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我國糧食供求關系相當寬松,但近兩年糧食問題再度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今年,由于政府及時推出了鼓勵種糧的措施,夏糧取得了豐收。糧食安全問題到底該如何把握？著名農業問題專家、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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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糧食安全重在未雨綢繆

　　記者：由于糧食流通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如今國有糧食庫存水平已經很難反映社會的總體供給能力。我們是如何得出糧食短缺信息的？

　　陳：除庫存之外,還包括進出口情況、農調隊對農戶存糧抽樣調查的變化、糧食的地區分布是否合理、當年的糧食產量,再以市場價格變化作為參照系,就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

　　記者：那么,我們國家現在有多少糧食生產能力？

　　陳：許多同志包括我在內都曾經說過我們有1萬億斤的糧食生產能力。但這些年我們的耕地在減少、播種面積在減少,多數地方的農田水利建設這些年沒有太大的進展,有些地方還有毀壞。由于種糧食收益低,不少農民不太愿意增加投入。各種因素加在一起,我認為,我們的糧食生產能力比上個世紀90年代的高峰時期明顯下降。如果沒有新的措施和投入,是很難恢復原有糧食生產能力的。

　　記者：有統計表明,2003年,中國玉米出口1639萬噸,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出口國;2003年,中國小麥凈出口量達181.3萬噸。如果我們今后少出口點兒,再進一點兒,是不是就有富余了？

　　陳：關于供求問題,有些同志的判斷非常簡單,認為如果繼續進口400億斤大豆,再減少400億斤糧食出口,就多了800億斤糧食的供給。于是,今年只要有9000億斤產量就可以平衡了。實際上,大豆的進口主要是彌補飼料與油料的缺口。由于去年已經出口了400億斤糧食,所以庫里減少了400億斤。不能說今年少出口400億斤,就會多出400億斤。不是多,僅僅是少支出,因為留在國內了。退一萬步講,即使按照這個算法,今年的糧食產量是9000億斤,雖然少出口了400億斤,多進口了400億斤,但庫存還是減少了400億斤。如果明年產量不提高,還得從庫里挖400億斤。

　　記者：中國稻米增產的潛力很大,如果我國的超級稻育種計劃實現,每年可增產數百億斤。

　　陳：要真正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出路在于科技。但是,任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都需要一個過程,要在糧食科技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漫長的過程。科學院所的試驗田與農民的大田相比,其間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因素差距是很大的。當然,我們應該有信心,只要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不斷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斷促進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糧食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糧食問題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牽扯在一起

　　記者：一些學者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購買國外的糧食來彌補自己的產需差額,沒有必要花那么大的代價去保證糧食的供求平衡。

　　陳：1996年,國務院就對全世界宣布過,我們可以考慮糧食自給率保持在95%左右。5%大致是2500萬噸,實際上從來沒有進口到這個數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并不是完全不考慮國際市場,而且我相信隨著今后經濟結構的變化、世界經濟的變化,也有可能突破5%。但是,糧食是資源性產品,糧食產量減少之后,糧食價格必然上升。如果我們依靠國際市場進口大量的糧食,這等于在壓縮中國農民生產糧食的空間。那我們農民的收入將來自于何處？

　　記者：中國如果象荷蘭等國家那樣用相當部分耕地種植附加值較高的農作物出口,同時以低于國內生產成本的價格進口糧食,農民不是可以增加收入嗎？

　　陳：從經濟學的邏輯看,中國土地稀缺,更不應該生產糧食,而應該多生產別的東西。這個邏輯是對的。我并不是反對多進口糧食,多進口糧食從正面講等于進口土地與水資源。如果這條路走得通,確實是件好事。但是,實際的過程往往要比邏輯推理復雜得多。少生產一些糧食,多生產一些高附加值的作物,這個結構調整從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們一直在做。中國農民少生產糧食后,是否能保證他們有其他的職業和收入 是否能確保中國社會的穩定 我的認識是 糧食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糧食問題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牽扯在一起,包括他們的就業、收入。所以,增加進口糧食與其他所有問題一樣,不能簡單地說行與不行。

