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縣統計局長甚至向記者直言：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經濟普查就不做了

　　本報記者 易強

　　在首都北京，從2004年8月1日起，經濟普查正式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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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這項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全國范圍的經濟普查活動的，有大約5萬名普查員。北京市統計局一位官員稱：“全市78萬個單位都要走一遍。要把以前估算的數據變成實實在在的數據。”

　　這次普查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摸清第二、三產業的現實狀況，為宏觀調控提供盡可能準確的各類依據。外電發表評論說，這將是中國“重拾統計誠信”的一次機會。

　　顯然，要把握好這次機會，與北京的“大手筆”相比，中國的不少基層地區的安排，壓力更大一些。這主要基于基層財政上的困難。

　　“包括7名抽調過來的，我們共有18名統計員——進行經濟普查就靠這18個人；需要的統計經費，按照上面的規定，70萬人口以下的地區，按每人2元錢撥付；70萬人口以上的，按每人1.5元撥付。但能落實的可能還要少些。”湖南省邵陽縣統計局長張雄強對《財經時報》說。

　　邵陽縣位于湘中偏西南，縣轄22個鄉鎮、3個農林場，是人口近100萬的貧困大縣。

　　不過，它并不是湖南省最窮的地方。在該省10個國家級貧困縣名單里，并沒有邵陽的名字。

　　中國有2500多個縣，其中有360多個國家級貧困縣。“像我們這些貧困地區，能用的經費相當少。何況‘端人飯碗，聽人使喚’，行政權和財權都受制于地方，要保證數據真實，還要費些力氣。”另一位貧困縣的統計局長對記者明言。

　　經費短缺

　　根據《國務院關于開展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通知》文件，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所需經費，由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共同負擔，并列入相應年度的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確保到位。

　　“像我們這樣的窮縣，政府發工資都比較困難。”湖南洞口縣統計局長楊平泉向《財經時報》說。洞口已經開始經濟普查的準備工作，但是經費相當緊張，“要解決這個問題，得慢慢來”。

　　有一位縣統計局長甚至向本報表示，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經濟普查就不做了。

　　衡陽市統計局核投科科長謝明菊講，當前的情況是，財政狀況好的經費多，財政困難的經費少；政府領導重視的經費多，領導認識不夠的經費少；統計局長活動能力強的經費多，活動能力欠缺的經費少。

　　“對于爭取到經費多的地方，當然是件好事；對于經費拮據的地方，只能量入為出，普查結果便是可想而知”。

　　謝明菊認為，對經濟普查經費的籌集，中央政府必須通盤考慮。她的建議是，地方繳納兩稅時，可追加一定比例，作為普查的經費，集中到財政部，然后再全額下撥。并且，應當“確定一個最低預算標準”。

　　人手不足

　　邵陽和洞口都是邵陽市的下屬縣。因為在市里開會，《財經時報》沒能聯系到邵陽市統計局長肖曼輝。

　　肖局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組數據：邵陽全市原有196個鄉鎮統計站，至2002年底，基本上名存實亡，僅有專職統計人員11人，占5.6%，其他94.4%是兼職統計人員。

　　在兼職統計人員中，有33人兼兩個職務，占17.8%；有152人兼三個以上職務，占82.2%。“甚至有個別鄉鎮由司機兼任統計工作”。

　　數據表明，邵陽市196個鄉鎮，平均每個鄉鎮下轄29個村(居)委會，最多的90個村(居)委會。“但沒有一個鄉鎮有計算機用來處理統計報表。鄉鎮統計人員把每年的12月戲稱為‘統計黑色月’，把普查年戲稱為‘統計克星年’”。

　　在邵陽市專(兼)職統計人員中，平均統計工齡1.9年。占63.8%的統計人員從事統計工作不到一年；23.8%的鄉鎮統計人員一年內要換兩三次；35.2%的鄉鎮統計員表示不愿從事統計工作。

　　政府統計部門人手不足，不少基層企業的情況也不很樂觀。比如，在邵陽市，在452戶國有和年產品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中，沒有一家設立專門的統計機構，只有20%的企業配備了專職統計人員 。

　　看領導臉色

　　安徽省渦陽縣統計局魏紹軍則指出，影響數據真實，最重要因素在于統計部門處于“無權無錢，需要看人臉色的地位”。

　　在縣鄉主要領導的眼中，統計部門既不像工商、稅務、財政部門那樣“能為地方增加收入”，也不像公安、檢察、法院等強力部門在維護地方安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統計部門只是生產數字的單位，實在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說是可有可無。加之縣鄉統計部門作為全額撥款單位，自身沒有收入，各項業務活動的開展完全要靠財政撥款”。

　　在人員經費上受制于地方，基層統計工作則很大程度上聽命于地方領導。“統計數字成了某些領導手中的氣球，要大便大，要小便小。”魏紹軍表示了與前述縣統計局長同樣的擔憂。

　　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縣級統計部門必須與稅務、工商、技術監督等部門一樣，實行垂直領導。“縣級統計部門人員很少，若實行上劃，難度并不大。而且一旦縣級統計部門實行上劃，人員、經費、數據質量這些長期以來困擾縣級統計部門的難題，便可找到解決方法。”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