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雨珊 張逸之 北京報道

　　國家應該制定政策，引導民營企業不要自己建鋼鐵廠，而是去改組、改造、改制國有的中小企業，用增量調動存量，既低成本擴張，又解決了國企的問題。

　　8月9日，央行發布的2004年度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在宏觀調控政策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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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推進的第二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6082億元，同比增長28.6%，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14.4個百分點，扣除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的實際增長率后為21.8%，乃2003年以來最低。

　　與此同時，貨幣供應量增幅繼續回落。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23.8萬億元，同比增長16.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4.6個百分點，其增速已連續4個月回落。狹義貨幣M1余額8.9萬億元，同比增長16.2%，比上年同期低4個百分點。

　　伴隨這些數字的下滑，是企業家心態的變化。日前，國家統計局對全國19500家各種類型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31.5，比一季度回落7.4點。其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回落幅度較大，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為129.9、145.3和119.6，分別比一季度回落9.9、9.7和14.1點。

　　8月9日，黃孟復在接受本報專時說：“宏觀調控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經濟總量的增速已經得到控制，過熱行業也在逐步降溫。下一步深層次的問題是，要解決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

　　五大投資力量共推“過熱”

　　“投資熱真的是民營企業造成的嗎？為什么受宏觀調控沖擊的主要是民營企業？”8月8日，一位民營集團的老總不解地發問。

　　這是一個難以找到準確答案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今年上半年，全社會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6082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單位投資為12605億元，外商投資及民間投資未有專門的歸口統計。

　　黃孟復分析，當前全國的投資力量共有五大塊。

　　第一塊是國家的投資。六年以來，國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了數以千億的國債，一塊錢的國債投資大概可以拉動五塊錢的投資量，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十分顯著。

　　第二塊是地方政府。在江浙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一些省、市、縣政府除了財政稅收等預算收入外，還能通過經營城市———出售土地和各種收費等辦法，獲得一定的預算外收入，這部分預算外收入有時和財政收入是一比一。

　　第三種投資力量來自國有企業。經過三年減員、改制，國有企業的情況發生了好轉，這些企業更容易從國有銀行中獲得資金支持，投資力量比較強大。這三種力量都是公有的。

　　第四塊是外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產業格局的調整，國際的產業、資本紛紛向中國轉移，中國成為海外投資者的樂土、世界投資第一大國。每年來自國外和港、澳、臺的直接投資約500億(美元)，大多投向了產業領域。

　　最后一塊是民間投資。中國共產黨關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論述和十五大以來特別是十六大“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精神，以及《憲法》中明確了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各地也紛紛出臺鼓勵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措施，形成了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大環境，民間投資的信心大增，投資增速非常快。

　　“造成中國投資過熱的主要是哪一種，必須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國家投資帶動的是多少，地方政府投資帶動的是多少，民間力量帶動了多少，然后才能清楚問題出在哪里，這五種力量該如何引導。”黃孟復說。就此，記者咨詢了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和一省統計局人士，他們均表示沒有類似的歸口統計和分析。

　　就五種投資力量目前的格局和發展方向，工商聯主席進行了一一剖析。

　　他認為，現在投資已經熱起來了，國家主動放慢國債投資速度是完全正確的。他還建議，國債后面的發行，應以支持就業取代引導投資，如用于發放下崗職工自謀職業貸款、小額農業貸款、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的貸款等，解決這些市場機制難以顧及的社會問題。

　　他表示，地方政府投資的熱情很高，以前辦廠效果不好，現在就投資基礎設施或建筑等方面，實際上對鋼鐵、水泥等產業的拉動很大。“需要對其進行引導，讓他把投資轉向環境保護、衛生防疫、教育等領域。”他說。

　　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發改委重點清理的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城市快速軌道交通、物流園區等項目中，相當部分正是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記者在江蘇了解到，在江蘇停緩建的1000多個項目里，有一部分就是地方政府的項目。“很多政府的建設項目現在都停掉了。”江蘇的一位銀行人士說。

