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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狄多華
在西部一個資源枯竭城市，當聽說有下崗職工用三輪車拉著妻子去歌廳上班時，中科院研究員沈鐳被震撼了。“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必須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他不希望悲劇再上演。
“20多年前，作為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設規劃研究總顧問，我就曾提出山西經濟發展要實施‘十字型發展戰略’，但這一想法在當時不可能變成現實。山西省作為全國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務是保證全國經濟翻兩番，大量開采煤炭，輸出煤炭，但本地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后。”
“我說的是山西的教訓。過去片面要煤，我們是吃了苦頭的。”往事重提，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壽波反思說，對于科學發展觀，以前人們的認識是不足的，認為礦業城市靠資源吃飯，天經地義，所以礦業城市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山西的教訓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訴記者：“20年前，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實施‘戰略轉移’，可惜當時人們認識不一，否則，阜新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馬波之所以有這樣的動議，是因為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縣級市朝陽市，1984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首次超過阜新。馬波呼吁遼寧省加大對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諾給予27億元的資金支持，可到位的資金只有1／10。
“為此，1986年，馬波給遼寧省委寫了一封信，直稱阜新當時的經濟總量養活不了54萬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學、行路四大難題。在信中，馬波嚴肅地指出：‘我們的經驗是建成了煤電之城，我們的教訓是對資源型城市認識不足’。在信的結尾，馬波注著‘立此存照，經歷史檢驗’的字樣。
“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但遭到了主要領導的批評，認為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夠’。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響。但事后人們認識到，馬波的話是對的。”
國內外大量資源型城市發展的事實證明，選擇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結局截然不同。一類是“礦竭城衰”，一類是“礦竭城不衰”。云南省的東川，是世界“東川式”銅礦的代表地，1958年設立地級市，銅業的產值和稅收曾占到全市工業總產值和財政收入的2／3。可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銅資源的不斷枯竭，東川礦務局下屬的4個銅礦全部破產。1999年，原地級東川市降格為昆明市的一個縣級區，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礦竭城衰”的城市。
“礦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經濟有了一定規模和基礎后，大力發展非資源型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像德國的魯爾和我國的焦作、唐山等。
據統計，我國20世紀中期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已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閉坑；390座礦城中有50座城市資源衰竭，300萬下崗職工、1000萬職工家屬的生活受到影響。
徐壽波院士告訴記者：“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礦業城市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發展與轉型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他希望所有處在轉型期的資源型城市能抓住機遇，堅持科學發展觀。
他說：“無論什么城市都有轉型的問題，靠資源吃飯不長久，靠資金吃飯有風險，只有靠科學技術吃飯、靠人才吃飯才是最長久、最保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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