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富豪的“烏托邦” 改造農村的宏圖牛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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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16日 16:39 南方周末 | ||||
現代化養牛場是梁氏“烏托邦”的基石 本報記者 王軼庶/攝 □本報駐京記者 李海鵬 山東富豪梁希森,砸下大筆金錢,將他所理解的好房子好日子,奉送給家鄉父老,進 而開始了他改造農村的大計劃。 我們并不懷疑梁希森的赤子之心。我們只是想探究:當一種整齊劃一的幸福餡餅般從天而降,人們是不是真的感到幸福? 在山東省西北部的樂陵市黃夾鎮梁錐村,大多數村民住的是每套280平方米的歐式聯排別墅。整個住宅區很漂亮,里面有花園,有池塘,有灰白色的水泥路面,還有斑駁的梧桐樹。房子的品質很好,連戶型都與北京的流行步調保持一致,有五個臥室、一個客廳、兩個衛生間、一個廚房和一個陽臺。 不過,村民們的生活方式顯得與整個住宅區不大搭調。秋天的一連幾個晌午,都有些女人蹲在別墅門口,用自制的鋁皮爐子燒開水。水還沒響動呢,爐子先咕嘟咕嘟地冒起了黑煙。她們用的燃料是玉米芯。村民們把玉米秸稈堆在聯排別墅的窗外。他們在門前的小花圃里栽種大蔥和白菜,在客廳里劈木柴,在西式石雕旁邊兒,吐一地的瓜子皮。坐在門口的臺階上,女人們用搓衣板洗衣裳。 類似的情景俯拾皆是。即使是對村民們的生活方式充滿理解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其實他們還不太適應這樣的環境。 造就這一對比鮮明的景象的人,是被村民們稱為“老板”的梁希森。在《新財富》雜志推出的2004年中國大陸富豪榜上,梁希森名列第376位,資產2.7億元人民幣。其實,早在1995年他成立希森集團時,注冊資金就已經有這么多。 正是這位49歲的本村富豪,幾乎免費地給村民們建造了136套花園洋房。 村民們隱隱約約地知道,“老板”對他們的一些“落后”做法并不欣賞;而對于“老板”的大計劃,他們則一無所知。 豪宅的外殼 農民的生活 梁希森埋單4200萬元,讓農民們一夜間住進了豪宅,但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卻遠非如此簡單。 梁希森認識大約200個字。2002年,他因在北京接手“全國最大的爛尾盤”玫瑰園,而快速地賺取了巨額的財富,當他乘坐奔馳轎車回到梁錐村時,感到兌現諾言的時機已經到了。 1981年,梁希森還在村里經營著一家小規模的毛巾廠,蓋起了一幢2層的辦公樓。當時他就對同村的人說,“等以后,我給你們都蓋上樓房。”那時,中國特色的財富路徑剛剛開辟,后來的轉型期再分配造就的驚人財富還沒有多少人敢于想象,村民們沒能對梁希森的話作出任何反應。 到21年后,梁希森召開村民大會,宣布新村搬遷辦法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多年以來,梁希森的發家史令村民們感到匪夷所思,盡管同村同族,他還是被抽象化、概念化甚至神圣化了———在村里,“老板”成了梁希森的專有名詞,前面不必加上姓氏。 “為什么說‘老板’是大人物呢?”村民尚景天說,“他那個魄力跟別人不一樣。” 在梁希森的搬遷辦法里,村民們以聯排別墅的居住面積280平方米,減去自己家中老房子的面積,得出的數字再乘以每平方米100元的價格,與希森集團結算差額,多退少補。農民們可以盡量多地計算自己的老房子的面積,倉庫、糧囤甚至雞窩,都可以計算在內。最終,回籠到希森集團的資金只有不到30萬,平均每戶村民只拿出了不到3000元。梁希森埋單4200萬元。 在土地方面,梁希森也不占農民的便宜。梁錐村原來的平房全部推掉后,空出來的480畝宅基地的一部分,加上一些耕地,用來建造了500畝的現代化養牛場。每畝地折合6萬元,總額3000萬元,入股魯西牛業公司,股份歸出地的農民所有。也就是說,魯西牛業公司的1/4股份屬于梁錐村的村民。如果愿意,他們還可以到魯西牛業公司上班,每月拿400—900元的薪水,享受過節福利和養老保險。 