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無論是流量，還是流程，淮河都不比黃河、長江。可是，淮河不小。全流域2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一億七千萬人口，自古就是我國農業主產區。淮河以占全國3.4%的水資源，養育著全國1／6多的人口。

　　1950年，新中國剛剛誕生，毛澤東就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1995年8月8日，我國制定了第一部，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規————《淮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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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以這個條例的頒布實施為起點，淮河治污走過十年歷程，又進入一個新階段。

　　正在這個時候，本報派記者從淮河源頭河南桐柏縣起程，順流東去，走完淮河干流；又從安徽、河南交界處的界首開始，逆水而上，考察了淮河最大的支流潁河。考察采訪期間，本報曾以“淮河治污千里追蹤”為欄題，發表了他們的報道。采訪結束后，他們又把自己的思考寫成札記發表，以期使讀者更全面了解淮河污染治理情況，敬請關注。

　　淮河治污需要長效機制

　　淮河治污是從“救急”開始的。

　　1994年前后，幾次突發的污染事故，引起國家重視，拉開了淮河流域各地大規模治理污染的序幕。十年來，盡管淮河治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探索治污的長效機制，仍然是一個重要任務。

　　淮河治污需要長效機制，因為淮河難于治理的深層原因是生態系統結構遭到破壞，生態功能退化和惡化。專門研究生態的安徽省環保局副局長方晨從四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是水資源開發利用過度。淮河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3.4%，而流域人口耕地面積卻占1／6，人均水資源量不到全國的1／5。2002年，淮河水資源大開發利用率高達71.6%，大大超過國際上內陸河流開發利用率公認為30%(合理利用程度)和40%(合理程度上限)的水平。而且用水需求每年還以2.6%的速度在增長。其次是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三是部分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帶來一定負面影響。四是人口密度大，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22人，是全國人口密度的4.6倍。

　　他提出，恢復和保護淮河流域生態環境要做好“雙減法”。既要削減入河的排污量，也要減少水資源的開發利用量，保障生態用水，使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由目前的60%減少到40%以下。

　　如果說，從生態角度探討治理污染解決的是社會發展遵循自然規律的問題，那么，從法治角度認識淮河治污則是要規范社會經濟發展自身的行為問題。

　　淮河治污最開始的時候，用的“關停”手段。在污染事故已經發生，污染程度已經非常嚴重的時候，用這樣一種強制性的措施“救急”當然是十分必要的。此后，沿淮各地幾乎每年都有治理專項行動。以這種一個時期集中“兵力”打“硬仗”的方式來治污，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回顧淮河治污十年，發揮最大作用的是《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淮河流域各地的同志都認為，應該充分運用法規治理淮河，只有這樣，流域各地才可能采取統一行動，才可能把大家的勁都擰到一起來。

　　札記之一

　　淮河污染新變化　新“三七”開的說法

　　目前淮河流域生活污水排放量、COD和氨氮分別占總負荷的64%、75%和73%。而十年前，淮河污染開始大規模治理的時候，工業污染是占了七成以上的。

　　淮河流域化肥施用量從1990年的495萬噸增加到目前的702萬噸，平均每公頃化肥用量約500公斤，而化肥有效利用率平均只有30%—35%左右。

　　走淮河之前，我們學習的第一個新名詞是“COD”，它是衡量河水污染狀況的重要指標，指水中所含有的耗氧物質的總量，通俗地說，也就是水里的有機污染物總量。其英文縮寫就是“COD”。

　　環保部門以它為標準，給出了淮河水在十年里“量”的變化：2003年，淮河流域的COD入河量為71.2萬噸，比2000年的81.2萬噸削減了12.3%，與1994年的150萬噸相比，削減了53%。

　　十年治污的成績，一目了然。但仔細分析淮河水污染的結構構成，又讓我們感到肩頭沉甸甸的。環保部門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目前淮河流域生活污水排放量、COD和氨氮分別占總負荷的64%、75%和73%。而十年前，淮河污染開始大規模治理的時候，工業污染是占了七成以上的。這個數據與我們在地方上了解到的情況，大致相同。安徽阜陽是淮河中游的一個城市，這里水體污染中生活垃圾占70%，工業占30%，與十年前的比例正好倒了過來。

　　農業面源污染正在成為淮河污染又一個“威脅”。這方面還沒有全面準確的統計數據，但通過我們了解到的幾個數據，“以斑窺豹”，大致可以對整個淮河流域的情況做出一個判斷。

　　有關部門統計，淮河流域化肥施用量從1990年的495萬噸增加到目前的702萬噸，平均每公頃化肥用量約500公斤，而化肥有效利用率平均只有30%—35%左右。農藥的使用量從1990年的4.7萬噸增長到目前的9.3萬噸，每公頃用量約10公斤，而70%的用量流失或殘存在土壤和農產品中，并最終進入水體。

