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余 力

　　今年的民工荒實際上是指青年女工荒，若將年齡放寬到18—40周歲，民工供給數量會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3倍；若將1∶10或1∶5的男女比例調整為1∶1，符合條件的民工供給數量會增加5倍。僅僅是年齡和性別的調整，就將彌補目前的用工缺口并且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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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奪民工

　　8月23日，凌晨4點，數十輛大巴的抵達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在深圳市寶安區松崗鎮造成一片混亂。900多名來自偏遠省份的民工，對于眼前的情景顯然沒有心理準備——已等候多時的數十家企業代表蜂擁而上，不由分說地把民工和行李往本廠的車上拉。不到一個小時，已有500多人被“搶走”，事先預定好的分配計劃完全亂了套，場面一度失控。

　　“活生生的就是搶人，”一位親歷現場的人力資源主管事后回憶時搖頭不已，“大家缺工都缺瘋了。”

　　當地沒有人對如此場景真正感到吃驚——在鎮上，各廠區墻上，“急招、急聘”的巨大橫幅比比皆是，大小數十家職業介紹所的門前屋內貼滿樣式各異的招聘張貼畫，公共場所的告示欄則幾乎全被招聘信息占領，似乎空氣中都彌漫著“缺工”的氣息。

　　今年初以來，突如其來的民工短缺寒流席卷了整個珠江三角洲，其中深圳、東莞受創尤甚。位于深圳、與東莞接界的松崗鎮，同樣身處其中。

　　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深圳缺工30萬人，東莞20萬人，整個珠三角缺口在100萬人左右，主要以缺技工為主。而行業中的人卻紛紛認為，真實數字恐怕要高出許多，而且，與官方的解釋相左的現實是，“技工是一如既往地缺，今年的問題是大規模地缺普工。”

　　現實確是如此。當日在松崗被爭搶的900民工，并不是經過專門培訓的技術人才，他們僅僅是30歲以下的普通農民，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出遠門，甚至許多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有11個人從同一村子里來，其中初中文化的只有3個。”

　　在當地的順業職業介紹所，電腦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7月，共有2600多家企業在這里登記招聘普工，每家少則需要10人，多則數百人，累計需要近10萬人。負責人孫成悟說，“我們只能滿足20％的需求”，而往年的這個數字在70％到90％之間。

　　缺少工人，已危及當地的制造業。一位電子企業的主管估計，今年他們行業用工需求約增加了10％—20％，缺口有三到四成，已經影響到了訂單，“沒有工人，接單也心虛。”

　　壓力之下，民工前所未有地成為了稀缺資源，成為被爭搶的對象。與此同時，內地勞務部門派駐的代表也前所未有地成了企業的座上賓，“往年都是我們求企業給民工安排工作，甚至要付回扣，今年整個顛倒過來了，變成他們請我們吃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勞務代表形容，這樣的變化“有些讓人反應不過來”。

　　對民工的爭奪，不僅發生在企業之間，同時也發生在地域之間，相較于珠三角，長三角占了上風。一位東莞的官員認為，因為企業對形勢錯誤估計，給出的月薪比江蘇、上海等地低了大約100-150元，以至于今年缺工如此嚴重。

　　四川邛徠市主管勞務的副市長王渝蓉在考察過兩個區域之后，認為珠三角工資水平、整體福利狀況都遜于長三角。安徽省政研室錢處長持相同觀點，他們指出，兩地民工更多地流向長三角已成為趨勢。

　　需求劇增成為前提

　　如果說區域間的分流可以部分解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那么福建、長三角在同一時間也遭遇民工荒就使事情變得復雜起來，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邏輯？

　　8月底啟程的昆明市勞務轉移考察團向記者證實了勞工不足的普遍性。該團的考察路線為珠江三角洲—福建—長江三角洲，9月6日考察團仍在杭州，團中的一位官員認為，各地的缺工各有特征，“廣東是什么樣的工人都缺，福建是缺操作工，江浙更多的是缺熟練工，整體看來，沿海發達地區用工緊張已是事實。”

