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雨珊 上海報道

　　8月底，來自全國各地的銀行監管官員們齊聚北京，參加一個由國務院牽頭的高層會議。會議的主題無關利率，但會議之外，官員們談論最多的正是利率的話題。

　　加息？或者不加？如果加息，什么時候是最合適的時機？調整貸款利率還是連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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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一起調？調整存貸款法定利率還是放寬利率浮動區間？

　　從這些人的話語里，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決策層在利率調整方面的思路。9月8日，一位接近決策層的銀行監管官員，向記者描述了其間的錯綜復雜和可能取向。

　　決策過程詳解

　　政策的變化總是與傳言相伴。

　　近段時間，坊間流傳著央行將在“十一”加息的消息。9月9日，上證綜指以一根中陰線跌破1300點的心理防守線。一些業內人士猜度，除了大盤藍籌股破位下行等直接原因外，這可能是強烈的加息預期造成的震蕩。

　　但此前的9月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加息猜測只是市場的觀點，而非央行的觀點。

　　究竟是周小川在掩飾央行真正的意圖？還是傳言有誤？

　　“猜測央行‘十一’加息的人，是不了解利率調整的決策程序的人。”上述高級官員表示，央行每次調整利率，從做出決策到正式發布消息，從不會提早三天以上。換言之，央行不可能現在已做出在“十一”期間加息的決定。

　　據其介紹，利率調整的決策程序一般是：由央行貨幣政策司提出調整利率的建議，經行長辦公會議同意后，提交貨幣政策委員會討論；如果提議獲得多數票通過，再提交給國務院，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做出最后決定。

　　“調利率都是很急的事情。央行總是在調整前很短的時間里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國務院研究、公布的時間也非常短，比如上午開會研究，晚上下達文件，第二天就公布實施。”他說，“不可能提前這么多天拿出方案來，再等到10月1日調。”

　　這位官員分析，一般來說，月度的統計數據比較模糊，而季度的統計數據比較精確，還有些數據只進行季度統計。因此他估計，央行應該會等到10月中旬——第三季度的宏觀經濟數字出來以后，才會決定是否提出加息提案。他同時指出，從央行一貫的操作規程來看，是否加息，或者何時加息，現在誰也說不準。因為在整個調息過程中，真正的決策權在國務院，央行僅僅擁有建議權。

　　加息，抑或不加？

　　種種紛繁的數據和現象令加息與否的判斷迷離難辨。上述官員透露，在高層官員和學者中間，對于加息大致有兩派意見。

　　支持派的意見主要是，前期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是行政手段，接下來應當更多運用市場化手段，即以利率為主的價格杠桿。

　　理由之二是目前非正常的“利率倒掛”現象。今年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已經達到5.3％，遠遠超過了1.98％的居民儲蓄一年期存款利率，存款利率成為“負利率”。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價格的漲幅也接近甚至超過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為0，企業的貸款和投資沖動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反對動用利率杠桿的意見似乎更為強烈。他們最擔心的是，加息可能刺激投機資本，造成熱錢更洶涌地進入，給人民幣升值帶來更大壓力。現在國內已經有高達幾百億美元的游資在等待一場“賭局”的最終結果，巨量的外匯儲備占款迫使央行加大了基礎貨幣的投放。

　　其次，人們擔心調高貸款利率后，企業的負擔會進一步加重。除了生產資料價格劇升外，企業用于流動資金的短期貸款和票據貼現成為銀行首先壓縮的對象，使得部分企業經營成本大大升高。據統計，東部某省前4個月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息支出同比增長了34.7％。

　　此外，加息的一個直接效果就是制約投資和消費，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加息對收縮消費的效應是加倍的，而當前消費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需要刺激和擴大。

　　國家統計局一人士曾撰文建議，央行應盡早擴大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浮動空間，以緩解居民儲蓄存款增幅的連續回落。

　　但前述官員不贊同這一觀點，“居民儲蓄存款增幅回落，是多年來儲蓄率居高不下、加上宏觀調控作用下的一個必然結果，因為控制貨幣供應量和信貸增長是本次宏觀調控的目標之一，儲蓄率下降正說明宏觀調控發揮作用了。”他認為，關鍵要看分流的儲蓄存款轉到哪里去了，其轉移的投資方向是否合理，是否為高效率的投資。因此，儲蓄存款回落不應成為加息的理由。

