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陳善哲 深圳報道

　　7月26日中午，深圳銀湖賓館。

　　“有一票劃錯了。”宋曉東悄聲說。劃票人員一個不經意的疏忽，引起一陣輕微的騷動，錯誤馬上得到糾正。而蔣毅剛則始終站在唱票人身后，看著對方唱票，神情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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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進行的，是深圳市律師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統計大會的表決結果。宋和蔣均是與會的律師代表。

　　此時，律協會長徐建端坐于臺下，當工作報告以72票贊成、42票反對、12票棄權被宣告通過時，他長舒一口氣。早先，徐建聲言：如果工作報告不通過，他將引咎辭職。

　　然而，令不少徐建的同情者更為慶幸的是，在本次大會上，一項針對徐的罷免案，并未被主席團列入大會議程。徐得以避開一個更大的漩渦。

　　首位直選律協會長的“18宗罪”

　　一年前的徐建，還沉浸在初次當選的快樂中。

　　作為全國首位經由律師代表大會直選產生的律協會長，徐建開始聲名鵲起。當其它地方的律協，還在與司法行政部門糾纏不清時，深圳律協此一邁向行業自治的關鍵性一步，得到了人們的激賞，更是被司法部視作楷模。

　　“當時我們對徐建寄予厚望。”蔣毅剛說。會長是執業律師，不是司法局的官員；由代表大會直選，而非理事會間接選舉，著實讓深圳的律師界雀躍了一陣子。

　　徐建1985年至1989年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長，1989年至2000年任職于中國法律服務公司(香港)，2000年回到深圳創辦自己的律所。如此經歷，擔當律協這種社會機構的首腦，徐建當仁不讓。

　　“我希望有一天，深圳市民提起律師，就像香港人提起律師那樣的崇敬仰慕，誰家的女兒嫁給律師都是一種榮耀。”徐建在競選綱領中的豪言猶在耳畔。不料時隔一年，他竟身陷罷免案風波。

　　向徐發難的，是劉子龍，律協成員，但非律協代表。“我當律師12年，沒請法官吃過一頓飯。”劉子龍說。

　　劉在深圳業界有一定知名度，專注公益事業，自稱以“納稅、罵貪、反腐”為己任，“決不辱沒律師的名聲”。有人士介紹說劉性格剛烈，對腐敗深惡痛絕。

　　7月25日，律協代表大會剛開始，劉子龍就向大會遞交了一份《關于罷免徐建深圳市律師協會會長職務、趙志成秘書長職務的提案》，由67名律師簽名，列舉了徐建等18個方面的問題，主要是：一、耗盡律協歷年積累的1200萬元會費，購置1600平方米的辦公樓，導致律協欠賬20年，每年承擔近200萬元的債務；二、財務管理混亂，招待、舉辦雜志等費用高企，報銷制度不規范，有夾單報銷的事情，并勒令會計做假賬，因會計不從，竟連換數任會計；三、稱秘書長趙志成系徐建力排眾議所聘用，“缺乏應有素質，謊話連篇”；四、徐建本人聲望欠佳，“不具備任何民主作風”，搞“一言堂”，把律協當成“私人獨資公司”；等等。

　　該提案旋即引起軒然大波，大會的既定議程也作了臨時變動，劉子龍原本沒有權利在大會發言，但組織者還是給了他機會。

　　“徐建是否被罷免并不重要，我希望能借此事，推動律協內部民主管理機制的健全。”劉子龍說。原本10分鐘的發言，劉一說就是半個鐘頭。徐建在媒體面前表現出高姿態：“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我支持他說話的權利。”

　　“選舉不是選人，而是選擇制度。”劉子龍說，經民主選舉出來的徐建，對民主管理制度卻持排斥態度，因而，對律協他由“滿懷熱望”變成了“失望”。

　　同樣地，大會增加了徐建為自己申辯的時間，針對18條指控，逐一作了駁斥。而深圳司法局副局長石崗也宣讀了紀檢委對律協的調查報告，認為劉子龍的指控，大多數不成立。最后，大會主席團以罷免案缺乏事實根據為由，未將其列入大會議程，從而也失去了接受大會表決的可能。

　　有律師說，劉子龍在罷免案中列舉的種種“罪狀”，大多是一些間接的消息來源，作為質詢案無可厚非，而作為罷免案，則缺乏證據支持，“你不能用問號來罷免一個人。”

　　“我又不是拿去發表，而且沒有調查的權力，你作為律協會長，難道不該給律師們一個說法？”劉子龍說。

　　劉子龍坦陳，自己有壓力，要花費3個星期的時間，不斷地修改，給深圳所有的200家律所傳真，但應者寥寥。“更大的憂慮是，如果鬧大了，會影響人們對民主的信心，誤以為民主自治會出亂子。”

　　“劉子龍這種正直敢言的人，社會還是應該保護。”蔣毅剛說。

　　律協買樓事件

　　另一個付諸大會表決的議案，是《深圳市律師協會第四屆理事會2003年度財務收支和2004年的預算報告(草案)》，以44票贊成、68票反對、14票棄權的結果未獲通過。

　　代表們對律協在財務安排方面的質疑，直接緣于2003年的“買樓事件”。有律師認為，“買樓事件”導致徐建公信力的下降，使得招待費、報銷等原來的小問題，也開始引起關注。“這次開會給大家找到了發泄不滿的機會。”

　　當徐建于2003年7月19日當選會長之際，律協尚有會費總計1200萬元。當時，第一次實現自理會務的代表們，一方面驚愕于經費的龐大，另一方面開始關注如何使用這筆資金。

