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庭滿　

　　“全球戰略”的不完備極有可能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專家指出，由于資源制約和市場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環境、條件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全球因素”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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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質科學院推出的《礦產資源與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版)報告，以觸目驚心的數據徹底推翻了我國“地大物博”的常規觀念，“除煤以外，我國主要的礦產資源都已告急”；外部，西方發達國家撤掉關稅壁壘后，又設置了新的國際貿易壁壘，使我國企業走向世界尋求全球市場空間的通道被打上新“結”。

　　新的戰略環境在我國經濟生活中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全球戰略”的不完備負效應卻已經顯現。

　　國土開發的全球戰略缺失

　　專家指出，國內資源制約將是一個長期現象，我國需要在“資源有限”的時代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性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集聚效應。全球戰略中的國土開發觀應以全球視野開展國土綜合整治規劃，重組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但目前看來，地方各自為政的內耗式國土開發現象仍在繼續。

　　開發區欠繁榮 

　　據國家有關部門對開發區的摸底清理信息顯示，開發區的“圈地運動”已經到了失控的地步。全國各類開發園區總數達5658個，規劃總面積已超過全國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其中，經國務院批準的僅占6%；省級以下開發區高達67.4%。

　　但是建設開發區并未帶來繁榮。資料顯示，在全國省級以上900多家開發區近3000萬畝規劃地中，閑置荒蕪地高達近2600萬畝。而參加5月下旬在上海召開的一次中國經濟形勢座談會的有關專家預測稱，今后我國能夠拿出來工業化的土地面積大概只有3.5萬到4萬平方公里。

　　農村城市化緩慢 

　　在工業化進程中，我國還進行過多種國土開發試驗，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發展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農村國土工業化開發，“鼎盛”時，甚至出現“村村辦廠”、“廠在田間”的大躍進局面；20世紀90年代后期，各地加快了以培育農村城市化為核心的小城鎮建設，一些鄉鎮甚至大興土木，修建豪華廣場，“鎮政府像宮殿”，以營造“繁榮”局面。這些“天女散花”式的國土開發，最后留下了大量沒有生命力的國土空間。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外的大部分地區，許多鄉村企業已消失，遺留下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大量破敗的建筑群，一些發展較好的企業也大都遷往大城市的周邊地區。

　　臨海經濟大開發有局限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沿海大開發是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較為成功的國土開發試驗。但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其局限性也正顯現出來。

　　長期研究中國城市化的東京經濟大學教授周牧之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在世界經濟史上，臨海型經濟是擁有海岸線的國家充分利用海運物流的國土開發模式，依托低成本的海運，調配全球的工業經濟資源，在深水港附近陸地區域發展重工業、能源產業，形成產業集聚和城市集聚。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的局限性是回避了海洋在全球資源配置上的優勢，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臨海經濟。

　　我國沿海地區經濟在資源利用上走的是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沿海港口多為工業產品出口型港口，利用海外資源型的工業、生活物質和能源大港還沒有真正建立；沿海產業多為出口型制造工業，依托深水港興建以海外資源為中心的臨海型原材料工業基地很少，許多深水港處于“休眠”狀態。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嚴正介紹說，福建是全國深水港條件最好的省份，按水深和避風條件，可建10萬噸以上深水泊位的岸線有近20條，三都澳和湄洲灣斗尾可建20萬至30萬噸泊位,但都沒有得到規劃開發。

　　臨空經濟戰略遲滯 

　　我國面對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時代的國土綜合開發規劃也出現“戰略慢拍”。

　　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展國土整治，采取“據點開發方式”，加快建設國際航空港，在空港區域發展電子和信息產業，形成國土開發中的“臨空經濟”現象。

　　臨空經濟是以航空運輸作為全球性物流和人流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電子產業可以依賴航空運輸進行快速和小批量的物流，實現全球供應鏈式龐大分工生產體系的高效率運轉；信息產業和知識經濟的發展需要全球性的人流，支撐國際人流發展的是航空運輸。

