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羅小軍 上海報道

　　7月25日，《國務院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公布的同日，國務院籌劃已久的促進非公經濟發展座談會召開。

　　參與座談者對一個促進非公經濟發展辦法的內容進行了討論，并熱議融資體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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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辦法的具體方案預計將于年底出臺。

　　據悉，參加座談的有辦法起草小組成員、少量專家、各省經濟工作負責人。

　　“指導性文件”有望年底出臺

　　盡管《決定》對融資并沒有詳細規定。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劉迎秋指出，在即將出臺的促進非公經濟辦法中，融資問題則是一個重點。

　　而此次促進非公經濟座談會，更是籌劃已久。早在2003年春天，國務院有關部門就準備召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座談會，后因SARS疫情而推遲。今年4月16日，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家發改委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討論落實溫家寶總理關于“貫徹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統盤考慮，著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問題，形成一個指導性文件”的批示，劉迎秋應邀出席了這個座談會。

　　而7月25日青島會議則是國務院落實中央關于促進非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總要求的一個直接繼續。時間選在7月下旬，其時恰逢宏觀調控初見成效的關鍵時刻。

　　劉迎秋是受到邀請出席青島座談會的少數專家之一，雖然他因事沒能到會，但他堅持認為：“青島座談會實際上告訴人們，中央在推進非公經濟大發展這個問題上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明確、穩定、不會改變的。這次宏觀調控不是要傷害民營經濟的發展，而是要從根本上保護和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實現更快、更健康的發展。這次會議就是要告訴人們，在我國民營經濟還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此前4月中旬的中南海座談會，主要是落實溫家寶總理要求、抓緊制定一個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文件。7月25日青島座談會上，與會代表拿到了這個“指導性文件”的草案。會議由曾培炎副總理主持。有專家估計，經進一步征求意見和修改，這個“指導性文件”會很快出臺。如果順利，下半年出臺的可能性很大。

　　據悉，促進非公經濟發展辦法，主要核心內容涉及三塊：非公經濟的法律保護、放寬市場準入、改進投融資體制。

　　劉迎秋表示，市場經濟下，法制是重要的框架，任何活動都必須在法制框架內；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是老問題，過去很多領域禁止進入，黨的十六大尤其是三中全會后，已經明確只要是不威脅國家安全和非自然壟斷性行業，都應當允許民營經濟進入；至于融資，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在當代工業和商業社會，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勞動、資本和技術，在工業化迅速發展階段，資本是最短缺一種資源，因此，融資問題必然顯得格外重要。

　　融資問題是核心

　　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支持非公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做強做大”。但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民營企業融資是個老大難的問題。放寬了投資，要企業做大做強，融資急需跟上。

　　今年6月，恰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融資趨緊的情況下，劉迎秋與其同事合作，完成并發表了一篇調查研究報告：《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融資支持分析》。

　　報告指出，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有股票上市、發行企業債、創業風險投資和企業股權柜臺交易。但在我國，直接融資強烈偏向國有企業，“民營中小企業很難進入，更談不上融資主渠道”。至于債券市場融資，“實際上還未向民營企業開放”。

　　信貸市場間接融資，民營企業境遇也不容樂觀。今年5月以來，由于收縮銀根，銀行系統出現慎貸傾向。這種傾向一出現，必然殃及所有企業。然而，由于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間本質上是“同胞兄弟”關系，因此，民營企業與他們的感受必然不盡相同。

　　此外，傳統體制的慣性還在起作用。過去的很多政策是圍繞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制定的，包括投融資政策都是積極服務于這個體制的。即便經過20多年的改革，公有體制內的企業融資仍相對容易，公有體制外的民營企業常常會遇到融資難問題。

　　就銀行體系本身而言，雖然多數商業銀行在體制上已經相對獨立，但仍常常受到政府的影響。迄今為止，全國十幾家大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國有或國有控股，銀行體制仍然較為單一，全國性民辦銀行還沒有。單一國有大銀行體系，不可能滿足眾多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盡管1997年黨的十五大以來，到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黨中央在路線、方針、政策上，均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并從根本上解決了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但是，具體實施起來，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仍然存在理解差異、步調不太一致、政策不夠配套等問題，從而在客觀上造成了投資融資過程中遇到的很多制度性障礙。

　　融資多元化

　　而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原因，除了上述體制問題外，中小企業本身也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劉迎秋在調查中發現，我國現有民營企業中還有相當一批原來屬于社隊集體或鄉鎮集體。轉制后，多數企業是以企業收益來償還購買企業的欠款。因此，這些企業在不清欠款前是不可能得到企業廠房等固定資產投資的產權證、地產證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也就失去了一個運用企業固定資產向銀行取得抵押貸款的權利和能力。

　　此外，劉迎秋指出，民營企業多數屬于草根經濟。草根經濟往往都是從小規模經營起步的，自身資本積累較少、能力不足，發展起來需要一個過程，再加上普遍存在經營不規范等問題，因此，在商業活動中常常表現出信用不健全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取得銀行信貸支持的融資行為也就缺乏足夠的能力和實力。

　　借鑒其他國家經驗，要解決好中小企業融資，大型商業銀行應設專柜，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支持。

　　劉迎秋認為，我國經濟是民本經濟，中小企業是國家發展的民生之本，因此，大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必須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負責，考慮為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信貸服務，不僅要設立專門性服務窗口，而且要由銀行監管部門規定向中小企業放貸比例。

　　此外，劉迎秋認為，應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民間融資辦法，不能一概否定民間融資的合理性。因為，民間融資實際上適應了目前我國金融體制不健全的現實，適應了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應了市場多元化發展要求，適應了當前條件下債權人、債務人對利益和利潤追求的需要。現在，缺少的是規則，以及如何在合理的規則約束下更好地發揮民間融資的積極作用。

　　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繼續放寬民營企業間聯合成立財務公司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

　　抓緊貫徹實施《商業銀行法》和制定實施細則，鼓勵開辦股份制銀行，推進非國有控股民辦銀行的發展，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一個必然選擇。

　　對于此次宏觀調控中民營企業感受的艱辛，劉迎秋指出，“如果金融機構，國有、民營都有，那么情況就不會有那么嚴重。”而信號誤導可能也是一個原因。

　　變化已經開始。

　　民營銀行浙江商業銀行即將掛牌，溫州多個民企財團已經建立。而《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要進一步拓寬企業投資項目的融資渠道。允許各類企業以股權融資方式募集投資資金，逐步建立起多種募集方式相互補充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經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和證券監管機構批準，選擇一些收益穩定的基礎設施項目進行試點，通過公開發行股票、可轉換債券等方式募集建設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