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張文 丁博 戴媞　

　　8月3日下午2點，一天中最熱的時候，盛夏的烈日明晃晃地照在城市的街道上。

　　宋師傅和他的同伴一起坐在找工隊伍當中，一手扶著膝蓋，一手拿著一張寫有“廚師”二字的小紙片，默默地看著眼前不時走過的前來招工的人群，等待著合適雇主的雇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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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月壇公園東門外，被稱為“月壇勞務市場”的林蔭道上，幾乎每天都聚集著全國各地來京務工的民工。

　　今年已是宋師傅從山東老家來京務工的第9個年頭了。9年來，宋師傅一直在京城的小餐館里以廚師為生，“前前后后在不下十三四個餐館里干過”，但辛勞漂泊的打工生涯似乎并未給宋師傅的生活狀況帶來一些起色，前兩天因為生意慘淡，餐館關門，宋師傅又一次失業了。

　　“你看，這里這么多人都等著找工作，現在北京這邊小餐館的生意又不太景氣。唉，合適的工作越來越不好找了……”宋師傅緩緩地說著，焦灼的眼神掩飾不住憂慮。

　　在不計其數與宋師傅有著相同遭遇的農民工為了工作和生存而奔波、憂慮的同時，許多企業也正在為招不到民工而同樣發愁。

　　透過假性民工荒，我們看到民工變遷的深層原因是“綜合商務成本”在起作用。

　　民工荒兵臨城下

　　今年入夏以來，民工荒已成為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據媒體報道，廣州、深圳、東莞等地出現200萬生產工人缺口。往年人頭攢動，可以用“源源不斷”形容的民工在珠三角地區變得緊缺起來。

　　不僅僅在東南沿海地區，北京也出現了“缺工”的抱怨。

　　“以前每招10個人，能有多出大約20%，也就是大約12個人來應聘。而現在，來應聘的大約就只有8個人。”豐臺區六里橋附近的騰躍勞務中介公司的田奚玲告訴記者：“以往到我們這來招工可以招到需求量的50%，而如今只能招到20%至30%。”

　　據北京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7月27日公布的“2004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最新統計資料，2004年第二季度，在北京市勞動力市場上供不應求缺口最大的二十個職業中，有相當部分是以農民工為勞動主力的。例如：餐廳服務人員、治安保衛人員、裝飾裝修工、家庭服務員等，其中，餐廳服務人員從去年的第九位上升到今年的第二位，治安保衛人員從上期的第八位上升至本期第三位。

　　民工荒與民工待遇

　　農民工勞動條件惡劣，工資水平過低，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的造成民工荒問題的主要原因。

　　“很多地方干活都太累、太苦。”在六里橋天橋附近記者與一位騎三輪車的師傅聊了起來，“比如在工地上干活，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中間只休息一個小時，天天吃饅頭，這么熱的天，太累了，誰受得了？而且很多地方一個月的工資才400到500元，買兩條煙再坐幾趟車就基本上沒有了。”

　　深有同感的余師傅苦笑著說：“在外面打工苦，你看我們現在每天就是喝冬瓜湯，如果自己在家里每天這樣喝冬瓜湯，我早就把鍋給砸了！”現在方莊南面的一處住宅建筑工地打工的余師傅來自江蘇，在外打工多年，曾到廣州、深圳、西安等地干多活：“我們出來打工圖的是什么？還不是在外想掙幾個錢，如果我們苦也受了，又沒掙到什么錢，那我們還出來干什么，你說是不是？”

　　“畢竟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如果工資還跟以前一樣高，工人就根本賺不到錢。比如服務員的工資一般是500元/月到600元/月，有些偏的地方，如郊區就只有400元/月，而按現在的消費水平，這些錢根本就不頂什么用。所以雖然現在也有些地方招工要求并不高，但愿意去的工人并不多。”同時田奚玲說。

　　“北京一些地方拖欠工資現象還比較普遍。有時到了一家餐館，感覺老板不可靠，情況不對就趕緊走了。不然如果繼續留在那，麻煩就大了。”宋師傅說，“這里打架的事每天都有，都是因為老板克扣工資，工人沒辦法，只有自己解決，沒人會管。我們也是受害者啊！有時生意不好，老板自己卷鋪蓋走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你一分錢也拿不到。”

　　民工荒背后的“素質門檻”

