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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導)
近幾年，西方產權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學退休教授張五常先生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內地再次出版，并時常到國內高校和電視臺演講，學術界評價反差巨大，從而在
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張五常熱”。同為美國留學和香港的教授，張五常與郎咸平是兩類學風不同、社會良知不同、學術水平不同的學者，因而我們必然主張“贊郎批張”。
近期，由程恩富教授和中國經濟出版社總編黃允成主編并出版了《11位知名教授批評張五常》一書，以及由香港出版的《十問張五常》(程恩富)一書，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加上港臺、新加坡和祖國大陸等媒體廣泛報道，美籍張五常被美國政府控告逃稅和售賣假古董，則進一步提高了其社會知名度。
那么，為什么我們十幾位中青年教授要放下其他重要工作，來專門開展這項批評活動呢？因為這不僅涉及到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和反對浮夸學風，而且涉及到中國改革的大方向老百姓在小康社會中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辨析清楚。
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吳易風教授在書序中寫道：“我曾經接觸過一些聽過張五常報告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問他們讀過張五常的書沒有。他們都說沒有讀過，只有個別人說看過媒體的有關介紹。……我問他們聽張五常報告的目的是什么，他們有的說，是想看看這個人的模樣；有的說，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說，是為了獲得新鮮感；也有的說，是為了尋找刺激。我問他們同意不同意報告人的觀點，他們有的說，不同意；有的說，難以茍同；有的說，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張五常是怎么說的，我們這些中青年教授又是如何評辯的，從中了解不同學者的思想和學風。
1、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質疑：“全力肅貪不利經濟發展”？
與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截然相反，張五常是為腐敗辯護的，他說：“1985年，中國的腐敗開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寬慰而不是擔憂。……中國必然要遇到調控和腐敗增加問題，出現得這么快并不是什么壞事。”“貪污是與道德無關的。……并非所有的貪污都有害。……中國從走后門轉向貪污是一個好現像，因為這反映了權利的界定是逐漸地從干部階級特權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去。……這些貪污的行為，畢竟是助長了市場的運作。……不貪污就妨礙了不少對社會有貢獻的交易。……不能大事批評貪污的盛行。”
張五常反貪腐辦法是這樣的：“1987年，我見高干左推右搪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膽地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干，或者說，以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
從中可以概括其基本思路：貪污屬于高干的特權；要特權份子放棄管制和貪污，只有“贈送”國家的資產和金錢給高干私有；高干有了私產，便棄官從商。稍有世界歷史經驗和中國國情常識的人，大概都會明白：這是一條比美國薩克斯建議俄國搞“休克療法”更易帶來混亂無序的“下策”，中國廣大老百姓會贊成嗎？
2、中國社會科學院左大培評說：“30年不讀書”的落伍者
張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驚動了我的朋友們而要與他“商榷”，實在是因為他在報刊(但絕非“學術”報刊)上發表了許許多多文章，放出了許許多多頗能蠱惑人心的奇談怪論。這些東西，稱之為胡說八道則可，要說是“學術”，那可差了遠遠不止十萬八千里。正是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學術商榷”的對像應當是發表在正宗學術刊物上的學術論文。張五常的這些東西全都是發表在大眾媒體上的胡言亂語，本來就沒有什么“學術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學術商榷”呢！
其實，張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現在所寫和所想的已經遠遠偏離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研究的正宗。他在大罵馬克思的同時，也在拚命貶低整個的西方經濟理論界，其中當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經濟學界。他甚至說自己“30年不讀書”，這種“不讀書”，當然主要不是不讀馬克思的書(他是否讀過馬克思的書是很可懷疑的)，而是不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書。由于他這樣作，對于現在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數學推導，他更只能是一無所知了。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發展極快，理論體系也日新月異，像張五常這樣30年不讀書，他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上也只夠作一個落伍者。
張五常靠給大眾媒體寫亂聊的文章出名，這在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特別是經濟學界頗具代表性。當今中國經濟學界的名人，幾乎都像張五常那樣，不僅靠給大眾媒體寫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來建立自己在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壞的后果：那些學問和學術實在不怎么樣的人往往卻被人當成了“學術泰斗”。
