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悖論。

　　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的壟斷行為、非市場化頗有微詞，希望中國盡快成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但在頻繁飛往中國的投資銀行家們眼中，中國的大型國企尤其是壟斷型的大型國企卻是他們追逐的寵兒。逐利而來的他們，將中國的大型國企推上國際資本舞臺的同時，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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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投行背后是國際資本的力量。海外IPO后的壟斷型國有企業為國際資本提供豐厚的投資回報，而中國藉此獲得發展的資金。

　　這是壟斷企業的價值。

　　在這個專題中我們試圖通過跨國投行的支配力量來梳理跨國投行與國有壟斷企業的關系，并解析壟斷企業未來的最終命運：

　　作為中國企業海外IPO的承銷商，那些跨國投行活躍在中國的十年間究竟做了什么？他們如何與龐大的中國國家機器打交道？他們如何劃分中國大大小小的國企市場？

投行：在壟斷中取得勝利

　　方風雷與高盛的合作，高盛終于可以以大投行的身份介入到中國的證券市場中去，在這個為“國企解困”而建立的股市中，這些跨國投行有什么新的目標？

　　高盛今年在中國志得意滿。

　　根據Dealogic統計，高盛今年上半年在中國和亞洲(日本除外)的股票承銷市場上位居第一，為中國公司融資的總額為32.7億美元，所占份額高達26.6%。

　　7月中旬，高盛(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張奕宣布了這一消息，他談到，“高盛在中國的股本發行量已占高盛在亞太區(日本、澳大利亞除外)股本發行總額的一半。”

　　高盛的志得意滿不僅于此，與方風雷合作組建的高華證券已經通過國務院批準。接近方風雷的人士透露，目前高華證券只在一些最后的細節問題上等待證監會批準。

　　幾乎所有國際知名投行都意識到了中國業務的發展空間，高勝只是搶先一步。用德意志銀行CEO喬瑟夫.阿克曼的話說，“我最愛來中國了，別的地方的人都愁眉苦臉，中國到處都是happy people。”

　　“我們正在申請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以下簡稱“第一波士頓”)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黃征向記者透露這是在北京代表處設立11年之后，第一波士頓在內地設立的第二個辦事處。

　　這些跨國投行的濃厚興趣，源于國際投資者對中國企業的態度。2003年，以股神巴菲特一舉買進中石油13%的流通股為標志，中國概念股迎來了在海外市場上最為紅火的一年。

　　因為國際資本市場的追捧，中國內地企業也隨之掀起新一輪海外上市熱潮。此輪熱潮在中國人壽上市時達到最高峰，2003年12月，中國人壽規模高達34.6億美元創下了近年來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的紀錄。

　　匯豐銀行上海代表處證券業務部高級代表蔡雷認為，盡管宏觀調控政策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一定影響，但是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與中國企業的長期走勢判斷并沒有改變，今年下半年以及接下來幾年，還會有更多中國企業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第一波士頓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黃征介紹說，投資銀行翩翩身影依然將活躍于中國與世界資本間。

　　壟斷魅力

　　盡管美國一直在指責中國政府在一些行業存在壟斷行為，無論對內資還是外資的開放進展都很緩慢，但在美國資本市場上，中國這些壟斷行業的企業卻是倍受歡迎。

　　十年來，中國企業往往以這樣的角色在國際資本舞臺上亮相：中國大型國企股和納斯達克市場的科技股。但從融資金額來說，這些大型國企的融資總量無疑遠超過其他類型企業。

　　香港匯豐銀行上海代表處高級代表蔡雷這樣解釋，投資銀行的承銷收費與企業融資額成正比，所以大型國企動輒幾十億美元融資額的承銷費用，可以抵得上十幾個小型公司的承銷費用。

　　他透露，對大型國企來說，在美國上市投行收取承銷費用大概占到融資額的3%-5%。盡管這個比例與承銷一些中小企業的10%左右的收費相比并不高，但是足夠大的融資總量還是可以保證投行足夠的收益。

