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曉林 東莞報道

　　江西人洪日清是東莞一家大型勞動力市場的經理。2004年7月26日的早上，他有些百無聊賴，因為諾大的勞力市場里只有三、四十個求職者，十幾個工作人員顯得無所事事。據剛拿到助理就業輔導師的洪日清說，這種狀態從春節就開始了，“一年前，我們這個勞動力市場還賣門票呢，一張十元，就那樣，還是人滿為患，現在我們取消了門票，人卻只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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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來自河南信陽23歲的葉繼遠坐在市場的一角，漫無目的地在一張傳單上寫寫劃劃。他三個月前從東莞一家臺資制鞋廠家里出來，“我一來東莞就在那家廠干，一做就是幾年。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每月能凈賺600元，每天平均加班不要超過2個小時就行了。”

　　民工荒真的到來了嗎？

　　盡管東莞市中心人才市場開辦的初衷是面向中專以上求職者，但兩年前便開始響應市里的號召，主動攬起了普工的中介業務。

　　該中心批量安置服務中心的經理王林有著與洪日清相同的感受，“從今年起，普工是比以前難招了。”而醫生出身的中心高級經理樂文則冷靜地做了估算：“我們這里中高級工人一般供求比能達到8��10，而普工現在只能做到7��10。”

　　如果說中介是勞動力市場上最敏感的末梢神經，那用人單位則應是感受最直接的受損器官，但面對是否真正缺工的問題時，不同企業卻莫衷一是。

　　東莞石碣鎮有著一家著名臺資電子廠，其之所以著名，原因有二：一是在當地眾多的電子廠家中，該廠的環境最為宜人，綠草如茵，廠房亮麗，規模龐大；但第二個原因則有些令人齒冷，拒當地一位勞動局干部介紹，該廠員工工資長期低于該市最低工資標準(東莞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450元)，更有其同行直指該廠“簡直是破壞了規矩，使普工一聽到石碣的電子廠打工，掉頭便走。搞得我們也跟著受影響。”

　　該廠的人力資源干部絕口否認其面臨普工短缺，并拒絕了記者到廠采訪的要求。據曾在該廠工作的貴州籍女工江小川介紹，她們在廠里平均工資只有三、四百元，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加班費每小時才2元，一加就是三四個小時，根本吃不消。”

　　據了解內情的人介紹，鎮級勞動部門已多次前往該廠調查，要求該廠嚴格執行國家相關的勞動保護要求，但該廠每次均以利薄本大為由拒絕改正，“這種事你讓鎮一級干部能怎么樣，總不能為這事把人家得罪走吧。”

　　而石碣鎮一位職業中介人士向記者暗地透露，他們有一個黑名單，凡是那些待遇不好的工廠都榜上有名，“我們盡量不向求職者推薦這些廠，因為有八成的求職者在他們那里干不到一個月就得走，我們也要跟著被罵成騙子。我們能做的只是免費替他們發信息。”據說這家廠因為招不到人，已經停止了原定的新線上馬。

　　與之相反，飛人喬丹專程拜訪的東莞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制造企業，依其在當地勞動部門登記，該公司在東莞有十幾家分廠，員工四萬余人。由于該廠平均工資扣除住宿費、生活費后，可達六百以上，且嚴格要求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60小時，相對不錯的待遇使他們對民工荒的感受并不強烈。

　　民工荒真的到來了嗎？

　　有媒體曾報道有地方因民工荒而導致用工單位提高待遇，但在東莞諸鎮，記者并沒有發現此類現象。諸多招普工的信息如出一轍：月工資420-450元，加班男工每小時2元、女工1.2元。“這條件和我三年前來時沒啥區別。”葉繼遠說。

　　洪日清分析到：“這是因為，民工短缺根本還沒有‘荒’的地步，很簡單，為啥企業在待遇上還是按兵不動。是因為還沒急到那個地步。”

