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嶺勞資沖突催生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工會

　　□本報記者　余力

　　工資標準由勞資雙方談判決定，這使浙江溫嶺市長嶼羊毛衫行業的工人們拿到了比別處工人至少高一倍的工資，從而大大減少了令當地政府和勞資雙方都飽受困擾的罷工和上訪。但是，由于行業工會的委員并非工人選舉產生，缺乏對工人的約束力，因此談判得來的工資協議能否嚴格執行就成了一個新問題：“如果我們(企業主)都按照協議做了，工人們還是 想罷工就罷工、想跳槽就跳槽，老板的利益誰來保護？”

　　浙江省溫嶺市長嶼是一個安靜的浙東南小鎮(長嶼已并入新河鎮，但當地人仍稱長嶼)，1995年以后，羊毛衫逐漸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如今，1公里長的街道兩旁有110多家羊毛衫廠，雇傭了1.2萬工人。每年，密集的織機聲要從8月響徹到12月，生產價值10億元的羊毛衫。

　　但是，2001年以來，每年八九月份無一例外地要集中上演罷工、上訪的悲喜劇，使勞、資、政府三方都飽受困擾。

　　這樣的困局，催生了浙江省第一例由勞資雙方談判達成的行業工資標準，和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工會。

　　沒有贏家的沖突

　　8月下旬，長嶼最大的羊毛衫企業之一——唐古拉絨毛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人罷工了。罷工原因相當單純——某個花形(款式)羊毛衫的計件工價比去年降低了1元，工人拒絕接受。僵持四天后，廠方承諾整體工價在去年基礎之上上調5％，一切恢復正常。

　　林燦云對調解這樣的糾紛已經習以為常，他是新河鎮勞動和社會保障所所長，2003年下半年就接待了147位工人的上訪，“其中一半以上是羊毛衫行業的，上訪的焦點問題是工資”。

　　許多受訪人員回憶，羊毛衫行業勞資糾紛開始引起人們關注是始于2001年，在此之前，由于工人大部分是本地人，沖突并不明顯。外來人員不斷涌入，而他們通常有著在其他地區的打工經驗，更善于保護自己，糾紛開始增多，上訪、罷工開始出現。隨著行業的發展，矛盾在隨后幾年變得愈發尖銳。

　　溫嶺市人事勞動保障局的資料顯示，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有8個企業168人就拖欠工資問題上訪，其中一個企業有40人包車上訪。新河鎮工會主席傅赧寶則記得，2003年有11次20-30人以上的上訪。“2002、2003兩年間，大的、小的、好的、壞的工廠都有罷工，有的工廠一年遇到幾次，有的罷工差不多有20天。”世紀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祖青說。

　　長嶼的工資是不是過低？事實恰恰相反，世紀服飾有限公司的茍小姐已在外打工十多年，“在這里我每個月能拿到1500元左右，是別的地方的2-3倍。”唐古拉公司的潘冬華每月工資在1800元左右，而她在廣東東莞做同樣工作“只有700-800元”。她們兩人都只是普通的熟練工人。

　　勞動強度過大？在潘冬華看來，羊毛衫行業拿的是計件工資，“和廣東相比，這里的老板很少強迫工人加班，干得少就拿得少。”

　　在溫嶺市羊毛衫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王新法看來，問題的根源在于企業間的競爭。羊毛衫的季節性極強，企業基本都在八九月開始大批量生產和銷售，而長嶼的工廠始終缺少熟練工人，“旺季時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短缺迫使企業以高工資招攬工人，如此，工人跳槽頻繁，又迫使企業以各種方式阻撓工人離開，而拖欠工資，或扣下保證金就成為企業通常所用的手段。

　　面對著更高出價，工人或在旺季集體罷工，要求所在工廠提高工資，或選擇跳槽，再借助勞動部門向原有工廠索要被拖欠工資。如此循環往復，廠方生產、定單受到影響，工人損失收入、甚至丟掉工作，而政府既為頻繁的上訪頭疼不已，也擔憂本地經濟受到影響。在這樣的僵局中，其實沒有贏家，各方都困擾不已。