　　幾乎所有的大型投行都將目光聚焦在大型國企上。

　　“我們目前主要精力放在做國營企業上，主要以純粹行業性的標準來衡量企業價值，其中一些企業的確很優秀。”花旗銀行中國投資部副總裁蔡衛說，“對投資銀行來說，無論大單子還是小單子，在承銷的一些環節中付出的精力相差并不多，所以能否拿到大型國企的單子基本可以決定這個投行在中國的盈利狀況。”盡管匯豐也在努力開展民營、科技類企業的承銷業務，但是蔡雷認為任何一家投行都不可能放棄大型國企這一市場。

　　從根本上來看，投資銀行對大型國企上市的積極態度，取決于中國大型企業成功承銷的幾率，也就是國際投資者對這些企業的態度。

　　中國的這些壟斷國企在公司結構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如果依照成熟資本市場公開、透明的標準衡量，都或多或少存在問題。比如國際投資者原本最注重的管理層團隊，中國的這些半官員型企業領導層自然與其要求甚遠，但是這些國際投資者對這些都可以“容忍”。

　　“容忍”的原因是這些壟斷國企在非市場競爭環境下穩定的利潤來源。對比所有中國上市公司，這些海外上市公司的業績幾乎可以說是最優秀的，與國際其他同類型近期上市公司對比，中國這些國企的業績也同樣讓人矚目。

　　對這些投資者來說，壟斷即為利好，開放則為利空。

　　2000年11月，從信息產業部官員中傳來手機要單向收費的信息，海外基金經理獲悉后馬上大量拋售在境外上市的兩家電信股，中國移動一夜之間損失上千億港幣。這些基金經理以此行動表達了他們不接受這些電信運營商自由競爭的改變。

　　隨后，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親赴港救市，作出承諾一定時間內不會施行單向收費，事情才得以平息。此后的4天內，海外上市的兩家通信公司的市值增加了將近1500億港幣。

　　海外基金經理對內地電信公司的信心，并非建立在市場競爭的能力和實力上，而是其獨家壟斷的地位。所以，一旦這些電信公司的壟斷地位稍有動搖，這些海外投資者就沉不住氣了。　

　　高層公關

　　最近幾年，全球資本市場上最耀眼的IPO大項目幾乎全部出自中國。中國大型國企的“大單”對任何一家跨國投行都是充滿誘惑的，2003年全球最大的IPO項目中國人壽的融資額高達34.6億美元，這一年美國本土承銷額第一的高盛所承銷企業融資總額才不過23億美元。

　　爭取這些并非市場化的公司，也不是市場化的操作辦法就可以做到的。投資銀行家們的嘴里不停地飛出“人脈”、“關系”、“政府高層”之類的詞語。

　　花旗環球金融亞太區主席梁伯韜早年間以“紅籌股之父”聞名，因曾幫助數家中國國企赴港上市而與中國政府以及國企高管交往甚密。2001年，花旗力邀梁伯韜加盟，經過兩年的默默運作，花旗終于成為中國人壽的主承銷商，一改近年來花旗與中國大型國企無緣的頹勢。

　　一位跨國投行工作人員透露，在中國比較活躍的投資銀行在選擇開展中國業務管理層的時候，必定要考慮業務能力與政府公關能力的搭配組合。

　　跨國投行為了爭取一些業務，與政府以及國企前期做的鋪墊則更為復雜，有一些運作外界很難看出真正目的。

　　除了給政府高層做一些咨詢工作以外，這些跨國投行也要拿出一些資金給大型國企解決實際問題。盡管一些本土投資機構對中國不良貸款只出售給外資投行頗有微詞，但是這些投行關注的卻是不良貸款背后利益。近期高盛注資海南證券被業內人士形容為“捐款幫政府解包袱”。事實上，無論傳聞中高盛注資的數目是多少，日后海南證券的收益也與高盛毫無關系。跨國投行自然明白“買門票”含義。

　　非市場化手段操作非市場化公司，跨國投行也難免陸續“出事”。 7月份，美國證監會發布公告稱，高盛在1999-2000年間的承銷中石油、中國電信和中華網三家中國公司IPO股票過程中，有違規行為。

　　6月底，花旗中國投資銀行業務主管任克英被解職，業界分析是因為她在操作中國人壽承銷上市過程中存在違規。任克英被譽為“投行奇女子”，曾以遠居美國之遙而談判落實了廣深高速5億美元的IPO項目而業內揚名，花旗看重她亦是因為其在政府高層的活動能力。

