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長期財力接受考驗 退耕還林是否會無疾而終

　　文／孫大勝

　　退耕還林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連續的、愈演愈烈的沙塵暴的背景下，以連續多年糧食豐收為依托而得以實施的

　　不知不覺間，退耕還林政策已實施近5個年頭了。

　　和2000年這一政策剛推出時有所不同：媒體熱捧、地方政府爭搶工程量、農民急盼退耕的景象已然不見。退耕了卻沒有拿到補貼的農民開始哭訴，政府則在呼吁保障農田，媒體熱情報道一個個地方曾撂荒許久的農田被搶種一空的喜訊。

　　全世界最昂貴的勞動力

　　曾有一年驅車陜北，看到從榆林到延安的幾百公里路途上，沿路的幾乎所有山頭頂上都被開成了耕地——像一個人被剃掉了頭頂的頭發。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9畝，是世界人均數的43%;而且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79%,有水源保證的和灌溉設施的只占40%,許多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而這些自然條件差的地區,人口的增長率往往偏高。

　　要說50畝地收的糧食養活不了一個人，一定有許多人不相信，但這確是事實。在榆林，由于生產力落后、水土流失嚴重，在一些地方，農民們沿用廣種薄收的耕作方式，單產只有幾十公斤。以致出現有的行政村人均50畝耕地，仍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況。為了增加總產，就無限制地墾荒、陡坡開荒，結果陷入墾荒越多、水土流失越嚴重、產量越低、越低越墾的惡性循環。

　　寧夏西吉縣短岔村，三面環山,舉目望去,山坡上除了農民種的莊稼外,見不到一棵樹,山頂更是光禿禿的。這里的土地按人頭分,每人5畝,村里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四五十畝地,廣種薄收,好的年份每畝不過收50公斤,遇到干旱,只有20多公斤。

　　這些地方的農民牧民是中國最貧困的百姓，即使按最寬裕的標準衡量，他們一生所支配的所有食物、衣物及用品，用貨幣計算不會超出1萬元人民幣。

　　但用生態目光來看,社會又給予了他們最寬泛的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這種權力大到讓人吃驚——他們幾乎可以任意揮霍相當面積的自然生態。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全世界最昂貴的勞動力。社會在極度吝嗇地支付他們的生存費用的同時，極為慷慨地為他們了支付生態成本——因為要把養育他們的這些荒山、草原治理到正常的生態狀況，所需的費用會是天文數字。

　　生態和生存的博弈輪回

　　中國自古以來總是被生態和生存的矛盾所困擾。生態和生存，在相對的時空里，必然要分出主次。迄今為止的實踐證明:生存始終是第一位的。只有對生存的威脅被徹底解除之后,生態才會作為高質量生態的必備要素被提出、重視和推廣。

　　當然,有些破壞也與生存無關,貪婪也會使得本來相對寬裕的自然生態急速惡化。

　　曾制定了世界最早的環境立法——《田律》，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樹木及雍提水……”的秦國，為了修建最富麗堂皇的宮室，幾乎砍光了四川的森林。詩人說:“蜀山兀，阿房出。”

　　來自草原的元代統治者，為建都城，砍伐森林的數量使人震驚。詩人記下了這一筆——“灤人毀巨松，童山八百里”。

　　當人口數量增長對自然生態的壓力到了能明確感受到的地步時，以更大范圍的自然生態的犧牲來換取王朝的生存與發展，是歷代統治者選擇的上策。明代、清代——中國封建年代里人口數量最多的兩個朝代，都是把鼓勵墾荒作為重要政策推行。明代統治之初馬上推出的政策即是：1、獎勵墾荒,人民不限面積、范圍開墾，免稅三年;2、大興屯田，民屯、軍屯、商屯一起上。清王朝實行更名田制,招徠流民獎勵墾荒、軍民大力屯墾。1645年全國在冊耕地只有4.03億畝,1688年達到6.08億畝,1754年增加到7.08億畝。加上不在冊耕地，到乾隆年間全國耕地實際上在10億畝左右(孫毓棠、張寄謙：《清代的墾田與丁口記錄》)。