　　基層政府也做出了與企業主一樣的判斷。新河鎮工會主席傅赧寶在2003年3-4月進行調查，發覺當時長嶼113家羊毛衫廠，上規模的僅有12家，其余全是家庭作坊。這樣的格局下，盡管確實有個別中小老板苛待工人，但“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其實首先是老板和老板之間的矛盾”。

　　工資是談成的

　　解決“老板與老板之間的矛盾”，出路無疑只有一條：在行業內形成統一工資標準(工價)。

　　身處困局之中的羊毛衫業主們早已得出一致判斷。潘冬華回憶，2002年她第一次來到長嶼時，工廠主們已約定了工資上限不得超過3500元／月。王新法承認，在2002年成立的溫嶺市羊毛衫協會，它的發起初衷之一就是試圖在工價上達成默契，避免企業間為互相挖角而哄抬工價。但隨后兩年的現實表明，協會的努力并沒有奏效，統一工價并沒有真正形成。

　　溫嶺市人事勞動保障局副局長李玉友介紹，2003年初他們的調查顯示，羊毛衫廠的工資，或根據銷售、利潤、工人最低生活需要、忙閑(旺季、淡季)等標準制定，或根據其他企業的工資制定，卻沒有一家工廠根據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決定。“怎么統一得起來？總之，工價不明確是各種勞資矛盾的根源。”

　　病因找出，藥方隨即開出。新河鎮工會約請羊毛衫協會的幾位理事，將羊毛衫生產分解為5個工種、59道工序，逐一訂立大致工價。協會派人考察鄰近的桐鄉、椒江、臨海等地同行的工資，制定出初步工價。同時，工會與市里人事勞動保障局協商，審核工價是否合乎法律規定。

　　勞動保障部門依據當地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制定了相關標準。他們以農村入戶勞作的石木水匠的日工資———50元為參照對象，將自帶工具的折舊和交通費扣除，8小時工作的實際收入為32元。以橫機工種的平板明收針全收工序為例，8小時生產定額為3.79件，單件工價則為32／3.79＝8.44元，加以調整，則最低工價可定為8.5元。

　　工會和企業主達成一致之后，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懇談會”在新河鎮召開，13位職工代表8位企業老板“坐下來談工價”，在場的還有勞動部門和工會的官員。

　　職工代表從幾家上規模企業的員工中選出，潘冬華就是其中一位，為參加這次會議，她的老板臨時給了她“廠工會主席”的頭銜。在她看來，雖然大部分代表都是老板點名，但“關系到大家的利益，該說的話還是都說了”。

　　懇談的內容是工價表，傅赧寶形容會議氣氛“心平氣和”，潘冬華也有同樣感覺。會后，代表們受托征求廠里工友意見，然后以無記名方式提出自己認為合適的工價，由鎮工會匯總平均后，再反饋給行業協會。“職工的看法和老板相差比較遠，有的工序相差1元／件。老板們反應很大，認為高檔產品稍好，中低檔產品根本受不了。”傅赧寶承認，老板一方阻力很大，許多人提出“不要搞了”，“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請鎮里領導出面做工作，老板們勉強才同意繼續下去。”

　　經過“三上三下”后，7月底勞資雙方達成基本一致。2003年8月8日下午，傅赧寶與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工價)集體協商協議書》上簽字，傅代表工人，王代表企業。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價外，協議還規定員工8小時勞動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資不低于800元，工資必須在“當月產量結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發放”，如有困難可與工會協商適當推遲。按月發放工資的條款在職工強烈要求下加上，簽約儀式卻幾乎因此流產，“幾個老板堅決不同意，做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工作才可以簽字。”對于達成協議的困難，傅赧寶記憶猶新。

