被較為富余的資本所替代。凡此種種，都在說明一個問題：浙江省的產業結構必須調整。
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在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通常認為對于接受的一個地區來說，是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的。但對于輸出一方，結論就不是這么統一、簡單，在浙江也曾經出現過一些地方政府阻撓、限制企業外遷的情況。
徐劍鋒認為，企業外遷、對外投資在短期內對當地政府會產生一些不良后果，主要在就業和稅收兩方面，尤其是鄉鎮，其就業和稅收可能絕大多數來源于少數幾個企業，一旦發生外遷，對當地經濟打擊很大，這需要政府通過完善轉移支付等手段來解決城鄉差距拉大的問題。不過從長遠來看，浙江省經濟發展還是會受益的：首先，走出去的浙江企業，一般是以較低的成本使用、占有其它地區的資源，比浙江省的成本低得多，這對于這些企業的發展無疑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對外投資的企業會將其在外地取得的收入帶回浙江，有利于整個企業的發展。即使是外遷的企業，由于濃厚的鄉土觀念，也有相當一部分會回來再投資，雖然不一定是原來的行業。
張宗和教授舉例：臺灣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大量企業對外轉移的現象，但是留下來的基本是較強的、利潤率較高的企業，而大量出去的企業一般是低技術、低成本的，這樣就把當地的資源留出來，強迫當地產業結構的投資和升級。張教授還談到當前利用外資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引進企業的技術水平與國內相差無幾，導致低技術的外資取得了政策優惠，不僅沒有起到產業升級的作用，反而擠壓了當地資金的發展空間，這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是非常不利的。
陳建軍教授認為隨著資本邊際效益下降，產業轉移必然會出現，如民工荒的出現就使產業轉移的步伐加快了。其實日本在1960年代產業結構調整時，也出現過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浙江、長三角出現的民工荒很有可能是當地經濟由發展中經濟過渡到發達經濟的轉折點。對溫州前幾年企業大量對外投資之后導致產業空心化的問題，陳教授認為除了產業集群過度集中導致惡性競爭、地少價高、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投資環境發生變化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技術進步的動力。因為溫州大多數企業家素質較低，過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視了長遠利益。而且溫州企業家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制度創新而不是技術創新，當靈活的體制優勢逐漸弱化的時候，一般會更換企業所在的區域或所從事的行業去尋求更大的利潤空間。要想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完善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市場會導致壟斷；另一方面要強調產權明晰化，增加市場透明度，維護好市場秩序，保護好知識產權，這樣才能鼓勵技術創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則對浙江企業的外遷、對外投資產生一絲憂慮。據他判斷，浙江企業外遷、對外投資可以分成三類：尋求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企業，一般目標是上海這類大都市；尋求低成本的企業，一般選擇中西部；而考慮水、電等浙江緊缺要素資源的尋求有穩定基礎設施的地區。前兩類是正常的，走了以后往往會有新的、更好的企業進來。而最后一種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它意味著浙江省整體投資環境的惡化，連企業正常生產所必需的水、電都無法滿足。
事實上就記者了解，浙江省近年來水、電、土地、油、運輸等企業運作所必需的基本設施的供應早已捉襟見肘，浙江進口量最大的商品是發電機，因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要面對缺電的苦惱，今年義烏的企業就有超過兩周的時間全面斷電，象山的針織廠、染廠也飽受全面停水的痛苦。投資環境的惡化，不僅會趕走原來的企業，也會讓有意向進入的新企業望而卻步。
各級政府在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應采取的態度和對策
產業梯度轉移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使中國長期保持低成本競爭優勢。盡管沿海地區的成本在提高，但通過轉移，仍然能讓中國保持競爭優勢。不同地區因區位的差異，產業發展進程也有明顯的時間差異，呈現出梯度推進的時空格局。這種梯度推進規律為相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在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有轉出、接受兩個地方政府，還有中央政府，他們應該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浙江省委、省政府日前提出：浙江發展到今天，必須拓展新的空間，謀求新的發展。浙江經濟要想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浙江企業就要走出浙江發展自己。跳出浙江，就是要實施浙江傳統產業合理、有效的梯度轉移；發展浙江，就是使浙江在進一步提升傳統產業層次的同時，形成新型的、高層次的新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只有“走出去”，才能天高地闊，激發更為持續的發展動力；只有“跳出去”，才能獲取更大發展空間。