　　對于國有企業的投資，黃孟復感到，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效率不高、決策與市場脫節等問題，所以還是要繼續貫徹十五大的精神，讓國有企業在五個行業做強做大，從一般性競爭行業中有序退出。“這個方針是多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總結，千萬不能看國有企業一時好起來了，又開始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全面投資，那極有可能今年、明年賺錢，后面又長期虧損。”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認為，十五大提出國有企業要逐步退出的領域實際上國有企業仍然沒有退出，依然在壟斷資源。與此同時，外資也在享受超國民待遇，地方政府把引進外資作為考核指標，只要是外資就優先。比如同樣一塊地，在同等談判中卻傾向于給世界500強，政府還承諾如何配套，這些隱型的待遇民營企業是享受不到的。

　　張宏偉質疑，民營企業在這種內外“夾擊”中還有多大空間？

　　政府失信？銀行失信？

　　“昆山163家房地產企業中，有近三分之一快撐不住了。”8月5日，江蘇昆山的一位房地產商說。他告訴記者，由于銀行全線收縮貸款，一些企業的資金鏈已接近崩潰的邊緣，為了救急，部分企業開始在員工中募集資金，以渡過難關。

　　除了房地產企業，鋼鐵、電解鋁、水泥等國家嚴控的行業均在強力的貸款收縮下經歷著一場嚴峻的優勝劣汰。現在看來近乎盲目的投資沖動，使得這些行業中一些實力較弱的中小民營企業已經停產或半停產。

　　“資本的本質是逐利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大家都逐在一個點上了，就成了盲目投資。”黃孟復說。由于長期以來民營企業沒有“名分”，往往難以及時獲取政府的決策信息，在決策時便無法準確判斷形勢。而政府的信息對于一個企業的資金投向和穩健經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8月8日，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本輪宏觀調控有保有壓，新希望作為農業產業化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屬于宏觀調控的受益者。一方面今年糧食種植面積大幅增加，糧價上調使農民種糧、養殖的積極性達到了近幾年最高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比較早地預測到糧價上漲，集團較早較多地采購了一些原料，因此，當其他一些企業出現困難，投資能力受到影響時，新希望的成本上升很少，銷量反而增長了30%。

　　“宏觀調控是對民企的考驗，同時也是一道坎，企業可以抓住這個機會規范運作，穩健經營。”劉永好說。

　　除了要盡力克服自身的非理性因素外，黃孟復更直言不諱地告誡民企，要警惕地方政府的誤導和銀行的“陷阱”。

　　“為什么政府領導讓干的還錯了？為什么(市、省、縣)政府的紅頭文件算不了數？”一位大型企業集團的董事長近乎憤懣地發出疑問。

　　張宏偉認為，這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未來的發展戰略，沒有科學的長遠發展規劃，盲目招商引資，你只要進來，不管投資什么東西，都給你優惠政策。

　　另一位民營企業家認為：“主要是國家有關部門沒有按照十六大的精神對民營企業的相關政策法規做出調整，地方政府想做主也做不了主，不得不出爾反爾，政府信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黃孟復的觀點是，地方官員想出政績是無法回避的現實，也是可以理解的，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為了加快發展，就拿土地優惠、減免稅收等條件吸引企業，鼓勵企業擴大投資。但最后，如果不符合國家政策，民營企業是要承擔損失的。

　　銀行也在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中跌了跟頭。今年上半年，江蘇銀監局在指導銀行貸款時就再三強調，不要盲目進入有政府支持的項目，發放這類項目的貸款需慎之又慎。記者接觸的多位江蘇銀行界人士均表示，他們不會再輕易向有政府背景的項目貸款，一方面是“政府承諾還貸，不還你也沒辦法”，另一方面是鐵本事件帶來的后怕，“遇到地方政府搞違規審批，損失的還是銀行”。