　　花旗是否有意改變依賴政府關系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管理？任克英的離職也許只是一個信號。但是中國政府方面已經開始有所改變。今年3月，深圳市政府宣布，深圳能源集團赴海外上市的中介機構以公開邀標的方式產生。在此次透明的招標中，JP摩根成為深圳能源集團的主承銷商。

　　新的興奮點

　　“高盛這樣的大型投行往往處理一些1億美金以上的案子，我們的角色為處理一些5000萬美金以上的中型盤子。”溫天絡介紹說。

　　在高盛等投行全力爭奪大型國企的時候，溫天絡發現了中等壟斷企業的承銷市場。33歲的溫天絡8月初剛剛出任了麥格理銀行大中華區總經理。而僅僅在5個月前，這家澳洲最大的銀行斥資全盤收購了荷蘭ING集團在亞洲的投資業務。麥格理銀行投資分部的負責人表示，此次業務擴展將拉開麥格理銀行進軍亞太區金融業的序幕。

　　事實上，包括麥格理、里昂、BNP百富勤在內的投行一方面強調自己不會和超級巨無霸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競爭，一方面并沒有放棄對超大型壟斷項目承銷的爭取，只是做的盤子相對較小，通過市場細分進行錯位競爭。

　　大型跨國投行對地方壟斷企業也開始重視起來，今年上半年，JP摩根通過招標成為深圳能源集團的承銷商。盡管深圳能源集團的業務范圍只限于本地，但是其所處的電力行業中國目前并未有放開跡象，所以投資者絲毫不用懷疑其在壟斷優勢下的盈利能力。

　　對于海外機構投資者來說，可以投資的壟斷大型國企畢竟還是少數，每年上市的數量也不會超過三五個，這些投資者把目光也投向了中小型國有企業。

　　全球最大直接投資集團美國凱雷投資集團4月在中國設立了分支機構，董事長郭士納明確表示了凱雷集團在中國的目標對象。他說：“對于直接投資基金而言，最大的機會在于中小型的國有企業。凱雷集團不能購買那些巨型國有企業，中國政府也不允許對這些企業進行收購。也許更多的機會在于省屬的國有企業。”

　　隨著優秀大型國企陸續上市，余下的大多是主營業務在世界上并無優勢，或者改制進展緩慢。那么在這一波國企上市熱潮之后，投行將在中國的下一個業務增長點在哪里？

　　匯豐銀行對民營企業一直很感興趣，從去年開始，已經陸續在浙江、江蘇這些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做過一些投資銀行推薦會。蔡雷認為這些民營企業在未來會成為投行承銷的主力。蔡衛則直言對民營企業不感興趣:：“民營企業老總名聲不好，由此造成很大的風險，美國公司不愿意接受這類項目，因為很可能由此拖累投行本身名聲。”對于認為“民營企業名聲不好”的理由，是這些企業家第一桶金往往說不清楚，還是近兩年中國民營企業家頻頻“出事”，蔡衛不置可否。

　　蔡雷說，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香港幾乎所有投行都空無一人，真的沒有投資機會這些資本“掮客”會毫不猶豫的全部撤出。所以并不存在，在這一輪國企上市高潮之后，投資銀行一定要在中國找到下一個業務增長點。

　　方風雷與高盛的合作，高盛終于可以以大投行的身份介入到中國的證券市場中去，在這個為“國企解困”而建立的股市中，這些跨國投行有什么新的目標？

合資投行的業務版圖

　　國有企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將于2006年下降到17%(這個數字在2000年是26%，在1990年是55%)，在承銷國有壟斷企業的高潮過后，跨國投行將對哪些企業產生興趣？

　　方風雷沒有時間。

　　“每天我們都要去證監會討論具體的操作問題，晚上回來我們還要很緊張地準備材料。”高盛與方風雷合作組建的高華證券已經進入最后的操作階段，至少80%的工作已經完成，最終結果可能在8月下旬見分曉。按照他們的計劃，今年年底前公司就可以正式成立。

