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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定進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本報記者 王梓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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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經濟過熱的討論中，余永定卻有不同的聲音。

　　在本月早些時候的一篇論文里，余表達了他的觀點：“過熱”并非嚴格的經濟學術語，在沒有給出確切定義之前，就為是否過熱(或局部過熱還是整體過熱)爭論不休，可能誤導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結論。

　　余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不久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在余永定看來，經過幾個月的調控，投資增速逐月明顯回落，一系列宏觀政策已經取得積極成效。接下來的挑戰，應該是如何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前提下，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改善經濟結構、特別是投資結構。在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同時，應該盡量采用間接調控的方式，以避免在糾正經濟失衡的同時制造新的失衡。

　　同樣是在該論文中，余還提出了關于間接調控的政策建議——實行銀根緊縮的貨幣政策，一開始就應該提高利息率，現在仍有此必要。其理由是：名義利率不變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升息有利于提高信貸市場上資金的分配效益；長期低利率預負利率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效益的提高。

　　8月30日，就目前總體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下一步的調控策略等問題，本報專訪了余永定所長。

　　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悖論

　　《21世紀》：投資增長速度已經趨緩，宏觀調控下一步該如何突出工作重點？

　　余永定：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是多重的，除GDP增長速度之外，物價穩定、匯率穩定、就業充分、貿易平衡、金融穩定等等都是政府的重要宏觀經濟目標。在這些目標中，有些相輔相成，有些則是相互矛盾的。這樣，政府就必須確定諸多目標的最優組合，其中最重要的一對目標關系是就業與通貨膨脹目標之間的關系。

　　《21世紀》：就業與經濟增長密不可分，后者同通貨膨脹的關系如何協調？

　　余永定：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率有著至少是中等程度的相關性。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上升和下降，往往先行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下降。通貨膨脹變化對經濟增長變化的滯后大致有4個季度(在1980年代，經濟增長有兩次高峰——1984年和1987年，相應的通貨膨脹高峰出現于1985年和1988年；在1990年代，經濟增長高峰出現于1992年，通貨膨脹在1994年到達最高峰。另一方面，當經濟增長速度到達谷底時，通貨膨脹率往往同時或一年后到達谷底)。中國以往的經驗是：當經濟增長處于上升階段時，只要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通貨膨脹率在第二年就會超過10％；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不超過9.5％，通貨膨脹率就不會超過5％。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25年中，盡管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在9.4％左右，但中國政府從未能夠成功地將經濟增長速度連續維持在9％左右的水平(哪怕是僅僅維持兩年)。9％只是通向通貨膨脹或通貨收縮的橋梁。因而，面對9.1％的經濟增長速度，政府對經濟“過熱”表示擔心是理所當然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中國政府來說，真正的挑戰并不在于能否控制通貨膨脹，而在于能否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21世紀》：那么經濟高速增長能否解決目前同樣棘手的就業問題呢？

　　余永定：中國需要高速經濟增長。只有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才能解決或緩解嚴重的就業問題。

　　在1980年代，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平均能拉動增加就業崗位240萬個。到了1990年代，下降到70萬個。中國政府計劃在2004年(城鎮)增加就業900萬，即增加3.6％。以前三年的平均就業彈性為0.42計算，200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達到8.6％。如果以2003年的就業彈性計算�焺t200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至少應該與2003年持平。

　　自1979年到2000年，第一、二、三產業的平均就業彈性分別為0.6、0.34和0.57(蔡日方，2003)。因而在經濟增長速度給定的條件下，可以通過改變產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結構來增加就業量。但是在短期內，這種改變難以實現且對于解決就業問題的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經濟增長速度的增加，就業增長速度的上升意味著就業者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的下降(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并非我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能源瓶頸令人憂慮

　　《21世紀》：與過熱行業的投資相關連，能源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緊張，這其中的原因何在？

　　余永定：瓶頸產業的出現是當前中央政府最憂慮的問題之一。瓶頸出現，按定義就是各行業生產出現比例失衡：某個(或某些)行業的產出過小，限制了以其為投入的其他行業生產能力的充分發揮。

　　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出現瓶頸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過去數年中，我們對未來經濟發展將會對一些經濟部門，如煤炭、鋼鐵和電力等部門所造成的需求壓力估計不足，因而對這些部門的投資不足。在1988年至1997年間，電力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是25％，但在1998年到2003年間電力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1％，遠低于經濟進入通貨收縮時期之前的年均增長速度。如果不考慮2003年的急劇增長，電力投資的增長速度在通貨收縮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不足7％。正是由于在此期間中國電力投資的增長速度緩慢，某些外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統計是不可靠的。

　　《21世紀》：1988年至1995年，鋼鐵投資的年均增長率為24％；從1996年到2003年，即便考慮到2003年鋼鐵投資的急劇增加(97％)，在這一時段鋼鐵投資年均增長速度亦僅為18％，明顯低于1988年至1995年。如果不考慮2003年，此時期鋼鐵投資的年均增長率僅為6％。因此可以說，2002～2003年以來，一些部門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對此前這些部門投資增長速度緩慢的一種糾正。在進行糾正的時候，出現了投資過度。對過熱行業的調控，您覺得該注意哪些問題？

　　余永定：既然存在過度投資，對投資增長速度過快的行業進行某種干預就是必要的。但是應該盡量利用間接手段，通過市場(如利息率的變動等)進行干預。政府不一定永遠是最高明的，當年電力投資不足難道不正是政府決策的結果嗎？

　　房地產投資應當降溫

　　《21世紀》：從過去的數據來看，您認為，該如何解釋本輪經濟過熱？

　　余永定：中國的宏觀經濟分析應該以產業分析為基礎。從行業的角度來看，2003年投資增長速度最高的前六個行業為：水泥、鋼鐵、電解鋁、汽車、紡織和煤炭。然而，由于這些部門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比重都不是很高，因而無法解釋2003年投資的高速增長。為了解釋2003年的投資增長，增長速度較低但其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比重較高的行業，也應該被納入視野。

　　《21世紀》：對2003年投資增長速度貢獻最大的十個行業為：房地產、輕工、文教衛生廣播福利業、冶金、電力、機械、化工、運輸郵電通信業、紡織、有色金屬。在上述十個行業中，房地產投資增長無疑是2003年投資增長的最重要推動者。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房地產熱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結果。您如何評價呢？

　　余永定：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城市化無法解釋過去10年中中國房地產投資的急劇波動。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長速度從1992的117％暴跌到1997年的-1.2％。1998年以后，房地產增長速度持續超過總投資的增長速度，2002年后更是急劇增加。這些變化是無法用一直存在的城市化這樣的長期因素加以解釋的。

　　不難證明，中國最近幾年來的房地產熱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導的結果。在近期內，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也將基本上取決于政府政策。在通貨收縮時期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比較廉價的貸款支持，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有過急、過快之嫌。對失誤之處加以糾正無可厚非，防止矯枉過正也是勢所必然。

　　從宏觀經濟穩定的角度來看，中國住房價格上升的快慢并非問題的關鍵。只要供應和需求的增長速度相同，住房價格就不會上升。但是，對應于同樣的住房價格水平，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可以是十分不同的。不管從總體上房地產開發有無泡沫�撛谀承┏鞘校�特別是少數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泡沫肯定是存在的�敚�鑒于中國目前所出現的一些瓶頸現象以及房地產投資在形成這些瓶頸中的作用，鑒于房地產發展對于銀行信貸的高度依賴和由此可能形成的金融風險，對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適當降溫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