　　袁海勤在淮河干流最后一個水質監測站江蘇盱眙縣環境監測站工作了十多年。她以水體富營養化來說明農業面源污染。她說，這個指標現在比1997年以前高出了兩倍。安徽省環保局局長童懷偉對這種結構變化有個“解讀”，他說：“十年前，我們是從抓工業點源開始淮河治污的，現在還是只抓工業點源，不符合實際。當前應該采取的措施是多管齊下，工業點源不能放松，還要抓好城市生活污水處理，早一點研究農業面源污染問題。”

　　札記之二

　　經濟增長與淮河污染　“軟”與“硬”的錯位

　　有些地方搞“企業生產寧靜日”，政府規定了嚴格的檢查制度，環保部門不但進不了企業的門，而且為了保證企業寧靜，有個縣政府連環保部門的車輛也查封了。有的企業排污不達標，政府領導找環保部門“講情”。

　　就經濟發展與環境的一般關系來說，環境應該是“硬”約束，經濟可能是“軟”指標。因為自然資源在特定時期特定范圍里是難以改變的，而經濟發展倒是可能通過技術進步或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改變。

　　在淮河流域，這兩者的關系卻發生了“錯位”：經濟增長對淮河水提出了“強硬”要求。

　　先看城市化進程。淮河流域2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兩千多萬。城市的發展速度，更是驚人————以河南為例，該省淮河流域城市化率由18.4%提高到了27.2%。這兩個簡單數據，意味著流入淮河的城市生活污水由3.2億噸增加到了7.8億噸。皖北城市阜陽是一個地級市，在這十年里，人口增加了近一倍，從原來的20多萬增加到現在的38萬。隨著社會發展，這個進程還將加快，淮河首先面臨的是城市污水的壓力。

　　與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形成對比的是，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滯后。淮河流域在過去十年治污中，建成了57座污水處理廠，但還有85座城市的污水處理廠沒有動工。即使這些建成的污水處理廠，也有一大半因為管網不配套等原因，難以正常運行。這種滯后加劇了淮河水污染的程度。

　　再看工業企業發展。工業企業仍然是重點污染源，尤其是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造紙行業一直是淮河流域最大污染行業，盡管經過了十年的不懈努力，這個行業的對淮河水的“威脅”仍然不容忽視。河南環保部門的同志介紹，這個行業對水污染的負荷，即使按照達標排放的標準計算，還在62%，如果連偷排也計算在內，至少應該在70%以上。淮河流域兩個最大的企業————河南蓮花集團和安徽豐原集團———都是上市公司，在今年六月國家環保部門組織的暗訪中，也都被發現有超標排放問題。可見，工業污染的防治工作是一點也不能“軟”。

　　還有一個“硬”要求是各地政府對經濟指標不科學的追求。這樣的要求一旦與企業發展的要求聯合在一起，就成為對環境最大的“威脅”。只要這樣做，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就會變成給企業提供不該提供的“保護”的沖動。這兩種“力量”成為淮河水無法抗拒的“硬要求”。我們在沿途采訪中，聽到許多不該發生的故事。有些地方搞“企業生產寧靜日”，政府規定了嚴格的檢查制度，環保部門不但進不了企業的門，而且為了保證企業寧靜，有個縣政府連環保部門的車輛也查封了。有的企業排污不達標，政府領導找環保部門“講情”。

　　札記之三

　　科技與淮河污染　少了一“環”　壞了一片

　　安徽阜陽的同志說，他們聽說清華大學有一項目組在攻關，但現在還沒有結果。對淮河流域的人們來說，這樣的科研成果是多么重要啊！如果科技能夠解決小造紙的污染問題，那淮河治理的難度至少會減少一半。

　　有一種觀點認為，環境污染是資源放錯了地方。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放錯的資源放回到它該去的地方呢？在資源和廢物之間，科技是重要的一環。可以說，淮河流域的造紙行業就難在科技這一環上，因為缺少這一環，造紙業成為淮河治污的一大“頑癥”。

　　十年治污，很大的一個成績就是關停小造紙廠。為什么淮河流域的造紙廠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因為麥草是這里的造紙優勢。

　　淮河流域是稻草和麥草主產區。過去，麥草可以用在地里漚肥，拿回家燒飯或者搭建房屋。經濟發展“阻斷”了麥草的這些出路。磚瓦房代替了茅草屋，化肥用起來也比漚肥省力，人們也不再用它燒飯。因此麥草就多起來。造紙業正是在這樣的資源優勢上發展起來的。當地人告訴我們，小造紙發達的時候，麥草價格最高能賣到小麥的一半，而麥草收割起來要比小麥省勁得多。

　　淮河治污關停了許多小造紙廠，而麥草的優勢卻成了環保的劣勢。因為沒有人收購，又不許焚燒，農民就把麥草堆放在地頭或溝邊，經過夏天的雨水沖刷，又形成廢水流到河流中，形成了新的污染。在河南和安徽采訪，都有人提出同樣的問題：麥草除了造紙，還能不能有別的出路？