3、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提出： 不要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
作為香港的經濟學家，有時候自我感覺過于良好，因為他們的工資比美國學者還高，又充分享受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好處，香港的金融市場實際上是美國的一部分，大陸需要香港的經驗，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無人，把自己想像成為美國先進文化的代表，美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歷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經濟方面，而且不包括勞動力流動自由；新聞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財團，否則沒有廣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經受到了極大的扭曲。比如張五常“以專制推進自由”的思想，與其說以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為背景，不如說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發展中國家的一種應用。歷史上香港發展經濟的經驗被稱為“專制下的自由與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來？來自于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背后是英國的議會制度和國家戰略。
中國人民寧愿選擇社會主義。不信，搞民意測驗。張五常先生為什么要反對民主，說“選票不如鈔票”呢？因為他知道他們所信仰的那么優秀的先進制度，不可能是中國人民自愿選擇的結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資本力量和國際強權，強制推行的。
4、北京師范大學白暴力質問：判斷理論對錯的標準合理嗎？
2002年4月22日和24日，張五常在演講時，有學生問：“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任何理論只要加上很多的約束條件就能變成真理，甚至連你最不推崇的馬克思主義，加上很多的約束條件它似乎也是正確的。你對此有何看法？”張五常答曰: “馬克思的基本問題，我看過他的書，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我與科斯有同樣的觀點，我們自己在學術上從事了這么多年，經濟學上研究了這么多，假如我們看不懂的，應該是錯的。”
這里顯然張五常已經自封為經濟學界的“權威”，自己成為判斷對錯的標準：他看不懂的就是錯的，他看得懂的就是對的。這是典型的“唯我論”和“唯權威論”。張五常并不懂馬克思經濟理論，這可以從他的文章及演講中得以證實 。
5、江蘇省委黨校李炳炎強調：半生不熟的產權論無法指導改革
科斯的所謂產權理論，只是一種十分蹩腳的理論， 正如日本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經濟學語言蒙詮了法學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學語言蒙住了經濟學家，以‘不明確’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張五常以科斯為師，他們所說的“產權清晰”，是指私有產權。按照科斯、張五常的私有產權理論去搞公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即使公有財產私有化。
我認為，張五常的“理論”走紅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泛濫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們自己忽視了用馬克思的產權理論來作為國有經濟產權改革的指導理論，而讓張五常鉆了空子，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失誤。
6、南京財經大學何干強認為：“經濟解釋”具有辯護性和破壞性
張五常的經濟解釋具有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明顯辯護性。他說，“私人產權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 ，這是因為，私有產權可以使個人財產的所有者“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享有不參加某一組織的選擇權，這種選擇權對采用交易成本較高的組織是有效的制約”；等等。其實，評價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優劣，不能離開一定社會的歷史條件，關鍵看其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但是張先生卻撇開這些客觀的根據，只從個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設出發，他對產權制度優劣使用的是主觀評價標準。
張五常混淆根本經濟制度與經濟管理體制，抓住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傳統計劃產品經濟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大講共產主義根本制度的不合理處。他的經濟解釋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關于維護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壞性。
7、同濟大學顧鈺民問道：“三招兩式”能否定勞動價值論？
張五常則與眾不同，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不是過時了，而是從未對過。他說：“關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 在八四年一月寫《鄧家天下》，說起鄧麗君及其他超級明星的每小時以十萬元計的收入，我問：‘紅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這么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么這些明星的剩余價值為什么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支持馬克思理論的人從何答我？”他還說：“《資本論》滔滔數十萬言，還是基于一個簡單的‘勞力價值定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勞力價值定律’就被公認為謬論；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勞力價值定律’怎能不被放棄呢？”
