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總結寧波幫的成功經驗大致有“七靠”

　　翁禮華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諸多商幫中，不僅有“山西幫”的晉商，也有“安徽幫”的徽商，他們經商的共同特點是注重與官府的關系，依仗特許權從事壟斷性經營，成就發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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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而后起之秀的“寧波幫”則摒棄了前兩者結托官府、單靠商業的缺陷，引進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開拓創新的實業之路，從而迅速崛起并聞名于世。

　　所謂“寧波幫”，特指舊寧波府所轄之鄞縣、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六縣在外埠經營工商業之企業家群體，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壯大在鴉片戰爭之后，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勢力已遍布上海金融、航運、商業、工業等各主要行業，躍居中國近代十大商幫之首。

　　今天我們總結寧波幫的成功經驗大致有“七靠”：一靠誠信；二靠義利兼顧；三靠敢為天下先；四靠中西結合的先進管理；五靠融合勞資關系；六靠吃得苦中苦的勤儉；七靠“幫”字當頭的共濟。

　　誠信與義利兼顧

　　“止于信”可以說是“寧波幫”商人得以成功的絕竅之一。其典型事例不勝枚舉，例如，從事絲綢經營的包玉剛祖輩包祉奎，一次晚間投宿一客棧，第二天天未亮叫挑夫挑起行李貨物趕路，走了一程，東方破曉才發現一件貨物不對路，打開一看里面還有銀票，知道拿錯了東西，急忙趕回客棧。因人都走散了，包祉奎只好在墻上張貼“招識”，說明原委，留下自己地址，最后物歸原主，“客感其誠，又高其義，因偕至閩，凡營業十年，遂獲利起家”。

　　對于義與利的關系，寧波幫企業家大多主張兼顧義利，義內取利，即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強調以德立業，以德興業，做事先學會做人，否則成不了大事。在寧波城鄉頗為流行的“上半夜忖忖自己，后半夜忖忖人家”的民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道德的一種通俗說法。

　　當國家和民族這個“大義”與個人利益尖銳對立不能兼顧時，寧波幫企業家大多能深明大義，為了國家利益，不惜傾家蕩產乃至獻出生命。如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后，當時曾活躍在上海工商界的許多寧波幫企業家都拋棄家業，或遠走他鄉，或隱姓埋名，堅決拒絕與日偽“合作”。

　　敢為天下先 向西方學習

　　順應“商情”敢為天下先，大膽經營新興產業，是寧波幫超越抱殘守缺，墨守成規的晉、徽兩商，成為后起之秀的要訣之一。

　　眾所周知，隨著鴉片戰爭爆發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上海對外貿易迅猛發展，從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短短6年間，外貿總值就增加了兩倍多。

　　寧波幫正是從這個重要的信息中敏感地覺察到商機，他們抓住時機，果斷決策，紛紛涉足進出口貿易，經銷五金、顏料、洋油、洋布、鐘表、眼鏡、西藥等暢銷洋貨，還有不少人經營房地產業、保險業、證券業、公用事業和其他新式服務業。這些行業都是當時中國商人的“新鮮事”，因而效益極佳。

　　向西方學習，講究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企業管理，是寧波幫成功的經驗之一。由于寧波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開放的通商城市，得以領風氣之先，較早接觸到西方文化及其管理。而這一接觸的前沿便是“洋行買辦”。

　　據寧波府屬的《定海縣志》載，“當時充任各洋行之買辦所謂康白度(英語：買辦Comprador之音譯)者當以邑人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機關中之充任大寫、小寫、翻譯、跑街，亦實繁有徒”。買辦的經歷不僅因為享受高薪待遇積累了可觀的貨幣資本，而且也使他們有可能在自己創辦的企業里效仿西方企業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建立了一套機構健全、效率較高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動著寧波幫的崛起和壯大。

　　體恤勞工 勤儉互助

　　寧波幫企業家深諳“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理，在企業內部注重融合勞資關系，增強凝聚力。例如，1937年“8·１3”前夕，大華船舶無線電通訊公司地處上海四平路的分廠職工被困。老板丁佐成不畏艱險親自出馬到四平路帶領職工繞道虹口香煙橋，經外白渡橋回到虎丘路老廠暫避。

　　上海淪陷后，“大華”職工都避難在虎丘老廠，人數眾多，經濟很困難，丁佐成對工資較高的高級職員僅發生活費，而對留在廠里的普通職工，則每人每月照舊發給工資以維持他們的正常生活。

　　在近代寧波幫中，無論是中小商人，還是巨商大亨，幾乎都是學徒出身，他們踏踏實實歷經篳路藍縷艱辛創業之苦。

　　更為可貴的是寧波籍企業家創業有成后，即使家財萬貫，也多能保持克勤克儉，勵精圖治的本色，富而不奢，自奉甚儉。

　　如曾擔任上海總商會副理事長的蕢延芳，一貫勤儉節約，針對抗戰勝利后社會上奢侈成風，他積極提倡節儉，反對浪費，其子結婚時，他不辦酒席，只設茶點招待。他還自行設計了一種經濟實用的男式服裝，一時頗為流行，有“蕢衣”之稱。

　　由于寧波人素有重鄉誼、樂互助，肯在“幫”字上下功夫，“助”字上做文章的共濟精神，從而使同鄉成了寧波幫經濟發展的強大后盾。他們平時多在寧波同鄉經營的企業里謀職，每當寧波幫企業遇到困難，則多鼎力相助。

　　隨著自身力量的不斷增強，寧波幫還把鄉誼聯系擴大到了浙東乃至整個浙江地區，形成了以寧波幫為核心的較大的浙商集團，與此同時，他們還透過上海總商會這一社團組織，在更大范圍里團結旅滬經營的江浙工商界，因此，民國年間的江浙財團，不啻為以寧波幫為核心的江浙鄉幫集團。

　　在這一集團人為蒸發半個世紀后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推行，和海內外寧波幫的投資回流，現代寧波幫能不能在黃浦江江畔卷土重來，不免引發人們的極大關注和諸多猜測，因為浙商在滬重新崛起的曙光已經初露端倪了。

　　(作者為原浙江省財政廳廳長)

　　□ 背景新聞

　　8月1日至7日，來自世界各地、中國港澳臺地區及內地的寧波幫代表和“幫寧波”人士，聚會寧波，紀念鄧小平關于“把全世界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號召發表20周年。

　　“無寧不成市”是世人對寧波幫的贊譽，寧波幫之譽明清以降便流傳于世，上個世紀初，寧波幫漂洋越海，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成為全球華人圈的杰出代表之一。目前有30余萬寧波幫人士分布在東南亞、歐洲、北美等6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乏工商巨子和世界級名流。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僅關注寧波幫，肯定寧波幫的作用，還做了大量具體的工作。他指出：“寧波的優勢有兩個，一個是寧波港，一個是寧波幫。”1984年8月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進一步號召“要把全世界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鄧小平對寧波幫的號召和關懷，極大地激發了寧波幫人士愛國愛鄉的巨大熱情，20年來共有600多位海外寧波幫人士為家鄉捐資興辦教育、文化、衛生和各種公益事業2000多項，共計人民幣12億元。到2003年底，海外寧波幫在內地捐資50多億元人民幣，其中85%以上都是教育項目。

　　(相關報道見本報今年7月24日第18版《小平看中的“寧波幫”聚會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