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倫卸任：監管思路與資本市場現實的沖突

　　本報記者 鄒光祥 北京報道

　　9月13日下午5時許，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史美倫在結束上海的休假和拜會之后，乘飛機直飛香港。3個小時后，她回到了闊別三年半的親人身邊。

　　僅僅在她離滬半小時前，新華網掛出一則消息：國務院正式免去史美倫的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

　　盡管市場在一個半月前就盛傳史美倫將辭去證監會副主席一職，但一直未有官方說法。直到飛機落地，史美倫才獲知這一消息。史美倫說：“終于證實了。最近一直在被人問，因為紀律要求，不便多說，顯得比較尷尬。我只知道國務院會在本周公布消息。”

　　親人們悉數到機場迎接史美倫。“她一臉笑意，像孩子回家一樣充滿喜悅。”接近史美倫的消息人士說。

　　家在香港

　　在正式向有關部門遞交辭呈后不久，史美倫便從北京飛到上海休假。“史美倫是主動申請辭職的，選擇從上海飛離在于她出生在那里。”消息人士說，“上海有她的親人，她得向他們告別。”

　　“我該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需要回家去了。”這是歸心似箭的史美倫在卸任后的第一句話。而在解釋辭職的真正原因時，她稱是家庭分居。

　　“來北京上任時，我答應只干兩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長期分開不是辦法，這是實在的原因。” 史美倫如此回應關心她的媒體人士。

　　盡管史美倫辭去了副主席一職，但仍會保留證監會首屆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的頭銜。該機構為專家咨詢機構，今年6月成立，主席為尚福林，每屆委員任期2年。

　　史美倫否認了因健康原因辭職的說法。她說：“去年我因健康問題動過手術，有段時間不在會里，所以有這種猜測。”

　　“她真是太累了！太想家了！”對于史美倫正式卸任，史的前任秘書王先生言語中頗有些遺憾，“她在一年前就想過要辭職，尤其是在動過手術之后，這種想法更強烈。”

　　作為中國首位外聘的副部級高官，史美倫的去留一直為業界所關注。2001年3月，史美倫走進中國證監會大門時曾說：“我打算來京工作兩年。”盡管是口頭說法，人們卻牢牢地記住了這句話。去年8月，因史美倫缺席證監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券商峰會”，且正值史美倫兩年任期屆滿，有敏感的市場人士指史美倫已經離職。據記者當時的了解，史美倫那時確有去意，但由于中央領導人親自出面挽留，史美倫答應留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至今年上半年，從而推辭了香港政府關于回港重掌香港證監會的邀請。本報隨后在第一時間刊發《史美倫留任》文章確證這一消息。

　　作為一個外來人，史美倫在證監會過得并不容易，這一點她本人并不諱言。由于她的個性和“海歸”的背景，因而她的同事中有相當一部分認為其“不懂國情”。

　　“我想真正讓史美倫下決心離開的并不是分居，當然也非身體健康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監管思路與資本市場現實的沖突。”一位券商老總認為，“史美倫過于理想和激情，而內地資本市場情況之復雜，令其難以駕馭。作為分管發行與上市的副主席，在她的任期內集中爆發了大量的丑聞，這讓她非常難過。而最要命的是，她所要致力于保護的中小投資者，卻對她充滿抱怨和指責，這讓她心力憔悴。離開，也許是最無奈也最現實的選擇。”

　　對于大多數市場人士的揣測，史美倫本人極力否認。她說：“我也聽到過說我水土不服的言論。如果真是‘水土不服’，我不會超期在會里工作那么久。”

　　履新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之前，史美倫對困難有著充分的估計，外界的批評對這位“鐵娘子”也算不得什么。但在證監會任職三年半來，她大部分時間都感覺自己很委屈。除了慣常的阻力外，最令她不習慣的，是一些媒體斷章取義地演繹她的公開言論，造成股市大幅波動。另外凡是證監會出臺加強監管市場的政策，一些市場人士就會將股市下跌怪罪于她，最后令很多改革政策根本無法推出。

　　據記者了解，史美倫是在7月底正式向證監會遞交辭職請求的。由于史是副部級干部并由國務院引進，因此其最終批準權在國務院。此前，包括尚福林在內的證監會高層都曾悉數挽留，但“史美倫這次去意已決”。

　　作為首位擔任副部級官員的境外人士，史美倫享有由國務院特批的年薪。知情人士說，她在540萬元年薪中，只留了和其他副主席相同的部分，剩下的拿出設立了“史美倫培訓基金”，資助證監會官員和中國財經記者學習國際先進的理念。她的現任秘書李曉紅女士就曾受惠于這個基金，今年年初剛從美國留學歸來。

　　“海歸”今安在

　　史美倫的引入，在當年被稱為資本市場最為轟動的事件。因其“欽點”和與國際接軌的工資而備受矚目，她由此坐在了風尖浪口。

　　2000年3月，周小川出任中國證監會第四任主席。如同他主政建行一樣，一大批“海歸”也隨之聚集到證監會。據證監會人事處2001年初的統計結果，當時證監會中的“海歸人士”近50人，占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成為各部門的正、副職。他們在到證監會之前，或者在海外高校任教，或者在華爾街投資機構任職。