不過,住進新村之后,農民們卻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若有所失。首先,他們的耕地減少了;其次,余下的耕地也會在兩年后被整合成機械化生產的大田,即使留在農田里,他們也將成為農業工人。這在經濟上倒沒什么———他們深知“種地永遠發不了財”———但是生活方式的問題卻并非如此簡單。 村民們的緬懷顯得既真實,又脆弱。他們發現,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耕作、辛苦但是逍遙的日子,再也沒有了。庭院經濟,再也沒有了。在院子里種一棵遐邇聞名的樂陵金絲小棗樹,秋天用竹竿打落紅棗的樂趣,也只能在記憶里漸漸模糊。在這個魯西平原上的小村莊里,傳統的農耕文明的烙印還從來沒有褪色過。現在,屬于農業的價值觀,占有土地的安全感,按照農歷節氣生息的習慣,都開始變化了。 與過去不同的是,年輕男子越來越少地在白天出現在梁錐新村里。他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去魯西牛業上班。在梁錐村,除了老人、婦女和孩子,你能看到的運動著的東西,只有秋天的樹影。 9月3日下午,梁利農拿著耙子,在他自己開辟的小小的曬谷場中巡弋。他誠懇地邀請記者說:“你嘗嘗這芝麻。”秋天的太陽足,把他的芝麻植株曬得又澀又香。 79歲的梁樹森的院子里則彌漫著羊奶的膻味,他養了頭母山羊,下了四個羔。在房門口,他和兒子壘了一個灶臺,做飯時使用一種我們聞所未聞的拉繩子的圓柱狀風箱。對于新村,梁樹森的評價是:“樹多了,柴火好撿了。” 如果只以獵奇的心態觀察這里,就找不到人們內心中的真相。毫無疑問,如果把梁希森比作一個電子游戲《模擬城市》的玩家,那么他干得不錯。村民們住進好房子,現代化指數顯然是增加了,在這里再去緬懷所謂傳統的、詩意的村莊生活就太迂腐了。 但是有相當多的村民似乎很難滿足。 有人抱怨說:“院子沒原來的大。沒有喂雞的地方了。我有個推土的小車子,沒地方放。” 還有些村民比較虛榮:“我原來的房子,在村里是最好的,現在都一樣了,誰家過得好誰家過得不好,都看不出來了。” 有些村民好像不愿意承認自己受人恩惠,說話模棱兩可:“這個事可咋說呢?村里讓搬家咱就搬家,哪有啥好啥壞的。” 但是他們都承認:“還是新房子結實,下雹子時不害怕了。” 讓梁希森很不滿意的是,有的村民告訴他,把廁所建在屋子里,導致他的排泄功能都失常了。在新村落成的最初一段時間里,確實有不少村民絡繹不絕地到很遠的公廁去方便。梁希森堅持不在新村里再建公廁,與頑強的村民們對峙,直到他們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決問題。 “老板”:改造農村的宏圖牛業 梁希森的牛業夢想如果化為事實,農民們胼手胝足的勞作生涯將徹底結束,他們將進入一個由梁希森規劃、運營、執政的資本新世界。 對于梁希森來說,此次“新民居運動”的意義,當然沒有節日里派發糖果那么簡單。就其生活記憶而言,這是他夙愿得償的第一步;而就其商業目標來說,則是又一個“瘋狂念頭”的肇始。 1960年,梁希森的3歲半的弟弟餓得“透過肚皮能看到腸子”,最后餓死了。1965年,10歲的梁希森不得不下決心離開家鄉,到河北去討飯。3年的討飯生涯,給梁希森留下兩個深刻的印象。一是“要飯這個事太難了,太難了”,二是“天底下還是好人多”。 梁希森的想法至今還帶有“丐幫”式的“有飯大家吃”的印記:“我是想領著大家干事,全過富了才好。要是真正都過富了,就算我過窮了,我讓他們幫幫我,他們也有東西往外拿。” 不過,對梁希森來說,真正把事情做成的那一天還遠著呢。過去,他是自己私有集團的領導者,打交道的對象不過是雇員、政府和商業伙伴。但是現在這個關于魯西牛業公司的宏大構想,正在促使他去深入地改變農民們的生活,甚至全部樂陵市農村的農耕生活方式。 梁希森認為,農民應該是被改變的對象。“農民的事最難辦,素質又低,眼光又淺,思想又落后。” 他向記者表達自己對農民們又愛又恨的感情。他想改變的是這一切,給村民蓋房只是其中的第一步驟。在梁錐村,他多次在村民大會上呼吁農民們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激勵他們改變自己,追趕上時代的潮頭。 從未向農民們解釋過的,是他對魯西牛業的宏大構想。用山東鄉間的以單數代指復數的語言習慣,梁希森說:“跟他說這個,他也理解不了。” 