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 釗

　　北京報道

　　“西北第一民企”德隆出事之后，關于民企的爭論甚囂塵上。而在當下，郎咸平教授的一系列言論，更宛如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大地上的事情一夕間竟予人大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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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之感。

　　何以如此？本報記者就民營企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采訪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茅于軾先生和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趙曉先生。

　　民企更容易受到壓制

　　記者：資金不足一直是束縛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長期以來，很多民營企業都著力打造更深更廣的資金供應平臺和體系。請問，民營企業怎樣才能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投融資機會？

　　茅于軾：民營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是中國金融市場沒有完全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之處在于實行了“雙軌制”，可以看到，民營企業參與的很多行業和領域，效率都提高了。但是，金融市場一直沒有實現“雙軌制”，是由國家壟斷的。所以，金融行業的效率一直比較低。

　　這次宏觀調控并沒有解決金融行業的效率問題，而是進一步加強了行政力量的作用，結果使金融效率進一步降低了。據說，此次宏觀調控過程中又增加了上千億的呆賬，這就說明，宏觀調控對金融業的改善沒有任何幫助。民營企業也就照樣還是得不到相應的金融服務。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從金融業“雙軌制”做起，現在中央也在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但決心還沒有下，因為“雙軌制”很容易引發金融危機。

　　趙曉：目前，造成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主要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宏觀調控下，資金供應總量的緊張，這一點不僅針對民營企業，所有的企業都受到影響，比如貸款數量整體下降。

　　其次是體制上的問題。由于民營企業多為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且，民營企業貸款融資時受到“體制性歧視”，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出了問題，“肉是爛在一個鍋里”，而對民營企業放貸出了問題，就會被懷疑是否存在私下的交易。還有，民營企業多是某一行業的新進入者，更容易受到宏觀調控的壓制。

　　第三是民營企業自身的融資結構問題。比如德隆利用二級市場聚斂資金、抵押貸款，還有浙江出現的地下錢莊和財團等，這都是在扭曲的金融體系下存在的扭曲行為。這樣的行為對民營企業來說，風險是巨大的，應該引起警惕。

　　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還是要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一旦投融資體制改革到位，宏觀調控對所有的企業影響都是一致的，而不會像現在這樣，民企和國企還要分開評估。

　　做大做強是必然選擇

　　記者：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一直伴隨著多元化的主題。多年來，民企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如何應對市場變化，躲避供求風險。宏觀調控所體現出來的政策風險，似乎令很多民企無法招架。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該如何繼續做大做強呢？

　　茅于軾：用行政力量干預市場，讓人感覺好像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除了政府開支、稅收以外，其他方面的資源配置是不能通過權力來進行的。

　　宏觀調控不是不能進行，它應該通過貨幣利息等手段來實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通過行政力量干預微觀經濟。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不會持續很長時間的。民營企業的發展策略還是應該依據自身實力來制定，不要把宏觀調控看得太嚴重。

　　我認為，民營企業應該采取一定手段抵制這種宏觀調控，雖然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不抵制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經濟總是在計劃和市場之間這么前進一步，倒退一步，對改革是很不利的。

　　趙曉：做大做強是企業經營發展的必然選擇，你不強大就會被別人吃掉。

　　宏觀調控其實并不是一種單純的政策風險，它也是一種市場風險。民營企業要學會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預計到國家宏觀調控的步驟。

　　至今為止，中國已經進行過四次宏觀調控，企業應該明白，一旦經濟過熱，政府必然會出面干預，同樣，一旦經濟停滯不前，政府也會出臺積極的調控政策，企業也要提前做出判斷，進行相應的決策。

　　對多元化我們也要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中國的市場機會特別多，因為我們幾十年的工業化進程壓縮了西方200多年的歷程。面對如此多的機會，讓企業不動心，堅守專業化路線是不合適的。

　　另外，中國企業的專業化面臨著一個市場的邊界。市場就那么大，加上國有企業、地方保護等因素，企業不能實現自由兼并、擴張，專業化不足以支撐一個企業不斷地發展下去。

　　輕重工業轉換的機會

　　記者：有人說，去年是中國民營企業重型化的一年，民間資本從輕、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轉換中找到了機會。在輕工業領域通過“快進快出”完成原始積累的民營企業，冀望通過與國家宏觀政策緊密相關、資本需求大、投資期長的重工業完成產業轉型。甚至需要大資本介入的金融業在民企手中也變得舉重若輕。但是，突然而至的宏觀調控，不但給轉型中的民企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打擊了民企對重工業投資的信心。這是否意味著，民企向重工業轉移的擴張思路會有所調整？

　　茅于軾：民營企業進入重工業的大方向肯定是對的，國退民進必然會包括這些重大的行業，包括現在還沒有開放的石油、鐵路等行業，遲早也會允許民營資本參與。

　　原來民營企業的實力較弱，現在，隨著民營資本的擴大，參與更重要的行業投資是不可阻擋的。國有企業當然不希望看到民營資本的競爭，但是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事實也是客觀存在的。未來5到10年，民營企業必然會在重工業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短期的宏觀調控不會對這一大趨勢有所改變。

　　但是，向重工業過渡過程中，民營企業可能面臨更大的資金壓力，所以，關鍵還是要看金融體制的改革。

　　趙曉：中國經濟向重工業轉移的趨勢很明顯，而民營企業始終是中國工業發展的生力軍，所以，民營資本重型化不會因為一次宏觀調控就有所減弱。當然，也許在投資的進程、速度和力度上會有相應的調整。

　　歸根到底，宏觀調控是一種短期行為，政府更重要的目標還是進行體制改革。但是，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一些做法還是值得警惕的，它強化了政府干預的力量，客觀上造成體制改革的退步。我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后續的宏觀調控手段必須調整，或者用參數調節的方式，或者用改革來對沖。

　　國企民營化須摒棄暗箱操作

　　記者：與宏觀調控對民企的直接影響同時而至的，還有對民企發展模式及作用的置疑之聲。特別是在股份制、民營化改革過程中，是否帶來國有資產低價轉移的問題，更是隨著近期郎咸平的言論而成為焦點。這是否說明，過去幾年中剛剛形成的對民營企業發展有利的社會環境正在發生改變？

　　茅于軾：在國有企業民營化過程中，的確發生了不少問題。我們的國企MBO在過去幾年的實踐中，公開性、透明性做得并不是很好，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對民營企業發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完善這方面的制度，摒棄暗箱操作是必須的。否則，遲早有一天，民營企業的合法性問題暴露出來，就會成為民企的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但是，問題歸問題。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和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容質疑的。我們的憲法中“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說法肯定會修改的，因為，現實情況已經在改變了，大型國有企業也在股份制、民營化。

　　目前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前一階段中國總體投資失控進行的。投資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這就暴露出我們的政府職能定位的不準確。

　　趙曉：任何的改革都是可能存在漏洞的，但是，絕不能因為一時出現的“毛病”就否定整個民營企業的作用。

　　中國浙江地區的“草根企業”，還有北京中關村大批的“知本企業”，都是非常陽光健康的經濟實體，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都是很大的。不能一句話就把全部的民營經濟都否定了，一定要旗幟鮮明地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

　　不可否認，宏觀調控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客觀上造成了一些困難，但是，我們要客觀地看待這種困難。

　　宏觀調控是現代政府作用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民營企業要對它保持良好的心態，隨時做好準備迎接，以后可能會經常遇到。當然，對目前處于轉軌時期的中國政府在宏觀調控中一些不合理的手段，我們可以商榷，但是，宏觀調控是不可避免的。

　　總之，中國經濟轉軌是不能停的，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是不能停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更是不能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