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民企出浙江：浙商人走高處 浙企水流低處

　　本報記者　楊磊　山東德州報道

　　浙江企業外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價昂貴、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高，其中土地是企業運營的最大宗商務成本。這正是平原縣們的機會。

　　9月9日，將近90名溫州商人包專機開赴平原，進行投資環境考察。

　　眾多企業的登門拜訪，讓該縣縣委副書記的王炳虎欣然，從兩年前推行的決策———用盡一切手段吸引浙江企業來平原投資正在收到成效。

　　時間回溯到2004年5月13日上午，山東省平原縣在浙江溫州舉行的“縣長接待日”進入第二天。天氣酷熱，而氣氛似乎一樣熱烈。

　　所有的事情都要為吸引投資開道。縣委書記李文勇對官員們說，“一定要借助這次機會將平原縣的優勢推介給浙江客商，從而實現兩地互通有無，共同發展�！�

　　當地人笑稱，即使是溫州的一只螞蟻，都會在平原享受到大象的待遇。

　　類似平原縣花樣不斷的招商動作讓浙江感受到莫大的壓力。

　　根據浙江省工商局“百縣萬企”專題調查課題組8月26日公開的一份題為《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的調研報告顯示，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僅指企業遷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圍內的企業遷移和個人在省外經商創業)，其中整體外遷488家，總部遷移2488家。

　　平原“賭博”

　　2002年8月24日，一列名為“平原號”的專列駛入溫州火車站，600個山東農民有些茫然地走下火車。那些農民沒有見過什么世面，但他們知道溫州是如此富裕，更想知道如此富裕的原因。

　　時任平原縣縣長的李文勇在后來將組織600農民下溫州的舉措定義為“平原縣最大規模的思想解放沖擊波”，但在當時，作為總協調人，組織如此規模的農民開入大城市參觀取經，其實是一種冒險。

　　2004年9月8日，已經升任平原縣委書記的李說，當時他其實也無法確切知道此行的效果，雖然他的目的樸素，就是想讓農民長長見識，放開一下，“如果可以的話，吸引一些溫州企業過來投資�！�

　　雖然經過周密部署，但也阻止不了議論，有些人將之歸結為官員們作秀，或者是一場賭博。

　　在溫州，很少有人知道平原這個地方。該縣資料顯示，平原縣總人口44萬中有38萬是農民，多年來固守“以農為本”、“小成則滿”等陳舊的思想觀念。

　　現任縣長董紹輝并不忌諱外界的這些言論，他認為，固然有破釜沉舟式的政治決策貫穿在這個活動中，但確實也收到了很大成效。

　　2002年9月1日，平原農民專列回來的第二天，溫州東歐汽車軸瓦有限公司董事長余海帆尾隨而至，經過一天半的談判，平原供銷社第六棉花加工廠以5000平方米廠房、30間職工宿舍投資，余海帆以1000萬元投資，雙方建立年銷售額可達5000萬的汽車軸瓦廠。

　　這或許是平原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家溫州企業，也是在最短的時間內達成的投資協議。

　　對于平原和溫州企業來說，這是個互相認識和接納的過程，當地官員說，“平原縣在對外宣傳中第一次登上了《新聞聯播》的屏幕�！睂�溫州企業來說，他們又增加了一個對外投資的選擇。

　　浙商人走高處

　　每年有大量外地企業來殺入溫州來招商引資，溫州人早已經司空見慣，但變化還是悄悄地發生。2003年平原縣再度奔赴溫州后，有四名溫州企業老板被聘請為平原縣的名譽副縣長。

　　最出名的兩位副縣長，分別是威力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勇水和惠特鞋業公司董事長項進康。前者在溫州當地甚至有“世界打火機之王”的稱號。

　　很多人將平原縣的舉措視為“優惠條件推動，政治地位肯定”———在以往，很少有溫州企業家在外地受到如此高的肯定。董紹輝承認，這是“一種禮賢投資商的姿態”。

　　一個成功的例子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的招商行動。2002年之前，攀枝花曾經陷入和山東平原一樣的招商困境。為了尋求突破，攀枝花從溫州引進了一位官員掛職，擔任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市長。這位副市長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溫州商會，并以優惠的招商條件和諸如工商聯及政協委員的政治地位吸引溫州老鄉，半年實踐下來，招商成效斐然。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原溫州市政府政策調研室主任、現溫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馬津龍第一次發布了他對溫州企業外遷的一個研究成果：企業外遷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實在太多了，他們很難在本地“出人頭地”，但是一旦到外地投資，則往往被奉為上賓，一些老板還被授予“名譽市長”、“名譽縣長”等頭銜。

