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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田永勝
占我國人口64%的農村人口生活于400多萬個自然村中，約分散為2億多小農戶。其中，3/4以上是小農戶，是“兼業經營”，這個比重自大包干以來的25年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要從根本上緩解三農問題，只有進行一系列制度創新。中國人民大學農經學院院長、中國改革雜志總編輯溫鐵軍這樣認為：
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
記者：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城市面貌日新月異，而農村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卻較為遲緩，何以如此？
溫：這是因為在中國農村，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些最基本的要素現在還沒有條件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在我國農村，土地事實上是在不斷減少，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服務欠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銀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又導致農村出現大面積的高利貸。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人們憧憬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如何體現？
記者：如何促使資金流向農村呢？
溫：許多專家都認為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長期沒有破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興辦多種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組織為“三農”服務。我們應該按照一號文件要求，逐步發展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為農村服務。現在各地及相關部門都在摸索嘗試，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中國農業大學等在搞小額信貸。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是總的原則，只要有利于緩解三農問題，就都可以搞。應該把各地的經驗匯總起來，集思廣益，然后在法律、制度的層面加以解決。
構建適合小農經濟的管理制度
記者：這些年來，為什么“三農”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了呢？
溫：從我們在基層調查的情況看，這些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現在，很多政策、法規出自部門。這些政策、法規都代表了部門的利益，由此造成遠比過去嚴重的條塊分割。恰恰就是現行部門壟斷體制本身，導致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項支農政策失靈。比如，在我國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而任何可以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都會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部門下屬的單位壟斷的時候，農民能在農業生產中產生利潤嗎？再比如，中央禁止亂占耕地，但是，各地的圈地運動卻在短短的幾年中變本加厲。中央決定今年財政支農300個億，結果，各地的生產資料紛紛漲價，幾乎把中央給農民的好處吞沒了。
記者：為了緩解“三農”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從管理體制上進行創新？
溫：我認為，要把降低制度成本作為政策出發點。為降低行政管理上的制度成本，可以考慮“增省、撤地、強縣、弱鄉”。四年前，我就提出這樣的設想。增省和撤地現在已經有人繼續討論了，而農村管理體制改革仍然缺乏討論。現在交通方便了，如果把縣切小，然后加強縣級政府建設，同時弱鄉，把鄉變成鄉公所，七站八所取消，村直接對縣。一個縣也就管幾百個村，大縣也就管一千左右的村。中間環節減少了，必然會減少治理成本。
建立適合小農村社的合作制度
記者：對于2億多由于兼業化經營而普遍需要資金的農戶，政府資金應該投給誰，怎么才能投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資要求的農戶？
溫：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倒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日、韓兩國和我國臺灣的模式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我國農村需要多種形式的合作化模式。應該把農民作為生產力要素來看待。農村怎么建設？應該引導他們發展與農村經濟有關的規模經營，如加工、購銷乃至于進一步進入餐飲業、金融、保險領域。農民組織起來進入這些領域，政府應給予資金支持、稅收優惠。要充分相信群眾的創造力，讓農村勞動力成為鄉村建設的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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