　　淮河流域各地都為麥草想出路。有的地方動員群眾搞草編工藝品，出售價格雖高，但銷售量不大，尤其是對麥草的需要量太少，根本不足以減輕環境壓力。有的地方鼓勵農民漚肥，但因為農產品價格差別太少，而漚肥又比使用化肥費力，所以，收效也不太明顯。河南環保部門的同志介紹，麥草還可以經過粉碎而壓制成一種板材，能夠做建筑材料。可是，市場還沒有打開。

　　麥草造紙，最大的污染來自一種隨紙漿而產生的“黑液”。這種污染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很好的技術來處理，而它對河水的污染又最厲害。安徽阜陽的同志說，他們聽說清華大學有一個項目組在攻關，但現在還沒有結果。對淮河流域的人們來說，這樣的科研成果是多么重要啊！如果科技能夠解決小造紙的污染問題，那淮河治理的難度至少會減少一半。

　　由造紙業問題，我們談到了淮河流域的工業結構調整。淮河治污早期，我們采取的是關停的辦法，包括關停“十五小”企業，也包括對超標排放企業的關停，但這不是目的。河南省環保局副局長李景明說，我們是要以關促治，以關促調，以關促轉。而這些沒有科技的參與，是難以想象的。只有技術問題得到解決，只有技術投入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大范圍的結構調整才可能實現。

　　札記之四

　　多方利益各執一詞　污染的賬該怎么算

　　算賬要以淮河得失來算“加減”，不能以自己的得失算“加減”。如果都從淮河治污的角度看，上游地區少上幾個項目，不是虧，而是“賺”。中下游地區看著淮河，琢磨的就不該是賠償與否，而會增強治污的緊迫感。淮河治污到了這個當口，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相互抱怨！

　　從淮河上游走過中游、下游，我們在不同地方都聽到環境“代價”的議論。上游某地的同志給我們算賬：該地區外出打工人員有180多萬人次，現在返鄉的打工者，至少有3至5萬人具備創辦小廠的能力。如果沒有淮河治污需要的關停“十五小”等措施，放開了讓這些人辦一些小企業，即使一個企業解決三五個農村勞動力就業，那我們整個農村經濟面貌將發生多大變化啊！他們的“結論”是：為治理淮河污染，放慢了工業化進程，希望國家能在政策上給予“補償”。

　　中下游的同志也有人算出另一本賬：水從上游來，因為上游污染了河水，單是污水團給我們造成的直接損失每年都在數千萬以上。受污水團影響，僅僅中游某市一個電廠少發電帶來的直接損失就是2.2億元。如果沒有這些不該有的損失，我們的社會發展要比現在快多少啊！他們的“結論”是：國家應建立水污染賠償機制，讓污染水的地方對污染付出成本。

　　其實，給淮河治污“算賬”的還不僅僅是這些地區。環保執法部門說，我們為治理淮河污染出力，卻受到許多制約，建議改革管理體制，賦予我們更大權力。企業抱怨：我們對地方經濟發展作出了那么大貢獻，經濟指標已經占據地方經濟的“半壁江山”，憑什么在排污量上不能給我們多增加一些指標？還有的企業領導不理解：我們一時排污超標，為什么查住了就處罰，連個解釋的機會都不給？環保執法咋就不理解我們的苦楚？

　　我們把這樣一些看上去都很正確，結論卻大不一樣的“算法”放到安徽省和河南省環保局領導面前，請他們“裁判”一下，得到的卻是幾乎一致的回答：淮河無界，生長在淮河邊，吃著淮河水，心里裝著的就該是整個淮河流域！

　　安徽省環保局局長童懷偉說，環保部門如果在發展問題上，不能作政府的參謀，不能在發展方面有“作為”，是失職。反過來說，環保部門如果因為發展的要求就放松了執法工作，放松了環境保護的要求，也是失職。在兩者之間，有人說，環保工作搞好了頂不住，搞不好又站不住。童懷偉的結論卻是：只要依法辦事，只要認真執法，環保部門既能頂得住，也能站得穩。

　　童懷偉拿出事實做“論據”：不久前安徽組織環保執法專項行動，共查處了31位環保工作失職的干部，其中有企業負責人，有地方領導，也有環保部門負責人，淮河治污立即有了效果。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的環保法律還是“管用”的，只要大家重視了，真正去做了，就管用。

　　河南省環保局副局長李景明對給淮河“算賬”有一個“說法”：算賬要以淮河得失來算“加減”，不能以自己的得失算“加減”。如果都從淮河治污的角度看，上游地區少上幾個項目，不是虧，而是“賺”，賺得一河清水。中下游地區看著淮河，琢磨的就不該是賠償與否，而會增強治污的緊迫感。以淮河的得失來衡量，企業算出的就不會是超標排污被罰減少多少收入，而是淮河污染負荷增加了多少。他說，淮河治污到了這個當口，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相互抱怨！

　　上游在河南，中游在安徽，下游到江蘇，靠哪一個地區也無法單獨“管”好淮河。從部門角度來看，科技攻關是科技部門的責任，污水處理廠建設需要建設部門指導監督，水土保持、水資源調度少不了水利部門，農業面源污染又得農業部門來管，沒有部門協調，沒有地區配合，淮河治污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所以，我們說：治淮無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