　　女普工短缺

　　針對東莞普工缺口達200萬的報道，東莞市勞動局長莫海明在各種場合忙不迭地辟謠。他承認“自去年‘非典’以來，東莞普通工人一直處于缺乏狀態，尤其是今年春節后缺工達到20萬人，超過往年15萬人左右的數量。嚴重缺工的行業集中在電子、玩具、制衣、電腦、制鞋等。”

　　但他也認為“目前東莞簽訂勞動合同的有260萬人，未簽合同的流動勞工估計有400萬左右，一個地區的勞工缺口或盈余在勞工總數的5%左右是正常的，所以東莞目前缺工20萬屬于勞工的合理流動范圍”。

　　而廣東省勞動廳辦公室主任張祥則擔心“珠三角勞工充足，并不存在招不到工的情況。倘若外地民工信以為真，大量涌入廣東，那才真的是大問題呢”。

　　無論是洪日清還是樂文都認為，將普工短缺稱之為荒有些言過其實，“很簡單，你去看看那些用人單位的要求，都是要求女工。真是要逼急了，只要把條件改成男、女都招，我保證所謂的民工荒立刻消失。”洪日清自信地說。樂文也表示贊同“我們普工缺口百分之九十是女工”。

　　與兩人的斷言相呼應的是，“歡迎女工前來求職”的橫幅在東莞各鎮四處可見。已為尋工已走遍了東莞各鎮的葉繼遠也告訴記者，“他們(招工單位)只要女的，他們說男的不好管。”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譚深調查。在珠三角，由于珠三角特有的產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為主，女性已占到勞動力總數的68%。至于企業為什么一定要把工作交由女孩子做，或許正如葉繼遠所說那樣“女孩子好管”。但“好管”背后意味著更多的委屈和更低的成本。

　　葉繼遠以自己曾工作的某廠為例向記者算了筆賬，他所在的廠，男女比例高達1��9，工資由于工種不同，男工略高于女工，一個普通女工每周工作滿60小時(含加班)的話，能拿到700元左右，但每月要扣掉住宿費、餐費約120元，這樣下來，一個月能落近600元。但“如果沒有訂單，那就要少得多了，才二、三百元，其實每天加一兩個小時，那些女孩子們還是愿意的，出來就是賺錢的嘛。”

　　南華工商學院易江教授對珠三角約5000名女工做了問卷調查，其結果是：有15.5%的女職工每天加班加點1小時以上；有22.3%的女職工每天加班加點在2小時以上；還有13.15%的女職工每天加班加點在3小時以上；甚至還有7.8%的女職工每天加班加點在4小時以上！女職工月平均收入為876.95元，其中有2.1%的女職工月總收入在300元以下；有39.35%的女職工月總收入在700元以下。調查顯示，女工月平均基本生活費用在300元以下的有28%、301-400元的有16.8%、401-500元的有12.5%、501-600元的有15.4%、600元以上的有20.9%。

　　譚深曾長期調查珠三角女工生存狀態，她認為，大多數地方基層政府真正關心的是當地社區建設和居民福利，同時政府和當地人也清楚投資者與自身的利益直接相關。而且越是基層的政府，這種利益關系越明顯。雖然他們比政策制訂者更早地意識到當地經濟發展已經離不開外來工，他們幾乎都說過：“沒有外來工，就沒有我們經濟發展的今天！”但是外來工畢竟是外鄉人，當地政府對于他們沒有責任，當外來工與企業發生矛盾時，很自然地傾向于企業一方。

　　譚深發現，在各種因勞資糾紛而引發的罷工中，組織者很少是女工，女工們雖然有強烈的不滿，但是以忍氣吞聲為主，即所謂“老實”“聽話”，“這也是外資老板愿意雇用女工的原因之一。”

　　即便比男工更能容忍惡劣的條件，也并不意味著女工們愿意繼續容忍下去。

　　“東莞，憑什么”

