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的11大軍工集團相比，這些民企至今仍然游走于法律和政策的外圍

　　文/本刊記者 杜 亮

　　你可能不知道“洛克希德-馬丁”，但你一定知道“波音”，這兩家美國公司分別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軍品承包商，其產值數以百億美元計，而其民品生產亦有相當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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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他們都是“非國有企業”。那么，會有那么一天，中國在軍工體系中，出現自己的“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嗎？

　　從“個體戶”到軍品供應商

　　6年前的李繼良是一個“個體戶”——這是他的自嘲。當1998年5月1日離開北京聲電科技工業公司市場部負責人的職位時，28歲的李繼良幾乎一無所有。

　　“現在想起來依然感覺歷歷在目：突然被這個世界拋棄了，也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固定工作，一個人，該怎么個搞法，很不清楚。”李繼良回憶道。

　　當然，辭職是李繼良自己的決定。那時候，李惟一明晰的信念就是：要自己創業。辭職后的李繼良“掛靠”在一家叫做北京盛東銘科貿公司的名下。之所以稱“掛靠”，是因為李繼良要做的生意與公司主業毫不相干。作為代價，李向公司按比例上交一定的管理費。那時候，李每月的固定收入也能達到兩三萬元，日子過得還不錯。

　　現在，李繼良已經是一家年產值達3000萬元的民營企業的老板——2000年5月，李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北京中科飛鴻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其個人在公司中的股份為45%，是絕對的大股東。

　　這似乎是再普通不過的創業故事。當然，這遠不是全部。

　　“隱藏”在中科飛鴻3000萬年產值背后的一個驚人事實是；其軍品銷售收入高達96.4%。這一產品結構比例可能會使很多覬覦軍品生產的民營企業頓生艷羨。

　　一個私營企業何以能夠在中國高度壟斷的軍工行業中分得一杯羹—這或許是很多人首先關心的問題。

　　李繼良1994年從中國地質大學畢業后，一直在“民口”工作，本人并無軍方關系。

　　改變李繼良命運的一幕發生在1999年。當年辭職下海以后，李繼良一直在推銷一種叫做 “聲表面波濾波器”的產品—這種產品曾經廣泛應用在有線電視和BP機上，“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元器件”—當然，這種產品也是李在北京聲電公司供職時曾推廣過的產品。

　　“當時，我去重慶出差，本來是要和郵電部一家工廠談生意。”李回憶說，“期間，我在這家企業的一個同學告訴我，重慶有家軍工廠，也需要類似的產品，你不妨去找找他們。”

　　那時候，軍工廠對于包括李繼良在內的大多數人來說，“充滿著神秘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李來到了這家番號“6905”軍工廠。這是一家生產軍用‘接力機’——一種通訊設備的企業。

　　“占地面積非常大，比花園還要‘花園’。簡直就是世外桃源。”回憶起最初的感覺，李繼良依然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

　　在經過了三次嚴格的登記之后，李繼良來到了該廠的研究室。李的同學介紹的一位業務工程師接待了他。

　　當時，在重慶已有另外一家軍口的研究所也提供相同的產品。他們能接納一個“貿然闖入”的私營企業嗎？

　　“對于我們的身份和技術實力，他們當時是有懷疑的。”李稱。不過，在李繼良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拿出了令這家工廠滿意的產品后—李的產品比那家軍口研究所的同類產品還要優秀，他們最終接納了李。這家軍工廠至今仍是李的客戶，只不過，賣給他們的產品產值已經下降到李所在公司的總產值的5%。

　　身為“個體戶”的李當時沒有自己的工廠。在接到訂單之后，李是請人設計—他本人是學經濟管理的，對專業技術并不很在行，然后再委托一家工廠加工。

　　2002年5月，李投資1200萬元，在北京的西山腳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生產線，從而徹底告別了委托加工的歷史。

　　其實，當年面對聲表面波技術在BP機等傳統低端市場的急劇萎縮，李繼良一直想在中高端領域有所作為。而李在軍工領域發現的廣泛需求恰恰給他“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

　　不過，在多數情況下，像李繼良這樣的民企老板只能和軍工集團的下屬企業和研究所打交道，承攬他們“分包”出來的業務，與作為負責軍品采購任務的總裝備部很難直接發生聯系。

　　旋極：關于“誤區”與“風險”的忠告

　　到底有多少像李繼良這樣“闖入”軍工行業的民企，恐怕目前沒有一個權威部門可以給出哪怕是籠統的數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數量不會很多，而且其中絕大多數只能是配角。