　　高盛用了10年，終于得到機會涉水中國。

　　高盛動了誰的奶酪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SFB)近期的一項研究預測，在假設人民幣能夠全面自由兌換，及市場已開放吸納海外資金的前提下，到2010年，中國的證券市場可能成為全球第二或第三大市場，市值達2萬億美元，而目前則為5000億美元。

　　這樣大的一塊市場，卻在中國加入WTO的承諾中找不到開放時間表。長期以來，外資投行所需要的只是一張市場準入牌照。

　　假海南證券還魂，高華證券的外資股東高盛除占據證監會規定的33%股份，還借出資給方風雷以換取管理層持股。只要高盛點頭，高華就將轉讓控股權，從而成為高盛在國內負責A股承銷和債券交易的部門。

　　國內券商顯然不愿看到這一幕的上演。而最不情愿接受這一結果的，當屬中金和中銀兩家。“國際市場認為，目前能與歐美大型投行匹敵的只有中金與中銀。”軟庫金匯執行董事溫天納表示。

　　中金依托摩根斯坦利，中銀依托美林。在2002年6月《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否決了合資投行從事A股經紀業務之前，中金和中銀已經拿到了A股經營牌照。曾經有中金公司高層表示，中金公司的成功源于“在國際資本市場運作經驗及對中國國情的深刻理解”。

　　這似乎印證了中國政府設立中金、中銀的主要目的，一是與國際投行合作的過程中積累經驗，幫助中國投行成長為世界投行；二是避免在承銷過程中全部是國際投資者的聲音，中國投行可以起到一個平衡作用。

　　但一位在中金和中銀的投行部門都工作過的人士認為，以目前這兩家投行的現狀來看，當初目的沒有實現。在他看來，這兩家投行目前還沒有在國際上獨立承銷的能力。在承銷過程中，前期為企業做的咨詢工作中金、中銀因為對中國國情較了解，還可以做部分工作。但在后期的銷售中，中國投行幾乎拿不到單子。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投行與跨國投行最大的差距在于沒有一個完整的銷售網絡，而且這個網絡需要長期的信譽積累才可以形成。對于幾家投行聯合承銷的企業中，收費比例也直接與銷售股票份額相關，所以中金、中銀盡管的確參與到承銷中，但這個過程中獲利并不多。

　　事實上，在2000-2002年摩根斯坦利派來的高管支撐下的中金風光過后，面臨的是至今的頹靡。整個2003年，除了中國電信海外上市和廣東移動80億元債券發行，中金公司再沒拿到過大的項目。而除了承銷國內企業海外IPO，中金基本沒有別的利潤來源。

　　高盛陰影里的高華證券一旦開始承銷海外IPO業務，高端客戶將會是其主攻目標，特別是大型壟斷性行業的盤子。對于這兩家長期以來在國內大型項目承銷中處于壟斷地位的合資投行來說，壟斷的堅冰一旦被打破，生存空間直接被壓縮。

　　摩根斯坦利、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美林、花旗等投行垂涎這塊奶酪由來已久，最早采取合資構架試水中國的摩根斯坦利顯然不愿意看到高盛率先開始動刀。

　　1994年，摩根斯坦利正是在高盛拒絕中國的情況下，接受了建行方面的提議，與之組建了中國第一個投資銀行中金公司。然而公司文化的格格不入，加上不能增持股份，在承銷了一系列大型國企如東方航空、中石化、聯通的上市之后，摩根斯坦利的人員漸漸淡出了中金的管理層。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太區主席兼首席運營官柯磊洛表示，高盛的合資計劃向其他外資投資銀行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中國可能愿意考慮其他的架構引導外資的進入。

　　各個外資投行早就考慮過這樣的合作方式，考慮通過這樣的手段繞過WTO壁壘。早在2002年的一次研討會上，匯豐銀行亞太區投資銀行業務主席宦國蒼就曾暗示，打算找一家剛剛拿到營業執照的證券公司，中方占股權，管理匯豐來。但結果并不像匯豐入股平安10%那樣簡單，匯豐一直沒有拿定主意，在等待中讓高盛搶了先。

