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不斷在媒體上指名道姓痛斥某些國企領導人借產權改革之機大肆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的言論，不僅引起“主流”及“非主流”經濟學家一場對立的學術爭論，而且還激發了全民參與的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全社會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金融學講座教授郎咸平

    有分析指出，這場辯論可能存在兩種結果，一種可能，公眾得以有機會發泄憤恨情緒，使得原本應該是嚴肅的學術探討和社會批判，淪為簡單的對制度改革中的某些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主流”經濟學者和“非主流”經濟學者（左大培，韓德強等）爭奪話語權的斗爭和意識形態的沖突。另一種可能，正視國企改革中存在問題，理性地通過這場辯論，找出癥結所在，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深化產權制度的改革。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研究員韓德強

    不言自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不容質疑，并不能因為行為上的些許偏差，而徹底顛覆行動的方向。同樣，也不能以善待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為借口，而對其不義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有意庇護。只有理性思考、懷抱寬容心態、認真探討制度變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斷修正偏差、誤解，才能做到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均衡，這才是這場爭論真正的意義所在。

    無庸質疑，對制度變革中的時弊，郎咸平的針砭有其合理一面，但是如果不認清幾個關鍵問題，這次爭論只能淪為情緒的發泄。

    產權改革不是拍腦袋

    ７月３１日，“郎監管”炮轟著名企業海爾，以“四問”的形式，質疑海爾借香港的上市公司海爾中建進行“曲線MBO”，以稀釋海爾的國有股權。8月9日，郎咸平又在復旦大學中美財經媒體高級研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其后，他還表示，下一步的研究目標將是，北大方正、清華紫光、三九集團和風頭很足的民企復星實業等。

    論戰起初，許多人認為郎咸平只是抨擊國企改革中的國資流失。然而，在其后的討論中，郎咸平開始質疑整個產權制度改革，甚至要暫停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關于國企改革，郎咸平最著名的“論斷”就是：產權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腦袋想出來的，造成了很大禍患，所以應該停止國企的產權改革。

    在8月28日的“國有資產流失和國有經濟發展研究會”上，郎咸平系統地闡述了其對產權改革的看法。第一，產權是不是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當前的產權是有問題，國企是有問題，但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產權上，這是非常危險的。第二，我們不存在國有企業所有人缺位的問題，我們存在的是職業經理人的信托責任問題，國有企業的老總，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應該負責任。新自由主義學派希望國企退出舞臺。事實上，國有企業不能退出。

    對個別現象的質疑，到對制度方向的否定，再到理論基礎的重新認識，郎氏質疑激起的波瀾，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討論的范疇。經濟學界的爭論還可以說是正、反兩方勢均力敵，而ＢＢＳ上的公眾留言，卻以一邊倒的優勢傾向郎咸平。

    對于郎氏關于產權改革的觀點，主流經濟學家，包括吳敬璉、張文魁、張維迎和許小年等都表示，產權改革不能停。畢竟，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效率低下的問題顯而易見。眾所周知，在競爭領域，國企大多都以失敗告終。當然，也不否認有少數競爭領域的國企，不僅沒有倒閉，反而發展壯大了，究其原因，大多在于這些企業有強勢的領導。

　　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

    面對面與郎氏交鋒的張文魁針鋒相對地指出，毋庸諱言，中國的國企改革也有不少陰暗面，但改革的進程不可遏止，我們不能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不能因此停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無論在哪個國家，國企改革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僅僅會引來國資賤賣的爭議，而且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雖然在國企產權改革過程中，國資流失現象是存在的，但是，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政策得當，國資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國資流失的現象在現實中也越來越多地得到糾正和克服，毫無根據的夸大國資流失現象、以國資流失為理由來終止國企產權改革，都是不能允許的。

    對于拍腦袋的說法，張維迎表示，國有企業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的過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因為國有企業每走一步，我們都會發現，原來的設想沒有辦法解決我們想解決的問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

    20世紀80年代早期和中期，國有企業改革講的是放權讓利，當時提出的一個目標是政企分開，但是后來發現，在當時國有體制下，國有企業政企分開是不可能的。到了90年代之后，問題變成了國有企業能不能活下去。當時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發展起來了，外資也進來了，相當多的國有企業競爭不過私營和鄉鎮企業，也競爭不過外資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就出現了出賣國有企業的情況。

    張維迎表示，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過程使我們意識到，如果所有制不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我們改革的目的就達不到。因為檢驗一個企業所有制的標準，就是在競爭中有沒有生存能力，這是一個基本的方法。我們的改革都是在尋求盡量對大家都有益的結果，好多改革措施不是說政府官員、經濟學家“拍腦袋”就能出來的，而是各個地方自己在發展時迫于壓力自己摸索、創造出來的路子，是不同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競爭的結果。

    不能全面否定MBO

    郎咸平說，“我國根本沒有正確認識管理層收購（MBO）的本質，國內的MBO并不是國際意義上的MBO。現在國內所謂MBO是用銀行的錢收購國家資產，這是不對的。簡單地說，MBO就是一個掠奪國有資產的最好方法。”