　　美國舊金山硅谷高科技區臨空經濟的崛起最具代表性。大約1500平方公里的硅谷每年產值相當于美國總產值的3%左右，是中國總產值的1/4。

　　亞洲許多國家都在為發展臨空經濟大興土木，努力營造中心樞紐太空港。如韓國把每個航空港規劃成帶動3000至5000平方公里的區域，稱作“廣義集群”，整個“廣義集群”通過航空港共同參與國際競爭，通過空港的紐帶使它與國際緊密接軌。印度正在依靠臨空經濟實現崛起，信息產業發展迅速，采取“據點開發方式”，將班加羅爾規劃成臨空產業基地，已建成為美國硅谷在海外的一大軟件加工基地，近年來出口的計算機軟件產值都在50億美元以上。

　　但我國對臨空經濟尚未進入戰略規劃階段。國內很多號稱“國際航空港”的機場周邊區域無產業布局，變成所依托區域中的“孤島區”。位于臨海邊的福州長樂國際機場距離福州市30多公里，規劃的5000畝空港工業集中區2000年由福建省政府批準為省級開發區，但一直未啟動開發。

　　珠江三角洲的臨空經濟也剛剛起步。在珠三角1.5小時的陸路交通內有5個大型國際機場，但因行政分割制約，機場群內沒作有效的分工，同質競爭，珠海機場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離建設航空樞紐中心還較遠。

　　應對國際經貿摩擦全球戰略不完備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雖然沒有了關稅壁壘，但西方發達國家設置的“軟壁壘”成為新的國際貿易壁壘。我國也隨之步入新的國際經貿摩擦時期。

　　近3年時間，我們可列出一連串的對外經貿摩擦清單：

　　2002年，我國出口商品遭到其它成員方的43起反傾銷調查和37起反傾銷最終措施；據世貿組織2003年上半年的反傾銷報告，中國上半年遭到其它成員方的12起反傾銷調查、16起反傾銷最終措施，遠遠高于其他國家。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介紹說，這些經貿摩擦都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對他國企業新設置的“軟壁壘”造成的。

　　從已發生的國際經貿摩擦看，我國大多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應急應對上，“軟壁壘”問題未引起足夠重視。對世界各國“軟壁壘”手段的研究非常缺乏，研究人才少；與“軟壁壘”有關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建設不健全，國際接軌性差；我國自身的“軟壁壘”建設慢，缺乏國際權威性的標準化組織；能夠為應對國際經濟摩擦提供有效服務的中介機構、法律服務結構少。專家認為，對于戰略性國際經濟摩擦，需要從制度上予以戰略應對，盡快建立著眼于國際“軟壁壘”的戰略應對體系。

　　“軟壁壘”是相對于關稅這一“硬壁壘”而言的，西方發達國家是在早有足夠準備、完全控制掌握和充分強化了國際性“軟壁壘”手段的情況下，才撤掉“硬壁壘”的。“軟壁壘”的種類繁多，主要包括：環保標準、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等技術性壁壘；消費市場立法、反傾銷法案等市場及消費性壁壘；在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情況下為保護本國產品和利益而不斷提出的標準苛刻的綠色壁壘、安全壁壘等新貿易保護主義壁壘；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情況下利用本國自然、地理、氣候等方面特點和技術要求上的差別而設置的特色性壁壘；世貿組織框架協議以外的法律、文化、社會習俗、宗教信仰、語言及社會體制等，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部長趙曉認為，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比如，在我國“入世”之時，主要貿易伙伴將幾項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條款強加于人，致使我國在防御貿易壁壘時將長期陷入被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之日起15年內，其它締約方可以不視之為市場經濟體；第16條則規定，中國自入世之日起12年內，其它締約方可以對中國出口商品實施特別保障措施；此外，對中國紡織品的配額管制也將延續到2008年。截至2003年6月底，美國、日本、歐盟、韓國、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7個世貿組織成員已完成了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特別保障條款的國內立法。

　　能源全球戰略不完備

　　能源安全特別是石油安全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另一個核心問題。我國的石油需求日益加大，自產石油供給缺口在不斷擴大。近年來，國內外能源局勢的演變暴露出我國對自身能源安全的戰略準備不足。

　　——自力更生為主的發展思路被打破。我國確保自身能源安全的戰略著眼點一直是以自力更生為主。為了使石油天然氣工業保持穩定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國家提出“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總體發展戰略。即使從1993年起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后，這一戰略著眼點也未改變，只是采取支持國內石油公司參與國際油氣開發等“戰術”方式進行補充。

