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茅以寧

　　北京報道

　　剛結束的雅典奧運會上，一名阿聯酋男子獲得了他們國家的第一塊奧運會金牌，舉國歡騰的阿聯酋人將他的名字命名了迪拜的一條街道。而在距離這條街道的20公里處，一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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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里的龍形“中國城”正撥地而起。

　　“每天有5500個集裝箱靠岸，每隔3分鐘就有一架飛機起落，來自六七十個國家的采購大軍在這里川流不息，這里就像1960年代的香港，充滿機會……”談起中東最大的自由貿易區——阿聯酋迪拜，葉日者眉目間閃躍著藏不住的興奮。

　　葉是一位溫州老板，從事醫藥流通買賣。兩個月前，葉通過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了解到阿聯酋迪拜的“中國城”招商信息，隨即，他組織了一批中小企業老板對迪拜進行了為期7天的考察。回國后僅一周，葉又帶著10多位生意場上的朋友——全部是溫州老板，馬不停蹄地奔赴迪拜。“回來后，我們給光彩會遞交了一份考察報告。我們所有人都一致認為迪拜是最有潛力的市場。”

　　1.2公里龍形“中國城”

　　當地政府投資3億美元的迪拜“中國城”，由中國政府和阿聯酋政府共同組織實施。這是商務部擬定的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重要一環。占領迪拜這個歐亞非三大洲交匯處的戰略意義顯而易見——向周邊近50個國家、15億人口的市場進行貿易輻射。

　　迪拜“中國城”正式名稱為中國商品(迪拜)分撥中心，是一座龍形的總長1.2公里的兩層大市場，有3980個攤位。攤位將全部租賃給中國國內企業，通過這個貿易口，國內大量的商品將源源不斷運往中東、非洲市場。

　　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在接受一家電視媒體采訪時，曾放言：迪拜“中國城”無論從投資建設規模，招商數量，還是預期的貿易額來看，都將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商務平臺。預計到今年開業時，將有近4000家中國商家入駐，貿易額有望達到500億美元。

　　不僅是中東，甚至是非洲國家，都將迪拜視為最重要的采購中心。去年，據國內統計，出口到肯尼亞的中國商品是1.5億美元，而肯尼亞的數字則為3億美元。其中的1.5億美金差額就是肯尼亞在迪拜完成的采購額。

　　中智公司(商務部批準負責迪拜“中國城”國內招商和信息咨詢)迪拜招商辦公室總經理孫偉娜透露，12月6日迪拜“中國城”將正式開業，目前至少有2000多家中國企業已經簽了進駐合同。

　　據介紹，迪拜“中國城”由市場、倉庫和公寓三部分組成。它將為進駐企業提供商品交易(批發、零售)，倉儲運輸服務。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商品在世界上最大的、檔次最高的集商貿、文化、餐飲、娛樂等為一體的境外分撥中心。

　　應該說“中國城”提供的是極優厚的條件。

　　“我考察了那里的中國城，全部是鋼架結構，設備比北京的賽特還要好，配套公寓的標準也很高，跟亞運村差不多。”葉日者說。

　　孫解釋：“因為這是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舉措，主要考慮到扶持國內企業，為它們走出去創造條件，所以我們把價格定得很低。一個店鋪18平方米，一年租金只有5.1萬元人民幣，只有迪拜同檔次店鋪租金的30%。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給企業的年租金也不到1萬人民幣。”

　　另外，商務部指定由其下屬的中東投資貿易促進中心(以下簡稱中東貿促中心)對所有入駐的中國企業實行統一管理，包括接發貨物，商鋪租賃，管理，擴展當地商業網絡等。入駐中心的企業將不再單獨在當地注冊，除商品經營外，所有與貿易有關的事項將由迪拜“中國城”作為一個整體與當地相關部門對話。

　　到迪拜去，到迪拜去

　　蒙上一層冒險家樂園色彩的迪拜強烈地吸引著中國商人。

　　迪拜“中國城”的招商活動從去年10月份開始啟動。通過各地經貿局以紅頭文件的方式往下推，對企業展開培訓，但外界并不知曉太多。當時計劃啟動的時候，溫州并沒有出現在招商計劃上。嗅覺靈敏的溫州人表示了強烈的“抗議”。

　　今年3月，包括鞋革、五金、煙具、電器等在內的溫州16家行業協會聯名上書中央，激烈地表示“根據WTO的精神，迪拜‘中國城’項目應該對內開放，取消歧視，溫州地區的企業也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沿海的民營經濟已經有能力自己走出去。所以，我們重點在中西部地區先推廣我們的招商計劃，沒想到溫州按捺不住了。”中東貿促中心邢堅敏副總經理笑言。