　　“進入中國長期形成的相對封閉的軍工體系，門檻事實上很高。”中國和平利用軍工技術協會研究咨詢部主任李伯亭認為，“事實上，據我們了解，進入軍品生產領域的多數民營企業都曾經和軍方有著某種聯系。”

　　旋極科技的總裁陳江濤屬于大多數情況，即“有備而來”。盡管有朋友的推薦，這位民營企業家還是巧妙回避了記者的采訪。從該公司的網站上，可以看到，他們生產的“嵌入式產品”(一種軟件產品)已經應用于“神舟5號”的軟件系統測試中。

　　陳江濤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一度號稱“中國軍工人才的搖籃”。1993年下海創辦自己的公司之前，陳曾經在原航天部的一家研究機構工作。這種在“軍口”的工作經歷使得陳在創業前就已積累了相當有利的人脈關系。

　　起初，陳江濤和他的創業伙伴們以代理國外的產品為業，而其客戶則主要是軍口的一些研究院所。通過為這些單位做技術方面的支持，陳積累了相當的技術實力和原始資本。

　　轉折出現在1996年。當時，陳獲知軍方需要研發一種通訊系統，而該通訊系統恰恰是陳的公司正要做的東西。于是，陳江濤毅然決定對此進行研發投入。“當時，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給我們下訂單，”旋極科技副總經理劉明表示，“這是需要承擔風險的。”劉明是陳原來的一位同事，恰好在這一年來到這家公司。

　　經過三年艱苦的研發，1999年，該產品通過軍方的認定，并列入總裝備部的產品目錄(即“列裝”)。旋極從此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目前，在“嵌入式產品”領域，旋極在國內幾無對手，而其60%左右的產品亦供應給軍方。

　　“企業的利潤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訴你，軍品的利潤比民品不是高一點，是高很多，”劉明表示，“當然，這里面也有一個誤區——很多希望進入軍工行業的民營企業都只是看中軍品生產的高利潤，而沒有掂量自身的素質。其實，軍方與民企打交道，最大的一個擔心就是，民企今天賺了錢，明天就找不到人了。他希望你一定是一個可以持續經營的企業。”

　　原因在于，軍品對于“穩定性”的要求遠遠高過民品。“特別是對IT產品，你必須能夠不斷地提供維護與升級服務。”劉解釋道。

　　對于有志進入軍工領域的民企來說，另外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就是“風險”。“在很多時候，軍方的需求是不明確的，可能只是一個想法。這時候，你做不做呢？”劉說。“做了有可能血本無歸，不做，可能坐失市場機遇。”

　　據劉介紹，他們公司目前投入研發的“軍用PDA”就屬于這種情況。“已經做完第二代了，但目前還沒有接到軍方的訂單。”劉說。

　　在這期間，旋極已將市場定位調整為工業應用領域。當然，在研發上，他們繼續保持對軍用領域的跟蹤。“這是中國軍備發展的方向。我們不會輕易放棄。”劉說。

　　“民轉軍”：無法回避的選擇

　　李繼良7月20日參加了一個主題為“國防經濟研究”沙龍。參加者都是圈內熟知的生產軍品的民營企業。主辦方一個是國防科工委——中國軍工行業的主管機構下屬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國防經濟研究專業委員會”，另外一個是南京才華科技集團公司—一家在圈內非常有名的民營軍品研究企業。

　　這個沙龍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建立民營軍品生產企業行業商會做準備。

　　說起這個“沙龍”，李顯得很興奮。“有了這個商會，就可以形成與軍方正常溝通的渠道，促進民營企業進入軍工領域所碰到的體制問題的解決。這比我們企業自己單個的摸索要好許多。”李表示。

　　當然，相對于11大軍工集團來講，這樣一個群體不僅寂寂無名，而且現在還很弱小，但是任何人也不應忽視這種力量。“我們將民企進入軍工領域稱之為‘民轉軍’——有別與大家熟知的‘軍轉民’，這是一個大的趨勢，”李伯亭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防工業采用了仿效前蘇聯軍民分割、獨立封閉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于迅速壯大中國的國防力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這種高度計劃、缺乏競爭的體制的弊端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你可以看看世界軍事工業最發達的美國，有哪一家是國有企業？”李說。

　　而作為從事軍品生產的民企老板，李繼良的感觸似乎更深：“當年，我們是集中了最優秀的技術人才到軍口工作，而現在呢，誰還敢說那些軍工企業集中占據了人才高地。”事實上，像中科飛鴻和旋極科技這樣的民企的成長經歷本身，就說明了國有軍工企業在人才和技術優勢上的削弱。“如果繼續沿著這種體制走下去，將是中國軍工工業最大的風險。”李表示。