　　很快有了答案。2003年8月7日舉行的理事會出具了決議，決定從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間，花完10余年來累積下來的這筆錢。這份結論為“收支相抵，結余額為零”的“零預算方案”，有律師稱之為“末日的瘋狂”。

　　其主要用于購買律協的辦公樓和會所，位于深圳中心區的時代金融中心第20層，共1655平方米，總價2200萬元，20年按揭，首付400多萬元，月供款12.5萬元，物管費年支出近40萬元。

　　律協的解釋是，原辦公地點是由司法局劃撥，不足70平方米，“嚴重影響了協會工作的開展和深圳律師業的形象”，而且司法局年底搬遷，律協與其脫鉤后，必須自找辦公場所。

　　徐建稱，如果是租，同一物業每月16萬，高于按揭額，因此，租不如買。

　　然而，購樓計劃甫一傳出，便遭到一些律師的強力反對。馮友律師向律協提交了24名律師代表簽署的反對購樓聲明，并要求召開臨時律師代表大會進行公決。一曾參與簽名的律師告訴記者，“在律協的工作下”，某些律師最后退縮了，他自己就曾收到律協要求確認簽名的傳真，以致最終未能達到提議召開臨時大會的法定人數(21人)。而馮友也因此后某些過激的行為，遭致律協的立案調查。

　　“有些人不是反對買樓，而是反感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決策作風。”蔣毅剛說。

　　時至今日，徐建還是感覺很“委屈”，“當時我帶理事去看樓，大家都十分滿意，22個理事一致同意買樓”，徐認為，理事是由代表們選的，當然有民意基礎，何況章程規定，對于財務預決算，決定權在理事會，這也就具備了法律基礎，“我是機械的法律思維。”

　　但徐的解釋，并不能為律師們所接受。“在明知那么多人反對的情況下，還是強行買了，程序有瑕疵，反響也不好。”朱皓律師說。

　　另外，律協將1600平方米中的570平方米出租給摩托羅拉的下屬企業，希望通過“以樓養樓”的方式，減少對買樓的批評，結果事與愿違，很多律師據此反問：“既然出租，說明買這么大是沒必要的，律協是非營利性機構，我們不需要你去投資。”

　　司法局經調查認為，買樓是需要的，有利于深圳律師業的長遠發展，但律協“在買樓的民主決策和公開透明度上做得不夠好”。

　　缺乏規則的自治

　　司法局的調查，未能趨散一些律師心頭的疑云。蔣毅剛是其中之一，在第二天的會議上，他向大會提交了一份議案，要求律協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期間，會長的權力由副會長代行。然而，這份提案和劉子龍的罷免案一樣，未能被主席團列入大會議程。

　　“大會氣氛還是民主的，但結果不理想。”朱皓說，代表們所提議案沒有一個被列入議程并接受大會表決。

　　大會主席團的作用，開始受到質疑。“主席團是如何產生的，沒有人知道。”

　　朱皓說，將議案是否納入大會議程的權力交付主席團，“實際上是對代表們的議案起到過濾的作用。”他認為，這個權力應該歸還大會，對議案是否納入議程進行簡單多數表決，并不會占用太多時間。

　　與會代表把矛頭指向大會的《議案規則》。正是該規則詳細規定了議案采納權在于主席團。

　　《議案規則》是預備會議上提交代表，連同本次會議議程、主席團名單等，由代表們舉手表決的。“舉手票決一般通過都沒問題。”蔣毅剛說，況且代表剛入會場，內容都來不及細看。

　　不過，他很快就發現了問題，《議案規則》規定，“議案提交時間為代表大會開幕后至分組討論之前”。“大會9點鐘開始，11點進行分組討論，在此期間，或許連大會報告都沒聽完，怎么提交議案？”蔣隨即向大會發表異議。

　　事后，有理事告訴蔣毅剛，在理事會討論《議案規則》時，沒有這一條內容。

　　“這不是議案規則，這是限制議案規則。”蔣說。朱皓認為，民主自治剛起步，規則不完善可以諒解，“但議案規則反映出此項制度的立足點，不是將權力賦予大會，而是賦予少部分人。”

　　有代表認為，《議案規則》并非本次大會的臨時規則，而是具有長期效力，有關代表們的實體權利，應當由大會票決，不應由預備會議舉手表決。大會最終采納了這一意見，然而，當再次投票時，該規則并沒有被通過。

　　《議案規則》沒通過，意味著此前據此舉行的會議進程也喪失了合法性基礎，“主席團駁回劉子龍和我的議案，也就失去了依據。”蔣毅剛說。

　　“民主包括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劉子龍說，他和徐建私交不錯，本意是為了推動制度的建立。

　　對行業協會有深入研究的天則研究所的余暉說，“實現行業協會的自治，關鍵是建立民主治理規則。”

　　如果連由法律精英組合而成的律協，內部的自治規則都無法確立，其它的行業協會更是無從談起，“深圳律協應該成為其它協會的模范。”劉子龍稱。

　　“這是我一生中最累的一年。”徐建下過鄉，當過兵，面對外界的壓力，他很無奈。

　　“如果制度不建立起來，換了其它人當會長，還是有同樣的問題。”劉子龍說。

　　然而，深圳律協自治規則的完善，本次會議上卻無法實現，由于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不足三分之二，未能完成章程的修改，意味著建議稿中“設立監事會”，將“財務決定權交由大會”等設想，還要等到不確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