　　這些區域內的企業在回答記者查詢時，也紛紛證實了民工短缺的真實性。長久以來，勞動力無限供給已成為人們理解中國現實的基本前提，勞工短缺何以洶洶到來？缺口如何形成？

　　在深圳從事人力資源管理近十年的郭先生感到困惑不已，“媒體都認為，需求的增加和勞工福利差是原因，可是這些年深圳的需求一直在增長，勞工福利也一直不好，但農民外出打工仍比務農收入要高，為什么去年的情況還是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今年就突然都缺了？難道民工開始大規模回去種田了？”

　　記者向四川、湖南、安徽、山東等勞務輸出大省的主管官員和勞務管理人員詢問，得到的回答是否定，各地并沒有出現民工大規模回流的現象，外出民工的數量保持了與過去幾年差不多的增長。

　　眾多受訪民工向記者證實，他們的同鄉和親友還是“能出來的都出來了”，重回土地的人也有，但到目前為止并不普遍。

　　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8009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0萬人，同比增長4.8％(過去幾年的增長穩定在5％)。統計數據證實了各地官員的經驗判斷。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7％，廣東、浙江、江蘇的GDP的同比增長均達到15％以上，許多內地省份的增長也在兩位數。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顯示“2004年企業雇用的農民工人數比2003年同期增加13％”。供給增長平穩而需求增長勁升，缺口的出現似乎自然而然。

　　真正關鍵的問題隨之出現，缺口出現，1.5億仍留在農村的勞工儲備為什么沒有明顯反應，龐大的供給為什么沒有隨之出現？

　　特定工資水平下的不足

　　學者的答案是民工實際收入的下降壓抑了新增供給的增加。研究表明，珠三角的民工工資在12年間雖有名義上的增加，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收入是持平或下降的。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撰文指出，“當消費物價指數從負的2％上升至6％，便相當于農民工的實際工資下降了8％。而糧食價格從負增長轉為正增長也影響很大。中國的糧食價格2003年大幅上漲，2004年上半年同比上漲了26.7％，使得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義上與過去相等的工資甚至無法維持和過去相當的生活水平，這樣一來，農民工還有什么好選擇的呢？在工的可能回家，在家的可能懶得出來了。”

　　民工證實了學者的基本判斷，“工資太低”，是所有受訪民工對民工荒成因的解釋。

　　在深圳沙井鎮，某電腦配件廠的工人介紹，廠里普通工人的工資是480元(也是深圳特區外最低工資線)，扣除230元的水電費和伙食費，實際只能拿到250元，由于廠里伙食“像豬食”，他們不得不經常在外吃飯，而一份盒飯就要5元，僅靠這份工資幾乎難以維生。他們的純收入幾乎都是靠加班費來獲取，這意味著每天12個小時左右的工作時間、沒有周末(周末開工8小時工資為12元，每小時1.5元)。這樣的工作量，他們每月的收入約為500到600元(含250元的基本工資)。

　　“美夢天堂人人想，以為深圳像香港，來到這里每天做到三更響，工資就是不理想。”雖然感到失望，但民工解釋，該廠的待遇在當地已算中上，“至少廠里不會克扣工資”。這是許多人仍然留下的根本原因。

　　一位24歲的小伙子說，他已出來3年，一分錢都沒寄回家里，不知如何面對父母，“很后悔出來”。

　　民工期望的最低工資水平，答案令人吃驚的一致。沙井鎮工人提出的是800元(含加班工資)，至少每周要有一天休息，要有養老保險；而千里之外的浙江，工人通過自己的組織與資方談判達成的最低工資也是800元，8小時勞動所得不低于27元。

　　顯然，工人對自己的勞動價值有著清晰而統一的判斷，他們并沒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

　　這樣的工資，事實上已成為許多企業新的標準。在松崗，許多企業的招聘啟事上，“綜合月收入800元以上”被以醒目的方式標出。但這樣的企業只占當地企業的10％-20％，而且，人們對他們的信用并不完全放心。

　　所有受訪民工都表示，在收入情況沒有根本改善時，他們不會建議同鄉或親友到這里打工，“這樣會害了別人，即使是兄弟也會翻臉。”