　　今后，我國作為石油消費大國的地位將比產油大國地位更加突出。根據英國石油公司對全球能源狀況的年度統計，2003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石油進口國。根據權威預測，未來20年，我國石油天然氣需要量將年遞增12%左右，到2020年，石油需求量將達到4億噸以上，而國內的石油高峰產量可能為1.8億至2億噸水平，自產石油供給缺口將繼續擴大。

　　——消費國能源安全觀被打破。最近，“安大線”、“安納線”同時被俄羅斯否定、日本在東海進行挑釁性的石油勘探等事實都充分表明，石油已經成為國際關系中大國間博弈的棋子。能源安全是涉及消費國與供應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的大問題。

　　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利用能源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已經隱然成形。美國正加緊獲取對中東油氣資源地和馬六甲海峽油氣運輸管道的控制權，增加了我國海外石油供應的不確定性。

　　海上石油運輸的安全也難以得到保障。我國目前利用國際油氣資源的主渠道主要靠中東，原油大多是用油輪從中東經印尼群島通過海路運往中國的。我國2001年進口的6500萬噸原油中大約60%都是經由這條路線運輸的。美國還力圖抵制我國在中亞地區拓寬能源渠道的策略，在中亞地區構筑了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勢力，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軍事基地，并與哈薩克斯坦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軍事合作。

　　這兩個“被打破”表明，如果國家在能源戰略上不向全球戰略轉變，就很難應對全新的形勢和環境，結果將極為被動。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中心海外資源與投資環境研究室主任徐小杰撰文認為，我國必須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尋求自身能源安全的解決方案。

　　能源安全的全球戰略不僅僅是一個能源供應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國際關系的系統課題。徐小杰分析認為，這一戰略系統內容至少包括：一是確立新的能源安全觀，從只考慮消費國的安全觀轉移到供應國與消費國之間的“互保”安全觀。為確保自身的穩定供應的消費安全，必須加強與石油資源國的合作，在與資源國保持發展良好合作關系的同時，也為確保資源國的安全作貢獻；二是確定主渠道與多元化并舉思路。對如何確保主渠道的穩定與安全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三是支持國內石油公司積極參與國際油氣開發，同時解決大型油氣公司在海外市場的相互競爭和內耗問題；四是建立中國的全球能源貿易體系。我國還沒有這種體系，對國外油氣貿易控制能力非常有限。目前我國在政策、信息、人才等方面與建立全球貿易體系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五是加強石油外交和多層次的民間交流。政府層面的能源外交思路必須與時俱進，廣泛開展國際性、地區性的多邊對話與合作機制。

　　我國經濟戰略應轉向“全球戰略”

　　分析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三個核心課題的成因和解決方案，不難發現許多共同之處，比如，這些課題都是在我國走向世界后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凸現出來的新課題，都是戰略性的，很多矛盾盤根錯節；有些課題如國土綜合整治規劃等尚未引起重視，引起重視的課題如應對國際貿易摩擦、能源安全等，現有的解決方案大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戰術思路上，缺乏綜合的根本的戰略應對措施，這是我國以往處理改革發展中問題在現實中的慣性延續。

　　有關專家分析說，從戰略的空間屬性看，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發展戰略屬于“國內發展戰略”，國內的事情始終處于“日程表”的前列。但從目前經濟發展的情況看，不考慮全球因素的經濟發展戰略非常可能危及我國經濟。

　　包括貿易、資源、市場在內的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瀕臨“全球因素”的挑戰。專家認為，目前我們遇到的“全球因素”的挑戰都是戰略性且長期存在的。我國將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這些“全球因素”的作用下，既能抓住“全球因素”中的有利方面，增強自己的綜合國力，同時又克服“全球因素”的不利方面，保護自己的獨立性，實現“快速崛起”。

　　這迫切需要以“全球視野”制定一整套設計和運籌預期久遠的系統的戰略計劃進行應對。我國經濟戰略應轉向“全球戰略”，盡快確立以自身最大和長遠國家戰略性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經濟全球戰略思想體系；以經濟全球化趨勢為前提，盡快制定國內改革、應對國際經濟摩擦、能源安全等領域的“全球戰略”發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