　　按證監會的打算，要把與高盛的合作做成樣板。政策上主動開放的信號既已放出，柯磊洛已經與好幾個公司進行了接觸，“我們正研究好幾個方案，好讓我們參與A股的包銷和買賣。當然，有一個重點是每家外資投資銀行都必須考慮的，就是管理與經濟控制權。對所有外資投資銀行來說，與中國公司合伙之后，最終能夠參與管理，實在很重要。”柯磊洛說。

　　業務的擴張版圖

　　10年過去，中國市場的情況已經和方風雷參與籌建中金時有了很大不同。

　　當初最主要的需求，是靠國際投行來培養本土人才，以實現中國創建自己的投資銀行的理想，而當下最要緊的是引入外資來幫助填補一些證券機構的黑洞。而外資的進入，需要的是在恰當時機，通過這樣的架構實現全功能投資銀行的全部內容，從事與其他國內券商同樣的業務。

　　柯磊洛從沒有掩飾過他的野心。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中國策略非常清晰，就是要成為一個綜合環球投資銀行平臺，“我們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并非單靠首次公開招股，其他的服務，如合并與收購、資產證券化、股票及固定收入等范疇也大有可為。”

　　摩根斯坦利的中國戰略也如出一轍。除了爭取股票承銷以及為并購交易提供咨詢這類支柱業務之外，摩根斯坦利在中國市場已經為高檔房地產、壞賬以及民營企業股份的收購投入了約6億美元。

　　而摩根斯坦利的發言人表示，過去10年中國業務的收入增長了12倍，摩根斯坦利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繁榮發展，它的投資會獲得回報。

　　事實上，只要能夠進入中國，包括假道合資，從一級市場的承銷、過橋貸款、股權投資到二級市場的交易代理、融資、融券、資產管理，外資投行都愿意并且有能力一攬子打盡。和美林證券手中掌握的3281億美元資本總額相比。國內130家券商的全部資產加起來只有3000多億人民幣，只是其1／8。

　　不僅僅是具體業務門類的拓展。作為第五大信貸銀行，匯豐證券上海代表處高級代表蔡雷認為，隨著大型國企的IPO業務逐漸完成，壟斷的優勢變得不那么明顯，接下來投行特別看好的是民企的崛起。

　　而幾乎所有的投行人士都在重復這樣一句話：“我們不在乎什么性質的企業，只要盤子可以，就做。”

　　人才之癢

　　聯姻方風雷，高盛考慮了很久。

　　作為本土的資深投資銀行家，方風雷曾代表中金和高盛在1997年中國電信上市到2000年中石油重組等項目中多次合作，相知頗深。

　　“投資銀行大舉進入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在于政策，而在于人才。“大的投資銀行中大部分負責中國業務的人，包括主管、副主管，包括做項目的人都已本土化。”美林證券中國區主席劉二飛這樣表示他對美林扎根中國的信心。

　　然而，從事財務收購業務的美國沃特財務中國區代表張志浩進入中國一年多來，卻覺得眼下在中國開展業務最困難的地方就在于能幫上手的人太少，既懂美國的玩法又懂中國的玩法的人嚴重不足。在中國，相關業務的拓展，不僅需要掌握國際投行運作的規則，更要懂得中國地方政府、企業的游戲規則。　

　　以原高盛投資銀行部主管、上海人徐子望代表的高盛投資銀行家正在北京和方風雷一道等待最后的審批。據《財經》報道，2003年退居二線以后，正是徐子望向高盛管委會提交的一份合資建議書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合資計劃的出臺。

　　很可能，徐子望將代表高盛與方風雷合作。“根據我們在中國的經驗，很多事情常常是好事多磨。”徐子望在電話那端顯得相當忙碌。顯然，徐子望這樣兩頭都熟悉的人，正代表著渴望進入中國的投資銀行的未來挖角方向。

　　國有企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將于2006年下降到17%(這個數字在2000年是26%，在1990年是55%)，在承銷國有壟斷企業的高潮過后，跨國投行將對哪些企業產生興趣？