　　雛形中的行業工會

　　與傅赧寶一波三折的感受不同，潘冬華覺得協議的簽訂相當順利，她并沒有太多感到老板一方的勉強。顯然，更多的工作量由政府承擔了。

　　老板們提出了對等談判的要求，“行業協會的談判對象應該是行業工會，行業工資協議應該由行業協會和行業工會簽”。

　　8月9日，工資協議簽訂后第二天，長嶼羊毛衫行業工會成立。這是新中國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的行業工會。行業工會委員會由9人組成，除鎮工會副主席兼任主席之外，其余八位委員都是一線工人，他們從參加工資協商的職工代表中選出。

　　由于年年行情不同，羊毛衫行業每年都需要重新談判工價，從2004年開始，行業工會取代鎮工會，作為工人一方的談判主體。

　　工價表在鎮里公告貼出，許多工人都知道工資談判一事，但采訪中，大部分工人并不知道行業工會成立的消息，甚至沒有聽說過行業工會一詞。

　　溫嶺市總工會主席趙國峰認為，長嶼行業工資協商的嘗試，使行業工會成為必要，“在職工素質不夠高的前提下，如何使行業工會更廣泛地代表職工”，將需要更長時間的探索，行業工會的直選已列入今后工作的議程。

　　根據溫嶺市總工會的統計，2003年8月工資協商后至今年8月底，長嶼羊毛衫行業因勞資糾紛上訪的僅4批，同比減少14批。而新河鎮的調查則顯示，幾乎沒有企業低于行業工資的標準，反而大部分企業的工資要高出5％-10％。對此，王新法有自己的評價，“老板們當然要受協議約束了，否則招不到工人。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都按照協議做了，工人們還是想罷工就罷工、想跳槽就跳槽，老板的利益誰來保護？”

　　唐古拉廠的罷工就使董事長張林斌錯愕不已，“這么多年從來沒有過”。唐古拉的生產、生活條件在當地都屬上乘，老板與工人的關系也一向融洽，工價比行業工資高出10％以上，雖然一個花形的工價往下調了，但整體工價還是比去年高，為什么那么多人仍選擇罷工？

　　潘冬華認為，工人的誤解和溝通不暢是罷工的主要原因，雖然她仍掛著“廠工會主席”的頭銜，但工會成員只有她一人，沒法有效溝通，她為此感到內疚，也憧憬著有一天，“大家都參加行業工會，真正為自己爭取利益”。

　　甚至是資方也提出同樣的期望，“要讓行業工會更有代表性”，“使工資協議能被更好地接受，真正使協議對勞資雙方具有同等的約束力。”王新法明確地表示。

　　北京市總工會集體合同部副部長郭任洲曾于今年6月專程考察溫嶺，他認為，這里發生的事情說明“溫嶺已走在前面，這是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產物，就像西紅柿紅了才可以摘下一樣”。

　　在溫嶺本地，已建立了5家行業工會，其中，泵業行業工會已準備進行行業工資協商。而在今年進行的羊毛衫行業工資協商中，職工代表增加到了38個，老板也增至26個。“職工代表還是太少，最好是每個廠都有一個。”傅赧寶希望這一天盡快到來。

　　■記者手記：最重要的是開始

　　吳敬璉先生曾言，中國民工最需要的是公開的表達機會。初聞時并不能完全體會其中深意，后在采訪民工時，屢屢不忘問同一問題，“如果有真正能代表你們的工會，愿不愿意參加？”回答無一例外是毫不猶豫的肯定。被大部分人視為弱勢、需要施以援手的這些沉默人群，他們更需要的是平等、公開的表達權利，更愿意以己之力維護自己，而非僅僅余下上訪、罷工和辭工的選擇。

　　但是在長嶼的行業工資談判中，如果沒有政府的適時協調和安排，很大的可能是半途而廢。曾有很大的失望，但最終希望仍悄然出現。在這里，工人有除了上訪、罷工、辭工和忍受之外的其他選擇，政府、資方都在促成“公開表達”的可能，雖然安排略顯倉促，行業工會還沒有真正反映出廣泛的代表性，但合法性、可能性已經給出，需要的只是工人更深的了解、更多的參與，而這并不是遙遙不可期的未來。羅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最重要的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