　　事情就是這樣，要發展就要增加人口，要解決越來越多人的吃飯問題，就要靠增加耕地。增加耕地當然要靠毀林毀草開荒，向草原、丘陵、山地推進。生態的惡化成為必然，而生態惡化導致土地出產降低，又反過來使人類以更高的強度撲向自然，攫取資源。

　　1949年以后，中國進入了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人口增長高峰期。人口的劇增帶給全民族生存的壓力，“以糧為綱”成為深入中國人骨髓的意念。

　　開墾——和明朝清朝歷朝歷代所做的一樣，把草地、林地都變成耕地，讓它產出糧食，以養活更多的人。于是，開始是為了生存，后來是為了發展，從50年代末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開墾浪潮，像瘟疫一樣綿延，而且經久不息。

　　一個前提與兩個必須

　　2000年實施以退耕還林為主的生態環境建設，是在1998年大洪水和連續的、愈演愈烈的沙塵暴把社會輿論攪得沸沸揚揚的背景下，以連續多年糧食豐收以致出現存糧難為依托而得以實施的。從2000年3月起，中國宣布在未來10年中，將有計劃、有步驟地對長江上游和黃河上中游地區退耕還林(草)1161萬公頃。

　　退耕還林任務是帶有補助的，即每退下來一畝地,國家都撥給相應的糧食和錢，國家規定,將植樹種草和管護任務不僅長期承包到戶到人,而且向退耕戶無償供應所需的種子和苗木,發給林草權屬證明。長江上游每年每畝補助糧食150公斤,黃河中上游每年每畝補助糧食100公斤。提供50元樹草種苗款,補助20元。

　　多爭到這樣的指標,是既為農民爭利益,又為生態建設做貢獻,所以,爭國家下達的退耕還林指標,就成為許多地方領導的一項重要工作。

　　這毫無疑問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政策。但能否如愿長久見功、見效，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糧食的供給持久穩定;二是退耕還林本身能讓農民持久見到效益。

　　在寧夏西吉縣，有過這樣的事情：1986年，聯合國援助西吉縣一個改善生態環境的項目。于是，歷史上少有的大規模的植樹造林在這里迅速鋪開，原因是：種一畝林的補助遠比種一畝地的收入要高。3年植樹90多萬畝，相當于西吉全縣耕地面積的90%。一時間，西吉縣滿眼一片綠色。可3年后，聯和國援助項目結束。補助沒有了，種樹者失去了生活的來源，于是又開始毀林種地。開始是一點一點地砍，后來大片大片地砍。五六年光景，90萬畝林木幾乎全部砍光。

　　由這個故事推理:如果幾年后國家的退耕還林補助停止,由退耕還林而來的生態建設成就會很快煙消云散。如果這項補助能一直延續,那就相當于國家把農民長期養了起來。國家是否長期具備這樣的財力？

　　所以，退耕還林(草)能否成功的一個前提是：必須施行足夠長的時間。兩個必須：一是糧食供應必須始終充足；二是政府應把選擇退耕之后種植品種的選擇放到戰略高度來認識。

　　研究、推廣沙棘等優質的長年生長、只需采集地上部分的莖葉花果的品種，大力開發此類品種的果實的高附加值，將使退耕還林(草)這一戰略任務取得一勞永逸的結果。歸根結底，如果不使經濟杠桿發揮作用，不讓農民們在保護生態的同時從土地上得到比糧食更好的經濟收益，那么這項政策是不可能產生長期、穩定而良好的效益的。多年來無數次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這個現實和寧夏西吉的故事放在一起,啟示是: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具備連續性;具備長期操作性。尤其是針對農民的。

　　“中國糧食危機論”又被提起

　　從2000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安排退耕還林11829萬畝，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6919萬畝。它使一些地方出現生態恢復的良好跡象。

　　但一些預計到和沒有預計到的情況紛紛出現:有的地方不能兌現給農民承諾的補貼;有些地方隨意擴大退耕面積以套取國家補助;有些地方毫不考慮退耕后的后續產業……

　　這樣的漏洞，再一遭遇糧食因價格提高而驟然珍貴的沖擊，就可能像西吉所發生過的一樣——退耕還林好不容易結出的果實，會很快土崩瓦解。一切又恢復到往日的場景，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今天，媒體開始持續探討中國糧食短缺問題。布朗的“中國糧食危機論”又被提起。退耕還林的前景，在失去前提和必須之后，不知將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