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曲力秋

　　關于中國引進外資的爭論在過去的25年里從未停止過，在此番拉美化的大討論中它又成為最關鍵和最核心的問題。

　　7月9日，某媒體發表了《外資引進“拉美化”之憂》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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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一位國務院領導對此文做了重要批示。這個批示促使商務部于8月2日召開了由馬秀紅副部長主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外經貿大學、南開大學等單位的6位專家參加的專家座談會。會后，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對參加會議的部分專家進行了專訪。

　　引進外資與金融安全

　　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葛順奇教授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外資的大量涌入可能會危及中國的金融安全”這一說法十分不以為然。他說，“通常來講，外資包括這樣三個部分的內容：外國直接投資(即FDI)、外國間接投資(即FPI)以及私人貸款、國家援助和商業性貸款。”

　　葛順奇說，在目前國際外資的流動中，FPI和FDI占絕大部分，從全球范圍來看，FPI的規模要遠遠大于FDI的規模，但中國卻恰恰相反，在中國的外資利用構成中，FDI占絕大部分。而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與FD I的增加沒有關系，它們的危機都是由FPI引起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說，拉美國家的危機都是債務危機，不是FD I危機。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尤其是1974年以后，拉美國家的外債開始迅速增加，遠遠超過了直接投資的數額。1980年已經占到外部資金總額的77%。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直接投資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認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幾個關鍵要素目前在中國都不存在，這表現在：一，中國現在的資本項目還沒有自由兌換；二，中國的股市和匯市都沒有開放；三，中國的利率目前還不是完全由市場調控而是由政府調控。

　　“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在利用外商投資方面的拉美化基礎不存在。”

　　中國經濟是否過度依賴外資

　　葛順奇認為，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對外資過度依賴應該著眼于這樣兩個方面，一是看它的絕對規模，二是看它的相對規模。

　　從絕對規模上看，2003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為535億美元，是繼2002年第一次突破500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國之后的連續高位放量。

　　由于在中國的外資利用中，FPI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因此，葛順奇說，暫且可以對它忽略不計。

　　“如果僅看絕對指標，我們會發現，中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規模是非常高的。譬如2001年在發展中國家中，我們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比排在第二名的墨西哥高近一倍。2003年，流入中國的FDI約占世界總量的8%，占發展中國家的34%和亞洲的53%。”

　　但是，葛順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過度依賴FDI以及FD I的規模是否合理，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雖然中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常可觀，但如果用GDP矯正后，中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

　　“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采用業績指數，剔除了因為經濟規模差異所造成的偏差，比較客觀反映一個國家吸引FDI的業績。根據該項指數，1998年-2000年，在140個國家與地區參與的排名中，中國的業績指數值為1.2，名列第47位。1999年-2001年，前15位業績優秀的國家也不包括中國。這種情況表明，中國在利用FDI方面，沒有大家所說的那么突出。”

　　葛順奇的結論是，中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絕對規模雖大，但相對規模并不高，不存在過渡依賴外資的問題。

　　超國民待遇問題

　　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是此次關于外資爭論中雙方最能達成共識的部分。

　　“中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確實給了外資很多超國民待遇。”盧進勇說。“現在的超國民待遇主要體現在稅收方面，過去在市場準入、外貿經營權的優先獲取方面也都存在著超國民待遇。”

　　盧進勇認為，在看到利用外資中的超國民待遇的同時也不應忽視了我們對外商還有一些低國民待遇，這主要表現在市場準入方面。

　　“這是外商反映最強烈的地方，就是我進來后，你對我有些限制，譬如說在這個領域里你國內企業可以投資，我外商就不能投資，或者允許我投資但不允許我控股。所以，現在外商要求平等待遇，這種平等待遇不僅是進來以后的平等，而且是進來之前就應該給我平等待遇。而我們現在的政策是，準入前的平等待遇暫時不談，準入后盡量給外商國民待遇。”

　　盧進勇認為，之所以還保留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是因為在很多地方我們對外商有低國民待遇，由于對外資存在著一些限制，所以我們再給他們一些優惠，這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一種互補，從而使外商在中國目前這種過渡經濟的環境下能夠和國內企業基本上享受平等待遇，進而保證他們大體的公平競爭。

　　盧進勇認為，從長遠角度看，超國民待遇肯定不會永遠存在。他說，超國民待遇第一不要再增加了，第二要逐步減少，第三要把有必要保留的優惠待遇逐漸轉移到我們鼓勵發展的行業上去。

　　技術溢出效應問題

　　技術溢出效應是指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產品技術、管理技術和研發能力從外商投資企業內部向東道國企業擴散的效應，很多人把它理解為“以市場換技術”的同義語。

　　1992年，中國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由于在中外雙方的合作中，外商看重的是中國的廣闊市場，中方要的是外方的先進技術，因此，中方寄希望于此舉能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來帶動中國企業的技術提升。

　　對于那些抱有“拉美化之憂”的人來說，這么多年來，中國廣闊的市場并未換來外商的先進技術。對此，盧進勇說，中國確實得到了外商的技術，這些技術恰恰是我們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目的。

　　盧進勇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國內的市場競爭不是很激烈，由于市場沒有完全開放，外商投資不是很多，國內企業也沒有發展起來，所以跨國公司沒有必要拿最先進的技術來。

　　“現在則不同，中國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也有幾十萬家，在這種情況下，外商要參預國內市場競爭，必須拿來頂呱呱的技術、頂呱呱的品牌和頂呱呱的產品，否則，你的產品就沒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