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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單羽青
中國與印度——兩個經濟快速發展的人口大國。今天，將它們的發展戰略置于同一個背板相互比較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不過，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中國以制造業為主導，印度以服務業為主導，比較中印兩國的戰略部署可以發現，兩國的經濟雖然增勢強勁，但經濟強項恰恰掩蓋了兩國經濟的弱點。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9月1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題為“中國與印度的挑戰”的最新評論文章。
文章指出，中國和印度在經濟競賽上領先群雄，但它們的戰略部署卻十分不同——中國針對的是制造業，而印度則是服務業。兩者加起來，足以激發新一輪更廣泛、更強大的全球化波瀾，給發達國家構成巨大的壓力。
在中國，制造業主導動力之強勁令人驚嘆。工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41.6%上升至2003年的52.3%，在這13年的GDP累計增長中占了整整54%。服務業給印度帶來的增長動力同樣是令人矚目。服務業占印度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40.6%上升至2003年的50.8%，占該國GDP累計增長的62%。
然而，中國和印度的強項掩蓋著兩國經濟的弱點。從1990年到2003年，印度GDP的工業比重基本上停滯在27.2%的水平。因此，工業在過去13年的GDP累計增長中只占27%，這恰恰是中國的一半。與此同時，中國GDP的服務業比重由1990年的31.3%上升至2003年的33.1%。期間，中國服務業經濟的擴張在總體GDP累計增長中僅占33%，僅為服務業對印度增長所作貢獻比重的一半多一點。
中國重寫了以制造業為主導發展的經典劇本。四大因素使其工業化進程脫穎而出，43%國內儲蓄率、進取的基礎設施建設、飆升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大量勤勞、工資低廉、供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相反，印度的國民儲蓄率只有24%；基礎設施乏善可陳；及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能力，2003年僅為40億美元，與過去兩年每年流入中國的530億美元相形見絀。
可是，這些弱勢并沒有阻礙印度前進。選擇以服務業為發展導向，印度繞過了限制它們制造業蓬勃發展的儲蓄率、基建和外國直接投資等因素。重點發展服務業反而讓印度盡展所長——高學歷勞動力、信息科技專長和流利的英語能力。結果是由信息科技推動(IT-enabled)的服務行業得以復興，軟件、商業加工外包、多媒體、網絡管理和系統整合，填補了印度在工業化進程上因長期滯后而出現的缺口。
另一方面，中國在大部分的私人服務領域發展緩慢，特別是在零售、分銷和專業服務比如會計、醫療、顧問和法律等行業。電信和航空事業是少數的例外。展望未來的五至十年，出現在中國服務行業的缺口將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總體經濟活動最少65個百分點，是中國現行比重的兩倍。隨著國有企業的持續改革，每年將有700-900萬工人下崗，擴展勞動力密集的服務行業也可有助于滿足就業市場對職位的重大需求。
文章認為，假如中國的制造業主導增長勢頭持續，而印度以服務為發展主導的罕有戰略取得成功，那么發達工業國家將面臨嚴峻的新挑戰。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理論告訴我們不用擔心。因為長期而言，作為生產方的工人將形成一個新的消費階層，他們所賺取的收入將通過消費出現在賬簿上的另外一邊，意味著將帶給發達國家供應商無限的商機。
問題是這些基本假設正受到嚴重的質疑。按照此前最簡單的理論，“開放”的經濟模式包含兩個基本部分，可交易的和非可交易的。對富裕、已發展成熟的經濟體而言，在制造業方面的市場分額被低成本發展中國家搶走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們仍然擁有無人可奪走的非可交易的服務業部分，也就是長久以來不受國際競爭威脅的部分。
但今天，白領工人創造的知識型內容可以輕易地出口到世界任何地方，游戲規則已經改變。很多服務已變成可交易，這情況不單發生在價值鏈的低檔次部位——信息中心接線生和數據處理員，且越來越多出現在關乎軟件程式編寫員、工程師、會計師、律師、顧問和醫生工作的高檔次領域。
在印度正行之有效的以服務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擴展了全球的競爭舞臺。結果是，新壓力都落在發達國家的就業市場和實際工資上，在高成本發達國家出現無就業復蘇的不容忽視的壓力。對于身處發達國家的人來說，以服務和制造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正在印度和中國等人口密集國家取得成功，將帶出一個最令人不愿面對的問題：“我們該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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