從張五常教授上述所用的“三招兩式”來看，他得出的結論顯然不是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分析基礎上的，而只是簡單地否定。在張五常的著作中、演講中，看不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
深入分析和研究，看到的只是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否定。
8、遼寧大學楊玉生指出：人民不承認這樣的“設計師”
張五常自詡為“向中國傳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教父”，自稱他本人也是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并相應地提出了許多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建議，例如，他建議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等等。
在張五常的一系列改革建議中，只字不提國家的宏觀調控，只字不提必要的計劃安排，缺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生產力地區布局安排，尤其是缺乏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張五常的改革建議字里行間滲透著“新自由主義”的陳腐氣息。按照張五常的改革建議，中國無疑將轉變成純粹西方類型的市場經濟，而且是那種在西方國家都已嫌過時的“自由放任主義”的市場經濟。除了沒有明確提出采用“休克療法”之外，其改革建議與使俄羅斯陷入巨大困境的薩克斯改革“方案”別無二致。 我們所要建立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具有鄧小平和“三個代表”思想靈魂的市場經濟，不是蓋著西方“新自由主義”印章的市場經濟。
9、西南財經大學任治君反駁：所謂“馬克思奄奄一息”
張五常有一篇題為《馬克思奄奄一息》的文章，五個部分的標題分別為：“知識落后民族的特征”，“馬克思理論模糊不清”，“馬克思誤解了李嘉圖”，“馬克思由頭錯到尾”，“中國政策難自圓其說”。從這些標題和內容就可看出，張五常大體上是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從來就沒有對過，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誤解了李嘉圖。與事實相反，不是馬克思誤解了古典經濟學偉人李嘉圖，而是張五常在攻擊包括李嘉圖在內的勞動價值論。
自斯密以來，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大為拓寬，經濟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層次上研究經濟學，成果甚豐，爭論也頗多，因此，學術討論倡導百家爭鳴。張五常的意見作為一家之言，本也無可厚非；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他在《馬克思奄奄一息》等文章中所使用的語言已經不是什么學術語言，而是一種喪失理智的、“宗教式”的攻擊與謾罵。
10、復旦大學馬濤聲辯：計劃生育政策是正確的
張五常2002年6月曾在復旦大學作演講，其中評論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說：“馬爾薩斯說世界人口越來越多，因為‘僧多粥少’就會有饑荒淘汰一些不適合生存者，一定有人會餓死――因為物品、食品的供應上升得慢，人口上升得快，這是馬爾薩斯的觀點。我覺得馬爾薩斯的觀點是大錯特錯。……改革開放20年，雖然中國有些地方還是很貧困，一般來說，我們現在人口的生活水平比200年前要好得多。現在人口增加了這么多，生活水準卻不斷提高，很明顯地推翻了馬爾薩斯的理論。”
張五常依照這一推論，斷言建國初期馬寅初主張中國搞計劃生育的觀點也錯了，中國政府現在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將給中國下一代的發展帶來諸多負面的影響。其實，馬爾薩斯人口論是有對有錯；中國目前的就業問題的壓力，與我國五十年代以來人口的過快增長緊密相關，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張張五常所謂“中國目前的失業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說法，也是信口開河的。
11、全國政協何新評議：美英派來的新自由主義傳教士
事實上，由于張五常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張五常被美國人差到香港領受的任務，一是幫助中國政府設計一個產權私有化的經濟制度，二是向中國知識分子灌輸自由主義和產權明晰論的經濟意識形態。但是，當他這樣作時，他卻忘記自己已違背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關于“實證經濟學”的告誡：實證經濟學只應該研究經濟是什么，而不考慮經濟應該是什么。
為什么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于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
這里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為什么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于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布道呢？張五常自己曾在書里披露，他本想留美國，但科斯等教授指示他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中國正在改革，地理位置較近，私有化產權理論用得著。
(200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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