    國資委所屬職業經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開發認為：郎先生的理論并沒有錯，問題在于藥方用錯了地方。通過利用MBO規則不完善的漏洞，而侵吞國有資產的國企領導人在實踐中有，但現實情況多數不是這樣。絕大多數被兼并的國有企業或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的資產是什么呢？是拖欠的銀行的貸款，是拖欠其他企業與個人的欠款，是拖欠的職工工資與勞動保險統籌費用，許多企業早已資不抵債，雖然形式上還有個企業在那里，但是實際上早已不姓國了，多數情況是姓銀行和姓職工了，有不少企業的凈資產早已是負數。MBO的方法，不過是換了一個形式上的權利人，所謂從銀行貸款購買國有企業，實際上是銀行在賬目上把債務人換了個名，企業依然是銀行與其它債主的。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放生也不同意對ＭＢＯ改制方式和結果的全面否定。他認為根據相關部門的統計以及他本人在地方調研的事實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的中小國有企業改制總數中，有半數左右最終以ＭＢＯ的方式實現，另外半數則以外資、民資或其他社會法人進入的方式實現，總體效果而言，大約70％以上的國企都實現了成功改制。

    據介紹，地方大量的中小國企本身的產業、產品、效益、包袱以及各種債務等等，都不能吸引外資、民資等外部投資者，“是賤賣都賣不出的企業，如果有不錯的管理層、有對企業長期以來的感情、有職工對他的信任，只有通過他ＭＢＯ的這種方式來帶領企業走出困境。這都是我調研當中實地看到的例子。”周放生說。

    由于法律法規滯后、信息不對稱、交易沒有公開等問題，導致ＭＢＯ在實施時確實如郎咸評所說的存在自買自賣、內外勾結、做虧再賤買等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行為。所以，2003年3月，財政部曾以一紙“關于暫停ＭＢＯ審批的建議”的文件突然凍結了ＭＢＯ。據說當時政策部門內部主張完全停止ＭＢＯ和規范實施的兩種意見爭論得非常激烈。直到2003年12月，由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國有企業改制的規范意見》才被認為是“對ＭＢＯ的一種解禁，或者叫有限制的允許。上海榮正投資咨詢公司董事長鄭培敏六年來一直從事ＭＢＯ案例的具體操作和研究工作，他認為：“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ＭＢＯ，如果能做到按照現有政策規范操作，是完全可以避免自買自賣的行為的，因為一些不規范行為而否定ＭＢＯ甚至產權改革是非常可笑的。”

    “具體案例當中很惡劣的行為導致的國有資產的流失肯定是有的，這屬于交易性流失，但我們國家國有資產的流失狀況更大的部分是體制性流失。”周放生說，“價格絕對不是衡量流失與否的惟一標準，企業的長遠發展、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改革的最終目的。
經營好國有企業，并使之發展壯大，離開了有經營能力的領導人是難以想象的。如何能使企業核心決策層真正關心企業的問題，長江商學院的院長項兵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論述道：“無外乎兩個措施：一是監管，二是激勵。但是前者不可能解決大的問題，因為監管者對企業的了解永遠比不上企業內部人員；而激勵，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以股權或認股權(股票期權)為代表的激勵方式，對企業避免短期行為、實現長治久安可能會起到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論戰應推進國企產權改革更公平、公正、公開

    平心而論，郎咸平的確看到了問題的一面。他看到了國企改革中的不公開、不透明和黑箱操作，看到了不公平的一面。然而，他是看出病象，卻沒診對病癥，更沒開對藥方。改革中出現的丑惡現象，不應該成為不改革的理由，應該成為繼續深化改革的動力。

    但是，也要看到，每隔幾年“公平與效率”的爭論就會重復一次，社會輿論、經濟學家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不能忽視的是，社會弱勢群體的“仇富”心理卻越來越濃重。如果產權改革成為權利富豪攫取金錢的手段，如果制度變遷帶來的階層分化，惡化為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在公眾中形成一股阻礙現有改革的輿論氛圍。

    對于當前的產權改革，要堅決防止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因個案的不公正而否定改革大方向；另一個極端是，因強調產權改革方向正確，而掩蓋了操作程序上的非正義。

    在堅定產權改革方向不可動搖之際，更需要強調產權交易的程序公正。眾所周知，產權改革的大方向沒有錯，只是在具體的行為上有所偏差。國企改革事關全社會，必須建立一套透明的游戲規則。在現在的約束條件下，首先要做到清楚界定企業產權。紅頂商人、紅帽企業，是國有企業還是民有企業，企業創始人的創新貢獻如何界定、獎勵，在目前還有待進一步探討。界定產權之后，就涉及到產權交易，要作到交易的公正，解決之道只能是為中國尋找一個全國統一、公開交易、市場競價的產權改革規則。只有公開和透明的國企改制，其結果才能為各方普遍接受，才能避免未來的可能“清算”，改革也才能真正徹底。改制的結果固然重要，過程也同樣重要。

    目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正處于關鍵時期。政府和公眾都應該審慎思考，怎么做才最能促進改革開放，才最符合社會的總體利益。與經濟學家之間的思想、觀點沖突相較，更需要論戰各方參與完善產權改革的程序，推進國企產權改革更公平、更公正、更公開。(記者 劉振冬 項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