　　江西大學哲學系畢業的洪日清憑自己多年的經驗，將工廠女性普工總量減少的原因做了歸納。

　　首先，珠三角制造業已發展了近二十年，許多原先的小鎮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城市化，服務行業已漸成新的容納勞動力的龐大蓄水池。而且相對于男工，女普工受傳統及自身生理的影響，工作年齡段會更短一些。

　　其次，便是制造業向內地轉移，東莞二十年來生活消費指數上漲了不少，但外來工工資卻停滯不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12年來只有68元，于是許多勞務輸出省出現了嚴重分流。

　　洪本人十五年前便開始從江西吉安組織勞務輸出至東莞，在鼎盛時期，洪僅在吉安地區便有針對東莞招工網點近百個，但現在許多點一年連一個人也招不到，“人都就近打工去了。”

　　這種趨勢不僅江西獨有，有數據顯示，四川全省每年有700多萬人出省打工，廣東占了近一半，但在今年新增的80萬民工中，流向廣東的僅有5萬人，遠遠低于現有在粵川籍民工的比例。

　　有專家指出，民工短缺并不能簡單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來概括，其真正的原因應是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正在發生著的產業梯度轉移。由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業逐步向內地轉移，加之遠離家鄉、生活成本高企和傳統觀念的影響，所以越來越多的女工選擇了就近就業。而珠三角現有的外向型加工企業多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人力成本的低廉本就是其參與國際競爭的最有力工具，要求廠家基本遵守勞動法應該是能做到的，但指望進一步提高工資并不現實。

　　以東莞裕元為例，2003年5月，這家世界鞋業巨無霸宣布與人聯手在江西贛州投資9億元建設新工業區，其目標為年產值60億，用工6萬人。而據一份臺商內部報告顯示，該廠工人月均工資為850元，而據贛州統計局2003年6月數據，同等工種在贛州月均工資不足500元，僅人工成本一項每年就可節省2億5千萬。而據一位業內人士透露，一雙東莞生產的能在美國賣到100美金的名牌運動鞋，其出廠價也不過15美金左右，其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約為1-1.5美金，而一雙鞋的廠家利潤也只有5元人民幣左右。“賺的就是個人工錢。”加之近些年來，泛珠三角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于是，這些企業紛紛涌向內地便不足為奇。

　　于是，隨著珠三角產業梯度的不斷向內轉移，大量的女工選擇了就近工作，于是那些困守珠三角的廠家便感到勞動力分流后的青黃不接。

　　《東莞，憑什么》一書的作者、財經作家樊榮強斷言：“就珠三角而言，產業升級已是提高區域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珠三角真正需要解決的是中高級技術工人的缺口。”

　　中國南方人才市場測評部的熊國兵經理舉了一個例子，“廣東從來就不會真正地缺普工，每天火車站上滿滿的都是來這里打工的人，現在這種現象只不過暫時的。而就勞動力素質而言，東莞、順德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深圳、廣州這些已經初步完成產業升級的地區，從來就沒出現過普工荒，他們真正缺少的是技術工人，富士康請我們幫他們招中技以上的工人，一招就是五千，我覺得這才是廣東真正的‘荒’。”

　　樊榮強則認為，在珠三角的工業化進程中，由于制度改革明顯滯后，民工一直不能確立其獨立的產業工人身份，因此，他們始終處于一種游離狀態，處于一種不被珠三角的工業文明、社會格局接受的狀態，他們始終是無組織的、分散的、低層次的、弱勢的、缺少更完善的產業技能培訓的人群。于是，當珠三角地區的工業化需要邁向更高層次，需要升級與轉型的時候，周圍看似有大量的民工，但他們根本不能配合發展的需要，從而出現了所謂“民工荒”的錯位與錯覺。

　　“整體上來講，珠三角不缺民工，而是缺掌握熟練技術的民工，缺產業工人，說到底，我們缺的是實現民工向現代產業工人轉化的制度。”樊榮強說。

　　2004年8月2日，葉繼遠打電話告訴記者：“我還是找不到工作，實在不行，就回老家進建筑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