　　一方面是合適的工作不好找，另一方面是用工單位對民工的大量需求，兩者無法銜接，最主要的因素還是農民工面臨的“素質門檻”。

　　“現在很多地方招工時對學歷、年齡、技術都有要求，像我這樣沒什么文憑，又沒有其他什么技能的，哪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啊！”當記者向宋師傅問起既然目前北京這邊小餐館的生意不景氣，廚師工作不好找，為什么不試著換其他工作時，宋師傅一臉的無奈。

　　“以前的工作對技術要求低，現在的工作對技術、學歷的要求都提高了。很多企業用工都要求高中畢業，還要有一技之長。而這些要求卻是很多民工根本就達不到的。”田奚玲對此也深有感觸。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今年初對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及中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用工意向的調查表明，招用新農民工的企業85%以上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5%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56%以上的崗位要求達到初級工以上水平；近60%的崗位需要熟練工人。

　　然而，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0.0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有4.5%，文盲和半文盲卻占到22.25%。同時，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基本處于自發流動狀態，接受技術培訓的比例很低。因此，農民工較低的素質已成為影響其就業的根本性因素。

　　“目前我國制造業比重上升，對工人的技能要求提高，但民工很大部分缺乏相應技能和素質，因此出現民工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徐進這樣分析，“但其實技工缺乏早就出現了，只是沒有引起注意，等到一定時候，它就表現出來了。

　　民工都到哪去了？

　　不少人將今年的糧價上漲與民工荒聯系在一起，將其歸結為產生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然而，最新數據資料顯示，2004年6月底，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首次突破1億大關、2004年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同比增長3.8%。

　　在北京方莊南面的一處住宅建筑工地打工的余師傅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設風調雨順，一畝田可以收1500斤水稻，水稻1塊錢一斤，那么這畝水稻的收購價就是1500元。但化肥需要一畝250元，農藥、耕地費需要150元，放水費20元，農業稅74元，公積金35元……總共加起來一畝田的成本大約是690元，還不算自己的人工費。而且這還只是年成好的時候，如果遇到年成不好，不僅賺不到錢，還要自己貼錢！”

　　“今年糧食雖然漲價了，還是難賺到錢！雖然今年水稻價格從每百斤76元漲到了104元，但農藥的價格也漲了。去年58元的農藥，今年一下子就漲到了八九十元。所以還是不能靠在家種地賺錢。在農村一個孩子從小養到大需要花大約6萬塊。我有兩個小孩，大的女孩現在初中畢業，學服裝裁剪，現在一個月可以自己掙八九百塊錢，已經不需要我的錢了，但小兒子現在還在讀初中，每年讀書的學雜費就需要4000元。你說我如果不出來打工，光靠在農村種地怎么夠？所以我們那里能出來打工的基本上都出來了，留在農村的很少。”

　　北京一路發搬家公司的民工小靳的話似乎更能生動地說明現在農民外出打工的比率：“從1999年開始，在我們南陽縣那邊，只要是20多歲的小伙子基本上都出來打工了，剩下的就都是一些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小孩和婦女。”

　　那么這些來到城里的民工都干什么去了呢？

　　在六里橋天橋附近騎三輪車的張師傅告訴記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很多人就自己接些零活干。就像我自己花了幾百塊錢買了輛三輪車，沒事就在馬路旁等著拉人、拉貨。一個月收入大約1000元左右。”

　　在六里橋天橋的地下通道兩側全部是等待雇主的農民工。和張師傅一樣，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表示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寧愿自己找些零工干干，也不愿受老板的“剝削”。

　　民工荒還得標本同治

　　針對農民工務工的問題，一些專家學者指出民工荒并非真正民工缺少，而是因為各方面條件缺失帶來的假性民工荒。為從根本上解決民工荒，有關專家提出了相應意見和建議。

　　首先，針對我國勞動力豐富、資金短缺、自然資源有限的實際，各城市和中心鎮應立足于找準、做大自己的核心產業優勢，形成更具特色的優勢企業集群和都市圈，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

　　其次，應進一步為農民進城務工創造適宜的政策和社會環境。全面清理限制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不合理政策，進一步完善農民工暫住制度，規范企業用工手續，對農民工實行法律援助，勞動部門等由有關機構實行跟蹤服務，切實維護農民工權益。同時解決好進城農民工子女上學、計劃免疫等實際問題和困難。

　　同時，農民工輸出地與輸入地應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規劃。在擴大職業培訓服務規模的基礎上，降低所收取的培訓費用，使更廣大的農民工有機會、有能力接受職業技術培訓，建立健全各種成分并存、競爭有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教育培訓體系，讓更多的農民工能夠持證上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