　　1990年代中期，一項大規模的調查顯示，民工外出工作，主要依靠同鄉或親友提供信息和幫助，比例高達75％，遠遠高于依靠政府、傳媒和中介。于是，常有這樣的例子發生，一位民工對一個企業或一個地方感到失望或憤怒，家鄉整個村子甚至鄰近村子的人都不會到當地來。

　　如果大部分人在城里的負面感受大大超過正面感受，無疑后來者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當地職介人員認為，深圳特區外的企業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相當普遍，盡管也有好企業，但在內地民工的印象中，這里已不是善地，印象一旦形成，要改變就極為不易。

　　而在農村，今年以來政府新的農業政策使農民對未來有了預期，內地經濟的增長也使許多人有了機會就近務工，外出務工和留在當地的比較收益有了此消彼長的變化。盡管民工大規模的回流并未發生，但新增民工的增速確實在放緩。“忽視民工是要付出代價的”，學者多年前的提醒在今年不幸成為現實。

　　特定人群的短缺

　　采訪中，記者看到，“16-25歲”，是大部分企業招收普通民工的基本要求。業內公認，今年的民工荒實際上是指青年民工荒，而25周歲以上的民工還是充足的。若把18—50周歲的勞動力算在一起，那么現在工廠招工的人數只是總勞動力人數的15％左右。

　　此外，民工荒可以進一步定義為“青年女工荒”，在珠三角經濟中占大比重的電子、服裝、食品等企業里，男女用工比例為1∶10是正常現象，在深圳這一現象尤為突出——西鐵城廠區里“幾乎就看不到男工”。當地的用工需求中，女工的比例仍數倍于男工。

　　僑興集團人力資源總監李國丞有過大致的計算，若將年齡放寬到18-40周歲、民工供給數量會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3倍；若將1∶10或1∶5的男女比例調整為1∶1，符合條件的民工供給數量會增加5倍。僅僅是年齡和性別的調整，就將彌補目前的用工缺口而有余。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今年6月，僑興按照1∶10的男工、女工比例招工，近一個星期，只招到了十多個人，七八月間，這一比例調整為1∶5，一個多星期內就招到了100多人；僑興再次調整比例為1∶1甚至2∶1之后， 1000多人很快足額招滿。

　　同樣，深圳華發集團將男女招工比例下調到1∶2，甚至1∶1之后，短缺的情況也大大緩解。

　　可以確認，今年的勞工不足是指特定年齡、特定性別以及特定工資水平下的不足，并不存在絕對的短缺。

　　16-25歲的青年出生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后期，基本屬于計劃生育年代的孩子，同樣有著長期經驗的孫成悟和郭先生有著一致的感覺，這樣年齡的孩子們不如他們的父輩能吃苦，流動性更強，“他們到城市里來，普遍有兩手準備，不會再像前一代人一樣逆來順受。這個年齡段的民工流動率至少在30％以上。”

　　而且，他們更愿意嘗試城市生活，“按照現在的工資，存不下錢的現象并不少見，有的甚至要家里寄錢。”這與他們父輩打工存錢養家的行為模式有著本質區別。

　　沙井鎮某廠的員工介紹，廠里新員工的流動率在80％-90％，每個月都有100-200人離開，“寧可拿不到工資也要走”。因此，廠里用工需求為1萬多人，始終缺工2000-3000人。而留下的員工也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要求——8月22日，廠里的幾千工人集體罷工一天，要求改善伙食，取消歧視性規定。

　　顯然，新生代的民工有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為特征，無論是對工資還是對權利的要求，無論是以離職還是談判的方式，都發出了強烈的信號——他們更期望以平等而有尊嚴的方式成為勞動者，而非僅僅是生產線上的一環。

　　邛徠市王副市長認為，今年的短缺預示著勞工市場的買方時代將結束，勞工選擇企業的日子并不遙遠。

　　資方顯然對信號缺乏足夠的理解，絕大部分企業并沒有準備以大幅度提高工資、改善福利的方式應對短缺，到更偏遠的地方，招收更貧窮的民工依然是他們選擇的捷徑。但變化已經出現，資方對這一趨勢不能視而不見，只有尊重民工的合法權益，才能達到共贏。

　　�煟ū緢篑v滬記者戴敦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