魯西牛業公司去年凈賺了幾百萬元,今年3月以后效益更好,每個月的利潤達到200萬。 梁希森要做的其實不是養牛,而是殺牛。魯西牛業公司將1歲半左右的架子牛,即閹割過、育肥情況一般的公牛收購上來之后,用工業化的方法對牛進行育肥,3到6個月就可以出欄。養牛賺的錢歸承包的農戶,比如杜愛萍,她就承包了35頭牛。魯西牛業公司只賺屠宰之后的錢。 魯西黃牛的肉質在中國三大肉牛之中排名第一,在世界上肉牛的肉質中排名第三,熬出來的油是白色的,肉的花紋很漂亮,吃起來肥而不膩。梁希森甚至有些夸張地說:“這牛是我們的國寶。” 如果魯西牛業公司的深加工計劃完全實現的話,魯西黃牛的確會成為昂貴的寶貝。這家公司是這么計劃的:從牛血中提取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血紅素,每頭牛可以賺2800元;提煉膽汁中可供醫藥消毒的成分,可以賺800元;提煉軟骨,再賺400元;從牛小腸粘液中提取肝素納,可以賺700元;提煉牛腦中的治療老年癡呆癥的醫藥原料,又賺1200元;牛皮整張賣,只值600元,分割之后就能賣到4000多元;另外,牛骨頭磨成鈣粉之后,可以喝,可以做陶瓷;牛眼睛可以提取透明質酸等等——全都是價值不菲的生意。 梁希森甚至在打牛糞的主意。在他看來,把牛糞用于耕種實在是太浪費了,如果把它氨化,用來養蚯蚓,最后把蚯蚓和牛糞一起烘干粉碎,就會成為上好的生物高蛋白飼料。 他還注意到,蚯蚓也會排便。“蚯蚓糞更值錢,”梁希森說,“賣給高爾夫球場做草坪養料,600塊錢一噸。” 如此一來,一頭牛將會賣到5頭牛的價錢,值4.7萬元。他的目標是在樂陵市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肉牛培育基地,養65萬頭牛,等于全市人均一頭。即使按照每年屠宰32萬頭牛、每頭牛只賣兩頭半的價格2.3萬元計算,每年的銷售額都會達到74億元人民幣。 “牛多了總不是壞事,等牛肉真多了,不稀罕了,還能當窩頭吃。”梁希森說。 他樂意設想,將來的孩子們沒事兒干的時候,就吃塊牛肉,吃那么幾代人,中國人的身體就不會比外國人差了。 這還不是他的全部構想。除了準備把牛粉身碎骨之外,梁希森還謀劃著相關的一系列畜牧養殖業的宏圖,他的興趣至少還針對著雞的全身、孵化到11天的雞蛋等等。 基于如此樂觀的前景,他計劃在5年之內投入10個億,把黃夾鎮的109個村全部翻蓋成聯排別墅區。同時整合田疇,把當地農民納入美式農業生產的體系。 “我感覺,我這個腦袋瓜特別超前。”梁希森相信自己的遠見卓識。他說,“農民沒有人帶領不行,光給他蓋房也不行,你還得給他灌輸思想!” 梁希森的夢想如果化為事實,這片魯西北的土地將被悄悄改變。千百年來阡陌縱橫的景象將消失,聯合收割機將轟鳴而來。那些幸福、消沉或麻木的村莊,將成為工人新村,去面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問題。農民們胼手胝足的勞作生涯將徹底結束,他們將進入一個由梁希森規劃、運營、執政的資本新世界。 黃夾鎮的新文化運動 梁希森強烈地流露出對農村“新文化”的渴望,他試圖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改造農民,而他的改造對象,則表現出一種無所謂的鎮定自若。 梁希森將通過何種路徑達成他改造農民的理想?似乎已經露出了端倪:他付出巨大的金錢代價讓農民得到實惠,同時用經濟的釣竿去操控他們的生活。 沒有什么證據表明梁希森的設計方案里帶有一元化價值觀的影子,當地也沒有什么人在為此擔心。不管怎么說,魯西牛業畢竟只是一家公司,它是一種現代農業的構想,而非一種思想統治力。對黃夾鎮的“社員”們來說,能夠免費住上好房子,才是首先值得期待的、再實惠不過的事兒。 但是梁希森本人,則強烈地流露出對農村“新文化”的渴望。他不滿的是,農民中有隱約一種愚昧、渙散、自私的性格,忽視了不息奮斗的重要性。 對梁希森而言,以下三點是如此的一致,幾乎不可分割:A.帶領農民富起來;B.讓農民奮發圖強;C.實現魯西牛業公司的偉業。其中,B是最讓他頭疼的一點。 在他看來,比方說,臺張村的村民們就很有“劣根性”。本來,建完梁錐新村之后,梁希森就準備改造臺張村和麻線劉村。這兩個村子人數都比較少,距離梁錐村很近,三個新村可以形成一個漂亮的小板塊。兩村的村民最初都同意了。