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何磊

　　本報北京8月5日電

　　“人若無死，時間便不稀缺。時間若不稀缺，則一切豐盛有余，經濟學也就不會出現。所欣慰者，在稀缺的時間與生命中，經濟學家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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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的貢獻。”這是青年經濟學者趙曉為悼念經濟學家董輔秖寫的。

　　董輔秖走了。7月30日他因病在美國辭世，享年77歲。按照他的遺愿，他的骨灰將運回中國。

　　“如今教會了徒弟，他也該安心地走了。”董輔秖的老同事、《經濟研究》前主編唐宗�时硎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代經濟學家，已經完成了主要的歷史使命。

　　趙曉把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學家劃分為“四代”：薛暮橋、顧準、孫冶方、于光遠等屬第一代；吳敬璉、董輔秖、厲以寧等屬第二代；林毅夫、楊小凱、張維迎、周其仁、樊綱等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內的青年經濟學家則是第四代。

　　他說，第一代稱得上鳳毛麟角，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第二代現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燦爛，如日中天；第四代則是批量生產，正在崛起。

　　趙曉認為，第一代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經濟；第二代建構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數眾多，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國家決策和社會進步。具體設計和運作的第三代中，許多學者在理論上取得突破。其中，一些人在國際學界也很有影響，用研究成果不斷校正著中國經濟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決策者崗位，實踐著中國的經濟改革。

　　“如果說前三代是站在市場之外或邊緣在指點的話，第四代則徹底融入市場中。”趙曉說，由于市場的需求，各學府、研究機構在批量生產著第四代經濟學人。他們成為金融、證券市場以及政府部門等的具體操作者。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難以再出現吳敬璉、董輔秖這樣的“大師”了。

　　國內權威經濟學刊物《經濟研究》前主編唐宗�屎投�輔秖共事多年，他同意趙曉關于“四代經濟學家”的說法。

　　他說，“幫助年輕一代盡快成長起來”，曾是董輔秖擔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幾年時間里的重要使命。

　　唐說，第一、二代經濟學家把中國從計劃經濟推向市場，再往后走，恐怕是后輩們的事了。

　　“董輔秖的最大貢獻不是提出了什么新的經濟學理論，而是第一個提出了所有制改革。”唐宗�收f，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有人會問，提出所有制改革算什么貢獻？

　　他清楚地記得，董輔秖首次挑戰所有制理論禁區是在1978年。那時“文革”剛結束，在大部分人眼里，改革所有制就意味著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現在外商可以來購并國企，而當時經濟理論往前推一點點都非常難。”

　　他回憶，在計劃經濟年代，只要行政命令，用不著經濟學。當時搞經濟理論的人，就是給黨和國家的政策做注解、辯護。誰想做點新課題，沒等結果出來，就會被政治運動打下去。然而，就在這種環境下，一些經濟學家用他們的嘴和筆與決策者爭論。有人為此甚至進了監獄。也有學者的意見被采納了，董輔秖就是其中一個。

　　唐宗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改革所有制。他認為，當年由董輔秖率先提出的這一改革，今天仍在繼續。

　　他說，盡管這不是哪一個經濟學家的功勞，但希望人們能記住，第二代經濟學家曾用全力將中國這艘大船從計劃推向市場。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張漢林說，董輔秖是中國對外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在中國入世談判低潮之時，他仍積極宣傳加入WTO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作用。

　　有學者認為，媒體集中對董輔秖的悼念，是因為他及整個經濟學家群體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推動。

　　董輔秖

　　(1927-2004)

　　1927年生于浙江寧波，1946年入武漢大學經濟系，畢業后赴蘇聯學習，獲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副博士學位。回國曾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他曾任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