據浙江省協作辦的有關人士分析，浙江企業走出浙江發展，可以實現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組合，同時拓展市場，留出讓渡空間，提供新的發展空間。政府目前做的是改善環境、搭建平臺，在引導企業對外投資的同時做好引進來的工作，提升產業結構。因為在傳統產業遷出去后，需要新的產業及時進入，如杭州目前正在發展軟件、商貿等；寧波則側重發展重化工業，一旦成功將為當地經濟的長久發展提供基礎。
陳建軍教授認為政府不應該阻攔企業對外投資和外遷，否則會導致低度化的產業結構被鎖定，人為地導致產業升級緩慢，甚至導致泡沫的出現。而對于接受產業轉移的地方政府，陳教授笑稱，由于目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省份在投資環境上沒有特別突出的，浙江資本的對外流動，目前處于“盲流”狀態，這些省份處于“誰主動，誰受益”的狀態。江西、安徽等地已經提出要迎接沿海地區向內地的產業梯度轉移，主動調整觀念，紛紛加大了在浙江招商引資的力度。東道主的積極態度不僅在早期吸引了一批中小企業，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之后，更是引來了一批大型企業的投資。
據記者了解，2004年奧克斯集團在南昌共投資16億元，建設一個堪稱中原地區規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空調生產基地。根據計劃：到2005年，奧克斯南昌基地已排定的空調年產計劃為150萬套，產值30億元；到2007年完成二期工程，年產能擴充到300萬套，完成產值60億元。這些數量驚人的產品，今后將利用江西省內巨大的消費容量，特別是其對內陸諸省強大的物流配送輻射能力，實現奧克斯的“銷地產”策略。更有意思的是，奧克斯集團身后又跟來了與其長期合作的浙江10大空調配件企業，這10家浙江民企的“家產”均以億計，是與奧克斯合作多年的配件供應企業和戰略合作伙伴。在奧克斯正式進入南昌之后，他們都表示打算前往南昌購地建廠，僅初期意向性投資總額就接近30億元。這意味著浙江企業在對外投資上不再是單一行動，龍頭企業為追求新的發展空間而移 動時，整個產業群也隨之移 動。
徐劍鋒認為浙江省政府應該在降低商務成本上有所行動，在原來企業轉移留出空間之時，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企業進來，提升浙江省產業結構層次。在內地，政府和當地群眾的思想觀念肯定不如浙江省解放，浙江畢竟是全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有可能因為觀念上的差異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企業應該通過商會等組織保護自己的利益。
張宗和教授認為產業梯度轉移對國家而言無疑是有利的，但也要注意一些污染大、落后的技術、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采和浪費使用的問題。對那些不能起到技術升級、達不到綠色生態要求、特別落后的企業應該淘汰。要防止以引進外地資金作為考核政績的指標，因為此時的地方政府往往會忽略引資效率而導致上述問題的出現，最終延緩國家整體產業升級步伐。
隆國強認為浙江省政府在短期之內應該在技術層面上挖潛，緩解目前面臨的水、電、地等資源緊張的矛盾，但要想徹底解決問題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中長期來看，產業結構升級需要當地政府引導，目前發生的產業機構升級很大程度是市場力量在推動，而以往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合理引導，地方經濟發展非常順利的案例微乎其微。浙江省目前要做的是在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面臨向小康發展的時候，要研究世界分工格局，結合自己的情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制定產業發展方向和規劃。中西部等地也要結合自身情況，進行產業重新布局。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基本是持中立的態度，中央政府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希望縮小中西部與沿海地區的差距。從這個角度來說，優惠的政策應該更多地給予落后地區。此外中央政府應該限制地方政府對企業正常流動采取的非常限制措施，提高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法律可執行性，幫助地方政府解決電力、能源、運輸短缺問題。
可以預見，隨著沿海地區企業向內陸地區逐步擴張和轉移，產業梯度轉移在中國今后的經濟發展中會成為新亮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