民營企業，跨國投行的下一個目標

　　作為中國企業海外IPO的承銷商，那些跨國投行活躍在中國的十年間究竟做了什么？他們如何與龐大的中國國家機器打交道？他們如何劃分中國大大小小的國企市場

　　盡管早有準備，陳穎還是沒有料到，投資者的錢會來得這樣順利。

　　作為掌上靈通投資者關系總監，陳穎直接參與了2004年掌上靈通的上市全過程。

　　“粗略統計，平均每做40分鐘的推介，就能募集到400萬美元的投資。”陳穎回憶道。

　　承銷商的選擇是CEO楊鐳的主意，“直覺告訴我，應該選擇世界頂級的承銷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摩根大通、Piper Jaffray投資銀行以及里昂證券這四家各自為靈通IPO投入了幾百名銷售人員，全世界薦股。事實證明，他們的確做得很好。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亞太區主席兼首席運營官柯磊洛對最近接的幾筆單子都很滿意，“中國有很多高素質、高速增長的民企。特別有些客戶是業界的先鋒，如新浪、掌上靈通。”

　　有了這樣的示范效應，加上香港市場人滿為患，新加坡市場容納能力有限，越來越多的民企更愿意直接挺進美國。

　　IPO還是反向收購

　　到美國上市的國內民企越來越多，作為沃特財務集團上海首席代表，張志浩業務開展一年多來，做成三筆單子，通過反向收購運作了中國汽車配件系統(CAAS)、天獅國際(TBGU)以及上海四方信息的美國OTCBB板上市。“大型民企可以在美國直接掛牌，小一點的就有難度，這是通道的問題。”張志浩說。

　　企業在美國上市有IPO和反向收購兩條通道。

　　IPO除了要嚴格遵循美國會計標準對企業進行審計以外，還要有150萬美元的現金成本。而且投行作為承銷方，要收取8%的傭金，所以相對適合國內規模大的企業。而反向收購對企業的財務只追溯2年，融資成本也大大低于大型投行，對急需融資的民企更加合適。

　　事實上，由于股市低迷，美國各投資銀行從2001年起基本上不再發售中等公司的IPO，對大型公司的IPO也持謹慎態度。

　　2003年3月完成反向收購的中國汽車配件系統公司如今在美國表現優異，交易活躍，目前公司市值達到9927萬美元，市盈率26倍，市凈率5倍。

　　張志浩現在每運作一個企業上市，沃特財務大概可以獲得200萬美元以上的利潤。這本來就是一塊因為盤子太小，從前基本為大型投行放棄的業務。盡管高盛本身并不看重這塊市場，但是受高華的崛起影響，所羅門美邦、里昂證券等規模稍遜的投行很可能在進入中國后參與瓜分眼下由中小型投行和財務公司把持的這部分市場份額。

　　潛藏的風險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預測，國有企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將于2006年下降至17％。在2000年，這個數字為26％，而在1990年為55％。而與此同時，是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所占比重的顯著上升。

　　跨國投行無疑感覺到了這一點。浙江總共73家上市公司，有將近30家為民營控股上市公司。而浙江省政府早有計劃，在2007年之前，讓浙江企業的融資額與上市家數“翻一番”。

　　在匯豐證券上海代表處高級代表蔡雷看來，民企的發展壯大將在未來3~5年內完成，下一階段匯豐IPO的重點將從關注大型壟斷國有企業轉移到民營企業。

　　然而民企總是不那么讓投行滿意，“我們挑選得相當嚴格，100家前來申請的民企，最后能夠做成的不到10家。民營企業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張志浩頗多微詞。

　　張志浩暗示，國內還是有一些券商接受了民企的非法要求，通過財務包裝在美國上市，“就像是定時炸彈，遲早要出事。”

　　一方面，所有的投資銀行都看好民企的未來；一方面，眼下投資銀行愿意投資的仍然只是其中如新浪、掌上靈通這樣的高科技股或行業前三位的企業。

　　“民企水還是太深。”張志浩說，“2億資產對于很多民企來說是個發展瓶頸，現在積存財務和管理方面的問題再過3~5年一定會有個總的爆發。”不過生意總不能等三五年再做。日本軟庫金匯的執行董事溫天納表示，“盡管民企上市態度積極，但投資銀行及投資人將提高自我的標準，以目標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市場地位、是否擁有全國網絡、營運狀況及利潤作為定價標準，變得更有選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