　　除高西慶和史美倫擔任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擔任部門副主任或者規劃委員會委員(副局級)，包括張新、趙海英、楊秋梅、祁斌、周春生、何佳、張寧等人。而上海證券交易所兩位副總經理劉嘯東和方星海也來自海外。

　　據記者了解，周小川與高西慶互為舊識，志同道合，而史美倫與高西慶則為“戰友”關系。上世紀80年代末，史與高均在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共事，其后高西慶返回北京，出任中國證監會首席律師，史美倫則在香港證監會打拼，兩人在H股在港上市、《證券法》咨詢時都曾并肩合作，希望中國股市盡快與國際接軌。隨后，高西慶向北京方面引薦了史美倫。

　　市場化的監管思路和組織路線由此確立。據一位證監會處級官員介紹，上任伊始，周小川公開提出三條：一是證監部門不會調控股票指數的漲落，更不能將調控股票指數作為工作目標或工作方針；二是證監部門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決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門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內部管理；三是證監部門要創造機構間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宜過多介入業界機構的管理和風險處置。簡言之，就是證監會只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徹底市場化。

　　為了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和加快國際化步伐，中國證監會曾先后聘任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前副主席吳偉驄作為顧問，前香港聯交所行政總裁徐耀華亦出任深圳證交所咨詢顧問及理事。

　　但一切并未水到渠成。從2001年開始，中國證券市場掀起史無前例的監管風暴，昔日政策市經歷了陣痛不斷的市場化進程。期間，無論是國有股減持、還是設立創業板，以及B股對內開放、A股增發等，都曾引起爭議，股市從此進入漫漫熊市。

　　對這場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投資者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市場化的監管思路給中國股市的健康發展帶來了曙光；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海歸派”應對近兩年來股市持續下跌、過分低迷負有一定的責任。

　　兩年后，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海歸”們也隨之漸次散去。他們中有的去了央行，有的去了高校，有的去了投行和券商，有的則重操舊業。“這批人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離開了證監會。”證監會一位官員說。

　　監管模式走向

　　業界普遍認為，史美倫離任是證監會監管思路的重大轉變，即從“先監管再發展”轉變為“邊發展邊監管”。更有市場人士認為，在周小川調任央行行長、高西慶謀職社保基金理事會，“海歸”們漸次散去后，某種意義上，史美倫在證監會只是一個符號性存在。如今，這個符號業已被隱去。

　　“海歸”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監管思路或者說是模式，他們所推崇的則是美國模式或香港模式，即所謂的“完美市場”。但上述兩種模式脫胎于完善的資本市場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洋教條”之于“中國特色”并無多少實質性利好。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著名經濟學家說，市場化也好，國際化也好，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市場質地的同質化，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市場和以私營企業為主導的市場有沒有區別？區別不但有，而且很大，盲目的市場化和接軌只會傷害無辜。

　　在比較內地與香港監管環境時，史美倫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場情況沒有內地那么復雜，因素沒有那么多。比如，與內地做法不同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審批權已下放給香港聯交所，證監會不會干預某個上市公司的上市過程。

　　事實上，史美倫的先進理念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實踐起來，其現實根基相當薄弱。而且，盡管史美倫認為自己已經相當溫和，但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現實情況是，它或許還需要更加的溫和。

　　比如，她認為：“一般來講，股市指數靈敏的波動與監管者沒有關系，指數的波動主要是市場及上市公司表現的反應，而監管者所能做到的是為市場提供一個健全的監管架構與環境。當然，有些外來因素也會對股市產生影響，但監管者需要注意的不是這些。”事實上，在上屆監管層任期后期，對指數還是不得不表示了相當注意。

　　比如，她認為：“對違規行為執法，或許令外界認為動作過大。但我們只是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在所有市場上，監管者要做的就是監管，這是他們的任務。”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并不能如此簡單來看，中國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生成相當復雜，非處罰而能一蹴而就。

　　在“海歸”淡出之后，資本市場迎來了另一種監管思路：“無為”而治。但市場反而繼續陰跌。9月9日，滬市堅守5年的鐵底——1300點被輕松擊穿，股市的危局徹底暴露。

　　市場人士張衛星稱，把整個股市的下跌歸咎為某一個人或某一派是不客觀的。正如一位學者中肯的評價，中國的證券市場從定位開始就犯下了錯誤，在股權分置的情況下，一個史美倫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如果沒有這些“海歸”將投資者權益保護和公司治理這些理念帶進來，就不會產生過去幾年圍繞這些問題的廣泛討論。正是有了對這些“海歸”的爭論和對這些理念的討論，市場才有很好的契機來弄清楚這些概念到底是怎么回事，這樣反而促進了市場對投資者權益保護、對公司治理的了解。

　　9月13日，史美倫回家；14日，滬指上漲40點；15日，滬指大漲50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