　　“現在基本上沒有誰能夠說服誰。”他說。加息或不加息的抉擇，正處于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

　　三大因素左右加息決策

　　“不管市場怎么猜測，最后影響央行對利率判斷的只有三個因素，那就是物價指數、投資增幅和貸款增幅。”一位接近決策層的官員語氣篤定地說。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上半年連續走高直至7月份沖破5.0％的CPI指數，構成了人們近段時間來預期加息的主要依據。

　　不過，CPI并不是央行判定加息的唯一依據。這位官員表示，利率是資金的價格，物價是其調整的重要參考因素，但最關鍵的是三個指數的共同表現。如果僅僅是CPI高企，而投資勢頭得到抑制，貸款增幅回落，那利率仍然不會動；如果CPI高企的同時，投資出現反彈，即使貸款增幅減緩，調整利率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如果三個指數都處于高位，那調整利率幾乎就是必然的了。

　　根據央行的統計，7月末的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已經減緩，貸款增速繼續回落，可比口徑同比增長15.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7.3個百分點。

　　但實際形勢比表面的數字更加復雜和微妙。

　　8月31日，周小川在天津調研期間指出，盡管廣義貨幣M2供應量增速已經回落到合理水平，但外匯占款繼續高速增長，基礎貨幣投放仍然較多，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

　　此外，投資增長反彈的苗頭也漸漸冒出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從1月的53％滑落至5月的18.3％之后，6月又回升到22.7％，7月再次攀升到31.4％。

　　不過，來自投資和貸款增長大省江蘇的數字又與此略有不同。江蘇統計局的調查表明，二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品價格漲幅與一季度相比趨于回落，主要建筑用鋼材和水泥價格由持續大幅度上漲，轉為漲幅明顯下降，分別比一季度回落3.6％和3.5％。上游產品價格增幅回落，表明宏觀調控效應顯現，固定資產投資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動貸款還是一起動？

　　如果調整利率的現實條件出現，那么央行會提高貸款利率，還是貸款、存款利率一起調？是調整法定利率，還是放寬利率浮動區間？

　　一個可以肯定不會實施的方案是，提高存款利率而不提高貸款利率。因為如此一來，目前商業銀行賴以生存的利差空間就會大大縮減，從而導致銀行經營困難。

　　曾有國家統計局人士建議，在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空間的同時，也放寬存款利率的浮動空間。前述銀行監管官員認為，這種做法幾乎不太可能實施。因為放寬存款利率的浮動空間必須建立在銀行強有力的成本約束機制和較高的利率監管水平上，而這些條件目前都還沒有達到。

　　他解釋道，在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里，存款利率是按照風險溢價來確定的，但在國內，銀行的錢是國家的，經營成本由國家承擔，銀行還沒有形成嚴格的成本約束。如果此時放開存款利率浮動空間，勢必引起一場大小銀行齊上陣，不計成本、惡性競爭的“攬儲大戰”。可供參考的一個例子是，在金融體系相對發達的美國，對存款利率進行嚴格管制的“Q項規則”也是在執行了50年后，才于上世紀80年代取消的。

　　由此來看，如果調整存款利率，較為可行的方式是直接提高存款的法定利率。但這一點在高層仍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他們在步驟安排上的共同點是，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的前提下，對各種金融工具采取不同的利率放開步驟。如先放開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和國債利率，然后再過渡到貸款利率，最后才放開存款利率。

　　放開存款利率的前一步——對于貸款利率的調整，最大的可能性是調整貸款利率的浮動空間。因為調整貸款法定利率對經濟的震動會比較大，而調整浮動區間則是把最后的調整權力交給商業銀行，相對于前者來說，是一種更為市場化的行為。

　　實際上，近年來，利率市場化正是央行大力推進的一項工作。從1998年到今年初，央行已四次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目前，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為?0.9，1.7?，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為?0.9，2?，金融機構擁有了較大空間的自主定價權。這意味著，央行的利率調控方式更為靈活，漸漸從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化。在此背景下，如果央行配合此次宏觀調控適時進行利率調整，既可一定程度地抑制投資過熱，又可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