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吸引外資？怎樣平衡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有無辦法防止各種壟斷勢力同流合污？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反壟斷本身

　　反壟斷問題仿佛一下子就急遽升溫，成為話語的焦點。

　　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曾多次對外國零售業在國內的“超國民待遇”提出異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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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相對幼稚的零售業還沒來得及長大，外資零售業就已經完成了對中國零售市場的戰略布局。到2004年年底，WTO承諾的過渡期一到，零售業會全面放開，“收購的收購、兼并的兼并，中國本土商業企業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擔心，目前反跨國公司壟斷的呼聲和勢頭會帶來不理智因素，他呼吁：“反壟斷絕不是反外資，也不是反跨國公司。不應當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王曉曄教授斷言，中國沒有必要為了與跨國公司抗衡而通過政府組建的方式來建立所謂的“國家隊”，更沒有必要給這種“國家隊”以財政補貼。

　　很顯然，反壟斷問題已超出了其本身的含義，如何看待吸引外資？怎樣平衡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有無辦法防止各種壟斷勢力同流合污？這些問題比如何實現反壟斷更難回答，但又必須予以回答。

　　在引進外資和保持產業安全上如何平衡？

　　可口可樂一來，中國碳酸飲料市場被打沒了；寶潔一來，日用化工品市場基本沒了……還有啤酒、汽車輪胎等等。這些僅僅是個開始，如果跨國公司逐漸從“產品壟斷”推進到“資源壟斷”和“資本壟斷”，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前景”。

　　事實上，1992年以后，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比較大規模地直接投資，但是中國入世以后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跨國公司進行調整、整頓，全面進入中國。

　　在1993年—2002年短短的幾年時間，全球500強公司差不多有300家在中國投資，還有一些代表處，加在一起大概有400家，這么多公司在一個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投資，在世界經濟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而且跨國公司集中地大規模進入中國，也給中國經濟帶來深遠的影響。

　　有專家指出，為加入WTO，中國在與美國及歐盟的談判中，承諾對關稅進行大幅度減讓,并取消了大量進口商品的進口許可證或配額限制，同時對服務貿易市場的準入也作了較大讓步。這樣，進口關稅的降低和非關稅壁壘的削減、服務貿易的放開，將使外國產品更多地進入國內市場或者外國直接投資的更多涌入，這必將對我國相對脆弱的工業、服務業造成很大的沖擊。與工藝落后、效率低下、資金匱乏的一些國內產業相比，外國廠商或外資廠商更容易在我國占據壟斷地位，甚至成為寡頭。

　　僅就目前，在若干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的生產和銷售的集中就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比如，轎車行業，外商投資企業占68%；電梯行業占70%；程控交換機占90%；移動電話通訊設備占90%……可見，在我國某些行業，實質是少數幾家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占有支配性的市場份額。

　　第四屆中國信息技術領域專利態勢發布暨產業發展研討會透露出一個驚人的消息，目前少數發達國家已在我國形成了對技術的控制和壟斷，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呈逐年遞增之勢，平均增幅為20%。但在迄今為止的18萬余件發明專利申請中，來自國外的申請占了87.8%；對我國“十五”期間重點發展的移動通信、集成電路、數字電視、光通信等技術領域的分析，國外專利申請的比例更是占了85%以上。

　　有專家指出，在這個從全球競爭向全球壟斷過渡的時代，自由競爭究竟是誰與誰的競爭呢？民族、國家紛紛向全球性壟斷公司低頭，爭先恐后地提供更加良好的投資環境，降低稅收，減少福利；配套廠商激烈競爭，爭取壟斷性公司給自己下訂單；各國工人激烈競爭，看誰能夠承受更低的工資、更惡劣的工作環境、更長的工作時間。這史無前例的全球競爭，促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壟斷，形成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生存食物鏈，造就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兩極分化。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正是壟斷從一國走向全球的意識形態工具，它使弱者相互在強者面前競爭，而強者則可以漁翁得利。

　　如果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外資可以來者不拒，甚至不惜代價，那么發展到今天，這個思路慣性不應該再延續下去了！

　　怎樣兼顧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

　　時下，反壟斷和保護民族工業緊緊聯系在了一起，甚至沾染了很多民族情緒。

　　曾經炮轟“中國零售業過度開放”的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日前在一個內部論壇上表示，零售業全面開放并不意味著沒有限度，政府應立即著手研究后WTO時期對外資的調控手段，參考他國經驗，在法律許可的前提下突出對民族企業的政策支持。