　　記者：今年,由于直接補貼而促使農民提高了種植糧食的積極性,那么,如果糧食供求關系發生改變之后,是否還要補貼農民？

　　陳：在財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當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5%時,非農業應該補貼農業;不過,由于農業人口的比重很大,補貼的力度不可能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農業的支持與保護一定要長期存在,補貼農民也會長期存在,但補貼的方式方法要完善。

　　保護生產糧食的積極性需要制度創新

　　記者：有學者認為,照今年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過幾年,又會出現前些年谷賤傷農的情況。是否應該有一種機制防止出現這種情況？

　　陳：確實有的同志有這種憂慮。現在,國務院推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農民在賣糧食時可以進行選擇,誰的價格高、誰的服務好就賣給誰。更加重要的是,只有市場才可以對供求關系發出最明確的信號,只有市場才可以合理地配置資源。在市場競爭中,通過價格的波動,農民可以通過了解糧食市場的狀況來調整結構。政府決策者已經考慮到更多地利用市場來調節,以避免糧食過多造成谷賤傷農的情況。但是,就像我剛才已經講過的,由于我們面臨著非常復雜的情況,要想把它徹底理順,其間不光是一個糧食體制改革就可以解決的,還有方方面面的問題需要考慮。

　　記者：前些年,國家以最低保護價敞開收購糧食,造成庫存積壓,虧損嚴重。如何未雨綢繆,在糧食連年豐收之后,不會重蹈覆轍？

　　陳：我也聽到一些專家學者和從事農業工作的同志在問,比如說,最低收購價是否會弄成原來的保護價。我認為它在機制的設置上與原來的保護價不一樣。第一,過去的保護價是獨家收購。這次的最低保護價是政府根據當時的市場行情來決斷的。然后允許多渠道、多主體都可以收購糧食。第二,政府以前定下最低保護價之后,糧食價格不是往高走而是往低走。當糧食供過于求的時候,政府的保護價實際上成為最高限價。而現在政府制定這個價格之后,政府指定的糧食收購部門在低于這個價格時入市收購,它的責任是把糧食價格提升上來。等糧食價格高于保護價之后,政府指定的糧食收購部門就可以退出。第三,以前實行最低保護價格,只要農民愿意賣,政府全部把糧食收購上來。現在則不同了,政府沒有這個責任。政府的責任是把糧食的價格托上來,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可以收,別的具備資質的企業也可以收。這與過去的機制有很大的不同。當然,我覺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剛剛開始,一些制度可能還不健全,但問題在于在整套政策設計中已經考慮到如何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

　　記者：糧食主產區種糧積極性不高是否與種糧效益低有關？

　　陳：我覺得其中有多種因素。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有責任保證本國國民的糧食消費,但是,我們的政府介入得太深。這與我們的整個經濟體制有關。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糧食體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為了保證糧食市場的穩定,把農民與消費者都顧及到,國家設計了糧食風險基金。糧食風險基金盡管大頭是中央拿,但是也需要地方配套。相對而言,糧食主產區配套的比例雖然低,但是出錢的絕對數量不少。而一些主銷區包括中央給的錢加上自己的配套也才幾個億。這樣,主產區就覺得吃虧。在糧食供過于求的情況下,由于銷售困難,庫存的時間長,需要的補貼就更多。主產區政府從財力的角度看,自己花錢補貼的存糧實際上補貼了發達地區,因為將來這些糧食要賣給發達地區。其次,糧食生產出來之后,銷區往往不急于采購,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短時間內囤積在一起,當然對當地的糧食價格就有打壓。產區與銷區的利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的采購制度有關。第三,農業稅在整個財稅收入中的比重比較低。從省里講,農業在GDP中的比重越大,整個GDP的增長率就不會很高。如果一個地方的領導只注重GDP的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加,一定會忽視農業,因為把財力用于農業不上算。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們的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的差距較大,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對價格的承受能力有非常大的不同。

　　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實際上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某種程度上,它不單純是一個流通體制的問題,甚至與我們的整個經濟體制、整個社會發展階段、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都聯系在一起。一方面要強調端正思想認識、端正發展觀,另一方面必須改革體制中不合理的地方,建立利益均衡的機制。不能讓種植糧食的農民吃虧,不能讓糧食主產區的地方政府吃虧。

　　本報記者 田永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