　　在這條復雜的利益鏈上，銀行既是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之一。黃孟復認為，在前一段投資過熱的過程中，實際上銀行起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在降低不良貸款率的壓力下，銀行拼命尋找優質客戶發放貸款，以做大貸款分母。但是，宏觀調控來臨后，銀行迅速“變臉”，或立即向企業催還貸款，或減少授信額度，使得一些已經開工或做到一半的項目半途而廢。

　　三大結構問題亟待解決

　　宏觀調控走到今天，下一步該怎么辦？黃孟復認為，應當肯定的是，宏觀調控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如果不調整，經濟運行繃得太緊，企業無法獲得一個正常的生產經營環境。

　　這與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的觀點類似。“要么宏觀調控，要么大蕭條。”樊最近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究竟是什么讓我們不得不進行宏觀調控，如何消解投資過熱的形成土壤？如何引導五種投資力量正確、理性地發揮作用？

　　“宏觀調控只能解決一些比較急迫的問題，深層次的問題還是要靠深化改革。”黃孟復說，“經濟結構調整也談了很多年了，要集約式的，避免粗放式的，但是我認為效果不大。”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所有制結構，地區經濟結構和三大產業結構。“這些問題不解決，將來中國還是會出現所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黃警告說。

　　他特別強調，十五大和十六大一些基本原則，應該是指導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中心思想，它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不能到開十五大的時候講十五大，到開十六大的時候講十六大，到平常的時候就忘了”。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國有企業該退出的一定要退出。

　　以此輪調控的中心之一———鋼鐵行業為例，同樣是200萬噸的鋼鐵企業，國有企業一般都是兩萬多人，民營企業也就六七千人，效率高下顯而易見。黃孟復建議，國家應該制定政策，引導民營企業不要自己建鋼鐵廠，而是去改組、改造、改制國有的中小鋼鐵企業，用增量激活存量，既低成本擴張，又解決了國企的問題。

　　轉變的跡象來自國家發改委即將出臺的一份意見，該意見提出了促進非國有經濟發展的若干措施。知情人透露，國務院有關領導已經兩度對意見草案作出批示，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更早的時候出臺。對于草案的具體內容，黃孟復表示暫時不便披露，僅僅謹慎地表達了他的希望：“應該按照十六大的精神，非禁就可以進入了，法律明文規定民企不能進入的就不能進入，沒有明文規定就應該全部可以進入。”

　　第二個亟待調整的是地區經濟結構。國家統計局今年上半年統計報告顯示，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投資12601億元，中部4386億元，西部4461億元，地區差異仍然相當明顯。

　　而就增幅來看，受宏觀調控影響，東、中、西部投資增幅分別比1-5月回落3.8、5.7和6.1個百分點。經濟相對較“冷”的中西部地區，下降幅度反倒更大。

　　新疆的調研結果讓黃孟復看到，西部經濟的特征是“起動慢、剎車快”，普遍感覺受調控影響很大，而在廣東，他了解到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影響不太大。

　　“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應該注意到地區的結構。因為我們國家是多民族的，東西部本來差距比較大，從穩定和平衡的角度看，西部還是應該給一點傾斜政策。”黃建議。

　　此外，全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亦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黃孟復說，所謂的投資過熱，實際上主要熱在第二產業，一產和三產還沒有熱，尤其像農業和農產品等，潛力非常大，但是民企不大愿意往這方面投，因為回報率低。

　　與此相應，解決的方案在于平衡各產業的投資回報。比如為促進糧食生產，國家補貼已經繞過各級行政“過濾”，直接補貼給農民。黃認為，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農民這個方式，應該是使部分地區的農民變成農業產業工人的有效途徑。“我到新疆去，發現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棉花產業搞得很好。為什么？它們有一個較強的組織體制，是以兵團這個大龍頭來指導生產、面對市場。實際上，我們將來就可以靠類似這樣的龍頭企業把成千上萬戶農民組織起來。”

　　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今年上半年，一產增長4.9%，比上年同期加快2.2個百分點；二產增長11.5%，比上年同期減慢0.1個百分點；三產增長8%，比上年同期加快2個百分點。產業結構的改善，已經顯露出積極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