　　當地很多企業認為，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本省，自然屬于經濟“存量”，其政治待遇、社會地位、政策享受與其他所有企業一樣，沒有任何優先的特殊待遇。而遷到省外以后，就成為當地經濟的“增量”。這些企業遷入后，直接受益的是當地財政收入，因而當地政府十分重視，無論是稅收減免、土地征用、銀行貸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學都能享受“貴賓”待遇。同樣的企業，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別。

　　根據浙江置信包裝公司一位人士提供的資料，上海市青浦區對遷入企業實行“放水養魚”政策，不僅所得稅“二免三減半”，還將增值稅留地方部分的50%-80%以獎勵形式返還給企業。江蘇省規定，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產品、集成電路產品(含單晶硅片)，2010年前在按法定17%稅率征收增值稅后，對軟件產品實際稅負超過3%和集成電路產品實際稅負超過6%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

　　這還是相對發達地區針對浙江企業提供的優惠，對資金和項目極為稀缺的內陸省份，這樣政策將是更加優惠。比如山東平原。

　　同樣這個時候，由浙江省工商局“百縣萬企”專題調查課題組所進行的浙江省企業外遷調研正式啟動。

　　據負責具體工作實施的浙江省個私企業協會統計，2000年以后浙企外遷呈上升趨勢。

　　來自平原縣的數據說，目前進入該縣的浙江客商已達20多家，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高玉才說，上半年該縣將近20億元的項目投資中，其中有15億來自浙江企業。

　　浙企水流低處

　　但平原縣覺得還不夠。2004年5月12日，平原縣在溫州舉行縣長接待日，由一個縣委副書記和一個副縣長坐鎮，力圖將吸引外資工作推向更高層面。

　　與此同時，據說山東菏澤地區一個縣也派出工作組進駐溫州，提出的口號是“平原給的我們都能給，而且能夠給得更多”。甚至就連溫州當地媒體的記者都成了他們“拉攏”的對象，有數名記者受聘成為“引資專員”。

　　電荒以及宏觀調控似乎沒有絲毫影響到他們的招商熱情。有不止一位平原官員確信，目前國家為了保證能源供應和防止經濟過熱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對于吸引浙江企業投資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機會。

　　李文勇說，就他的理解，目前浙江企業在本省面臨三大困境：土地成本過高，電力供應緊張，企業融資困難。

　　浙江省工商局的調研確證了他的判斷，企業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商務成本太高。主要表現在地價昂貴、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高三個方面。其中，土地是企業運營的最大宗商務成本，也是調研中反映最激烈的問題。

　　這正是平原縣們的機會。

　　雖然平原無解決融資困難的問題，但在土地和電力方面，優勢卻顯而易見。

　　平原縣不但有充足的土地儲備，而且還擁有大量的鹽堿地、廢棄地和存量土地可做工業項目用地，而在電力上，平原縣每年有9億千瓦時的儲備和節余，用電量在現有基礎上再翻一番也能滿足。

　　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浙江企業外流的一個基本趨向。

　　浙江省工商局發布的調研報告透露，目前浙江省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該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億元，上繳稅收25.1億元，分別占浙江省個私經濟總產值的6.1%和稅收總額的12.8%。

　　據浙江省工商局調查組回收的1650份有效問卷顯示，生產基地外遷和投資設立生產型企業占主導。有1039家企業生產基地外遷或到省外設立生產型企業，占總數的63%；有885家企業營銷機構外遷或到省外投資設立營銷機構，占53.6%；有204家企業科技研發機構外遷或到省外投資設立科技研發機構，占12.3%；有192家企業整體外遷，占11.6%；有99家企業總部外遷，占6%；其他方式外遷外投的企業共有544家，占53.4%。

　　此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外遷行業主要為加工制造業和房地產建筑業、旅游業批零貿易餐飲服務業、效益農業等。

　　當地學者分析說，上述行業基本上都對土地和電力需求龐大而對融資要求不高。報告從對外投資規模上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中小規模企業是浙江省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主流。投資額在1000萬元以下的企業1359家，占82.3%，其中100萬元以下的649家，占39.3%；100萬-500萬元的497家，占30.1%；500萬-1000萬元的213家，占12.9%。

　　因而有學者認為，就投資規模而言，浙江企業外流對浙江經濟影響不大。但無論如何，如此規模的企業流動，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影響浙江經濟的上升曲線。眾所周知的是，浙江尤其是溫州地區，賴以立足的正是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的中小型企業。

　　有暫時沒有得到回應的消息說，浙江省已經意識到放任企業外流的危險，因而在短期內有望出臺相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