　　“現在一些企業大勢已去，紛紛準備和外商合作，拱手相送品牌和市場。”張宏偉表示，依據這種預計，在2005年前，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至少有一半市場將會被外商吞并；2010年前，全國600多個地級城市市場將多數被外商占領，“如果放任外資企業控制我國的流通渠道，就意味著中國失去了對本國市場的控制力”。

　　雖然形勢異常嚴峻，很多人還是“執迷不悟”。張宏偉認為，一些人對待外資零售企業仍然存在四個嚴重的認識誤區：一是認為外資零售企業可帶來大量國外資本。而實際上外企除注入一定初始股本金外，絕大部分是利用中國信貸資金和供應商資金來發展；二是認為引入外資零售企業可以促進中國的商品出口，其實外資企業在中國開店與在中國增加采購量并不掛鉤；三是認為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設立店鋪有限，不足為慮，其實在高增長領域外資已經占據非常強的優勢；四是認為外資零售企業所占比例較小，對民族流通產業損害不大，這種看法更是短視。

　　盡管國家強調要使民間投資與外商投資享有同等待遇，但是民間資本仍面臨著“進入門檻高”的實際障礙。有些領域雖然允許民間資本進入，但體制性障礙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基礎設施項目往往由特許公司發起，沒有實行招標制度，有資質的民企被排斥在外。

　　據統計，民間投資在近30個領域面臨“限進”障礙，這些行業還包括保險、證券、通信、石化、電力、轎車等。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顧強處長發表評論說，新的汽車產業政策關閉了民營企業進入汽車行業的大門，民營資本基本不可能進入。

　　專家指出，國家關于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的政策已明顯落后。另外，無論間接融資還是直接融資，對民間資本的開放程度都很低。由于融資渠道不暢，一些民間資本只得進行非正規的借款集資或股權融資，成本高，風險大，投資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政府應該明確給出準入的市場范圍和時間表，從為國有經濟服務轉變為為全民經濟服務。

　　有無辦法防止各種壟斷勢力同流合污？

　　說反壟斷是針對跨國公司是缺乏依據的，至少這樣的說法會偏離主題。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曾會同中央電視臺《中國財經報道》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城市的700余位居民進行了調查。哪些行業應破除壟斷呢？79.9%的居民認為是電信行業，52.8%的居民認為是鐵路部門，47.5%的居民認為是郵電行業，45.8%的居民認為是電力部門。另外，認為是公交、航空、金融、保險的居民分別占37.9%、29.6%、24.1%和14.6%。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指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所要解決的破除行政壟斷問題，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壟斷”，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也會因為各種原因形成市場的集中和壟斷。歐美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法，主要針對的是具有市場權力的私人公司，防止這些私人公司通過合并、殺價、價格聯盟以及將在某一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擴大到其他市場等手段，損害消費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礙創新、服務質量改善和技術進步。對于發達國家實行反壟斷法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關于反壟斷法對市場競爭的負面影響，我們應該加以密切的關注和研究。但是，在從根本上解決政府行政壟斷問題之前，中國不宜貿然照搬照抄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法，更不宜將兩種不同性質的反壟斷混為一談。

　　事實上，當前和今后我國從制度上消除行政壟斷命脈產業的根源，在實際操作中將不可避免地觸犯相當一些既得利益。這些既得利益，常常與“國家經濟安全”、“意識形態”、“政府監管”、“公共利益”以及“國家競爭力”等等名目糾纏在一起，難以識別和區分。因此，破除政府壟斷的體制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

　　參與過多項國有、民營企業重組并購工作的王巍，發現了一種傾向：目前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大型國企，正在和外國資本形成廣泛聯盟———他們認為，外資可以挽救自己，各地政府也以吸收外資為第一使命，這種心態相當普遍。

　　這種“內外合謀”，使得外資可以輕易地參與瓜分長期政府壟斷而形成的特殊利益，在一些行業，政府某些部門、國有企業和外資聯合形成的巨大的網，像章魚一樣，封住了大量重要的跑道。

　　有專家分析說，地方政府和某些國企之所以對外資“情有獨鐘”，主要由于這種“合謀”的交易成本最低。外資有長遠打算，不在乎眼前利益，不像民營企業那樣急功近利，“談判效率最高，可能性也大，而且政策層面上也好看”。

　　行政壟斷、地區壟斷、跨國公司壟斷由于利益的訴求，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了一起，人們擔心的是壟斷成了我們的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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