2004年3月,希森集團派出的建筑公司,把建筑材料拉到了兩村的新村基地。此前,希森集團表示,兩村的新村會和梁錐新村完全一樣。 兩村的新村建起圍墻之后,臺張村的村民發現,他們的圍墻是24厘米厚,而梁錐村的圍墻是38厘米厚,也就是說,少了一排豎砌的磚。臺張村的村民覺得,剛開始建設就與梁錐村不一樣,那么新村的房子的品質最后肯定不如梁錐新村。他們派出20多位代表與負責施工的工程師談判。村民們缺乏談判技巧,上來就一味強硬:“我們不搬了!” 梁希森的想法是,在圍墻方面,梁錐新村是個特例。他自己住在梁錐新村,出于安全需要才把圍墻建厚,別的村要那么厚干什么?不料,臺張村的一些村民直接對梁希森說,這樣蓋,即使新居建完,他們也不會去住。梁希森不高興地回答說,你不進去住,我還建這個干什么?他讓施工隊拆掉圍墻,撤走了。 臺張村的一些村民后來又后悔了,他們找到村支書張俊山,問能不能跟梁希森再商量商量,把房子蓋起來。張俊山說,我哪有那個臉去找人家? “農村的這個事兒就是這個樣!白給你蓋房你還不樂意!”張俊山說,“再好的事他也有不同情的!” 記者詢問梁希森,是否有重新啟動這兩個新村的建設的計劃。梁希森的答案似乎帶有懲罰性質。“那得排到整個黃夾鎮的最后了。”他說,“這兩個村的意識不行。” 在離梁錐村稍遠一點兒的地方,許家村的新村施工正在進行,建筑格局與梁錐新村完全一樣,圍墻厚度則是24厘米。梁希森的岳父母、姑姑、姐姐、妹妹都住在這個村。明年8月,許家新村就將落成。 對于新村的建設,許家村的村民表現出一種無所謂的鎮定自若。他們的房子看上去沒有280平方米大,而且品質也比梁錐村的聯排別墅要差一些,這使得他們的態度顯得有點兒怪。“搬不搬都行。”“村里都搬,我就跟著搬。”“這個咋說呢?我原來的房子也不弱!”——這些非常堅決地拒絕留下名字的村民說——“好處也有,壞處也有。” 許家村的村支書叫許利民,他對記者抱怨不已:“農民不懂個啥,開大會他都同意,現在又亂說話。”他認為,新村建設對于村民們的精神面貌大有好處:“梁錐那個文明和我們不大一樣,有點兒接近那個城市。” 梁希森希望在農民們中間形成一種勇于奮斗、積極向上的新文化。多年以來,他捐款為周圍的村莊修路、建橋、鋪設自來水管道,試圖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改造農民。對于農民們的生活貧乏,他的怒其不爭多于哀其不幸。 他不喜歡各種彌漫在田間農舍里的抱怨和憤慨:“唧咕唧咕有什么出息?鬧事的人是最笨的人。” 他承認,過去的經濟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農民的利益,對他們來說并不公平,但他相信,自立自強、拼命去爭取財富的渴望,最終會幫助一位農民去戰勝一切。“現在的機會足夠了!” 但并不是每個黃夾鎮的農民都與他們的“老板”一樣信奉強者哲學。 在新村建設方面,他們似乎不愿意表達感激,似乎那樣就承認了自己受人恩惠。非常明顯地,他們不愿放棄庭院經濟,希望保有棗糧間作的自有農田,另外覺得外出打工也挺不錯。至于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三大差別”,他們并不關心。即使是住進了聯排別墅的梁錐村民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崇祀祖先、自耕自商、人情冷暖的傳統農村文化之中。 不知是出于真心還是假意,一些村民把梁希森當作了某種可崇拜的偶像。在某村干部家的客廳里掛著3幅大照片,在照片中居于中央位置的不是家里的長者,而是梁希森。 另一些村民則完全相反,雖然真心實意地感激著梁希森,但由于性格內向,反倒與他生分起來。梁利農是梁希森的本家同輩,身體不大好,受到后者的照顧,在村里當個園丁,每月修修花枝就能收入600元。每次見到梁希森他都很躊躇,想叫“老板”覺得別扭,想叫“弟弟”又怕不得體,只好什么都不叫。這種階層差別意識,對于梁希森本人來說當然不是難題,他見到梁利農還是親親熱熱地叫“哥哥”。 這一切,使得黃夾鎮的最新生活圖景顯得有點蕪雜,遠遠不像梁希森在北京的那個建別墅、賣別墅的玫瑰園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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