　　來自軍方的信息也表明，目前民企在某些領域特別是部分IT產品的技術水平已經大大超過了軍口的水平。而在世界范圍內，“新軍事變革”的恰恰指向了通訊領域。

　　“從提高中國國防工業的實力出發，我們為什么不大膽地利用這種力量呢？”李伯亭表示。“鞏固國防是整個國家的需要，國防費也是全體納稅人的錢，為什么不能提供給更有競爭力的企業呢？”

　　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了建立“寓軍于民”的國防工業新體制的目標。“這一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宣傳，但在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什么突破性進展，”閻莉在2004年第三期《中國軍轉民》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閻是某軍工集團的一位經理。

　　障礙在哪里

　　事實上，無論是像李繼良、陳江濤這樣已經“潛入”軍工行業大門的民營企業，還是那些還在門外躍躍欲試的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困惑是共同的；那就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與國有軍工集團平等競爭的待遇。這個待遇包括法律上的承認、市場準入條件的規范，還包括信息渠道、溝通機制的建立甚至包括稅收上支持——軍工集團生產的軍品是免稅的，而民企則無法享受。

　　“嚴格意義上講，現在提供軍品的民營企業都是非法進入。”一位研究人員指出。首先，《公司法》規定：“國務院確定的生產特殊產品的公司或者屬于特定行業的公司，應當采取國有獨資公司形式。”“雖然，我沒有看到特殊產品和特定行業是指哪些，但軍工行業應該是其中一個”。而在目前仍未廢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更有一條明確規定，既“私營企業不得從事軍工、金融業的生產經營”。雖然，目前稍有規模的民營企業都已經按照《公司法》登記，可以規避這一點，但這條限制性規定似乎依然是一個“疙瘩”。

　　一位民營企業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他們最近曾經兩度接待“上面派下來的調研人員”。雖然調研的目的是探討‘如何使民營企業更多的進入軍品生產領域’，但他們最大的一個疑問就是：“你們怎么可能進入這樣一個行業？”

　　即使法律上的問題可以忽略，現實的障礙依然存在，最大的一個障礙是軍品生產的“資格認證”。據了解，從2000年起，國防科工委逐步對所有參與軍品生產的企業進行“認證”，即所謂的“三證”；軍品科研生產許可證、保密認證和質量認證。其中“軍品科研生產許可證”是最關鍵的。據國防科工委的有關人士透露，目前還沒有一家“民口”企業同時通過這三項認證。

　　“許可證事實上大都發給了不需要認證的國有軍工企業——在現有的國防工業管理體制下，這些企業任務有上面下達，經費由上面安排。要許可證有什么用？”某研究人員表示。

　　旋極公司雖然其生產的一個產品已經“列裝”，但是并沒有軍方頒發的“許可證”。“我們也從來沒有想過去申請，申請可能也沒什么用。重要的是我們在做。”旋極公司某位負責人表示。

　　當然，對于還沒有進入軍工領域而又想進入的民營企業來說，“許可證”是他們最渴望得到的“敲門磚”。

　　轉機乍現

　　障礙猶在，但轉機正在發生。

　　2004年5月13日至15日，國防科工委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管理辦公室在北京組織召開了《許可證管理政策研究》課題階段成果交流會。該課題是在2004年3月全面啟動的，預計將在8月份結題。據國防科工委官方網站上發布的信息，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深入貫徹落實國家《行政許可法》，充分發揮許可證在建立完善‘四個機制’(競爭機制、評價機制、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建立健全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國防科技工業新體制過程中的作用”。

　　與此可相印證的政策信息是；6月份，國家發改委和國防科工委聯合發布了《國防科技工業產業政策綱要》。《綱要》有如下表述：“推進國防科技工業投資主體多元化”、“重點支持武器裝備科研生產核心能力。普通加工制造能力原則上向全社會放開，形成有利于適度競爭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能力。”

　　而在4月份召開的“中國民用工業企業技術產品參與國防建設研討會”上，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于宗林的表態則更為直接：“一是盡快出臺支持民用工業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參與軍品科研生產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快實施許可證制度，面向全社會發放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三是發布供求信息，對民用單位參與軍品科研生產進行積極引導等。”

　　大門出現了打開的跡象，未來民企將在什么樣的廣度與深度參與國防工業——這或許還是個需要進一步求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