　　問題很快就得到了解決。溫州100個商鋪指標在溫州市貿促會公布當天，便有70家企業領走了報名表。

　　目前，浙江人已經搶走了一半以上的攤位，剩下的是廣東人、福建人。孫指著一張迪拜“中國城”的商鋪分布圖，上面滿布的紅點——意味著已經有“主”了。

　　在葉這個生意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溫州商人眼中，迪拜具有四大優勢。

　　首先，市場氛圍好，政治穩定。

　　“這里完全不像國內人想象中戰火紛飛的中東，治安特別好，政府效率高。我們考察期間，只見過一個警察。海關清關也僅僅只需要4個小時。”

　　在葉看來，治安穩定，政府有效率對懵懂而缺乏保護的國內中小企業“走出去”至關重要。“俄羅斯由于治安太差，那里盡管有最賺錢的買賣，但我們都不敢做。雖然近幾年俄羅斯的市場正在迅速擴大，可我們溫州人實際上在撤離，中國在俄羅斯的民間貿易實際上也是在萎縮。”他說。

　　其次，中東是封建的，是家長制的，但是又非常富裕，30%的人口控制著70%的石油資源。“平均每人擁有三輛車”，消費市場有極大潛力。葉也考察過富人區，那里有17萬平方米的大賣場，全是高檔貨，皮爾卡丹和鱷魚服飾的價格要比中國的價格高30%，仍然有很多人買。

　　現在迪拜政府也正在宣稱，要打造繼香港、新加坡之后的第三個直接自由貿易區。以前外國人在迪拜只能租房，不能買房，但是，去年開始政策解凍，可以允許外國人買房。同樣在去年，迪拜的王儲對他的子民承諾，在未來五年中，迪拜城范圍將擴大五倍。

　　再次，迪拜民風淳樸，對中國商人非常尊重、友好，對中國商品也印象不錯。

　　而且迪拜有苦心經營了十年的商業基礎，周邊六七十個國家都到此進行大量采購。據葉稱，溫州一家打火機的企業，在迪拜每月能有2-3個集裝箱的銷售，五金工具也是如此。

　　迪拜的商業模式是不做零售，只經營批發，大量的是轉口貿易。集裝箱到了后，直接進保稅區的保稅庫，貨主最多只用繳納5%的關稅，沒有任何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而且當這批貨賣給了其他國家的商人后，迪拜還將這5%的關稅退還。

　　“但是它市場的硬件設施不好，檔次不高。類似武漢前幾年的漢正街，一條小胡同，樓上住人，樓下是市場。街道擁擠狹窄，再加上天氣炎熱，經營人員感覺不適應。”而迪拜“中國城”正好可以集中起來管理，形成規模效應和專業分工。

　　除了迪拜“中國城”在扮演中國與中東地區貿易服務中介人，民間也不泛這樣的淘金者。李凱濤是位來自海外、略帶神秘色彩的商人，同時也有著另一個隱秘的頭銜——“納斯達克中國區高級顧問”。他最近負責的一個項目就是9月在廈門召開的“中國EMBA節”，打算將中國頂尖企業家們與迪拜的王公巨賈們“綁定”。他認為，“1960年代的香港，是中國內地的貿易出口，而這里是整個中東和非洲的貿易出口。”

　　“走出去”的困難

　　“我們國家做得很有遠見。首先，大家都是處于一道起跑線上，我們打開中東這個新興市場的難度遠遠小于攻占成熟的歐美。”李凱濤分析，中國面臨著愈演愈烈的歐美國家反傾銷和非關稅壁壘，中國商品往往被歐美拒之于門外。但是阿拉伯國家除了石油化工以外，普遍缺乏現代化工業支撐，國內商品遠遠滿足不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它們只有依靠大量進口商品，而中國商品以較好的性價比普遍得到中東及非洲市場的歡迎。

　　不過，葉日者還是對前景表露了一絲擔心，“迪拜‘中國城’物業管理費及每年遞增幅度還沒定，而現在限于簽證時間限制，合同簽訂是3年一簽，對于一個新生市場來說，培育市場就像種樹，投入期得到的回報是很少的，我們希望合同能簽到10年以上。否則萬一變更合同，或者雙方外交關系出現裂縫，這些遺留問題都會很棘手。”

　　一些針對已走出國門的企業調查顯示，在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困難中，有40%是直接與政府有關，如外匯管理過嚴、審批渠道不暢等；另外的45%與政府的政策間接有關，如融資困難、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國外原因只占15%。

　　葉認為，政府雖然下了很大力氣，但是宣傳力度、支持力度都有所欠缺。中東貿促中心不是專業的市場運作公司，整個的規劃設計管理，最好都請專業公司參與運作；招商方面必須加強目的性；在市場設計方面還做得不夠，應按照產品清楚地分區，不能搞得太雜，當時一味追求如何把攤位招滿，沒有門檻，來了就登記，等到現在調整就有些來不及了。他認為最好能像義烏小商品市場那樣的規范管理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