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毅 孫雷 北京報道

　　“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安撫”

　　“這半年心情真不怎么樣。”江蘇省吳江市一位私企老總在電話里幾次提到這句話。也就是在聽取了如他一樣的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呼聲后，該市工商聯草擬了《在經濟緊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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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下民營企業更希望有關部門多一點理解和安撫》一文。

　　文章直爽而坦誠：

　　近階段來，吳江民營企業中彌漫著一種郁悶的氣息，我們似乎一夜之間從功臣變成了罪人，社會上一些原本就對發展民營經濟存有偏見的人，更是一種幸災樂禍的腔調。

　　為此，呼吁政府及有關部門，在當前經濟緊運行的狀態下，給民營企業多一點理解、少一點指責，多一點安撫、少一點埋怨，多一點實際支持、少一點“事后諸葛亮”。

　　一是希望做好宣傳工作……三是希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既不隱情護短，也不擴大事實，更不能以偏概全，一損俱損。

　　7月30日，吳江市政府辦公廳官員向記者證實已收到該文，并得到馬明龍市長的批示。馬希望地方政府能對企業多關心、多溝通、多體諒。

　　吳江市統計局數據顯示，至6月末，該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05億元，同比增長17%，比去年下降了45%。固定資產投資中，私營個體投產占70%，國有集體和外商投資各占15%。增加的投資以續建項目為主，新增項目受土地嚴控影響基本停滯。

　　再早一個月，離吳江不遠的南通市工商聯召集十位民營企業老總座談調研，中心話題是民企對宏觀調控的態度。

　　“我覺得他們思考得很深入。在座談會上，有的企業家認為不能只是害怕，只是在家坐等，而要主動了解政策，提前一步掌握動向，然后順勢而動才是出路。”南通市工商聯調研處郭處長向記者回憶。

　　7月25日，國務院在青島召開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座談會。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與13位非公有制企業代表圍桌共話。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在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中，各類企業利潤增幅都比去年1～5月份回落，其中私營企業回落幅度最大。

　　“90年代初那次宏觀調控用了一年多，而1993年下半年開始調控也耗時兩年，并輔以財稅、匯率改革。相比而言，這次宏觀調控集中時間不到半年即已見成效。是該坐下來想想下一步如何走了。”中共中央黨校王東京教授對記者這樣說。

　　宏觀經濟繁簡之間，中央、地方，國企、民企，銀行、財政都在主動或被動地重新定位，只不過位置尚在調動中。

　　中央關注五大宏觀問題

　　7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經濟座談會。

　　“開完會回來后，成思危主席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會議精神并布置下來五個題目。這五個題目都是中央領導在此次會上提出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等調研，并要求在不久后提出報告和建議來。”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調研部部長熊大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

　　這五個中央關注重大宏觀問題是：一、土地調控；二、金融風險；三、消費、投資與拉動經濟增長；四、“十一五”規劃；五、走出去戰略。

　　7月29日，民建中央副主席路明告訴記者，對這五個問題民建都組成了專門的調研小組加緊調研。這些報告9月底前上報，而類似“7.19”的經濟協商會議可能隨后再次召開。

　　記者在中國致公黨、全國工商聯等處也都證實了中央提出的這幾個重大問題。目前，相關機構都在行動之中。

　　五個問題中的頭兩個，用國家統計局負責人的話就是“管住土地、管緊信貸”，而這正是此次宏觀調控中中央的兩支手臂。

　　“糧食漲價、土地被亂占可以說是此次宏觀調控最初的起因，但開始也只是如去年初的檢查土地使用權交易、控制地產信貸風險和推進稅費改革。隨著幾大行業投資的猛增，特別是由此引發的煤、電、油等資源的緊張，中央最終在今年4月果斷采取了措施。”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分析。

　　另據曾經參加過有關高層座談會的專家介紹，中國經濟一個時期以來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和低效率”是中央作出宏觀調控判斷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輪調控政策實施以來，應該說一些非公有制企業，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在投融資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中央召開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會議，總的來說還是從中長期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張立群向記者分析。

　　四月底的“嚴厲”和七月底的“溫和”似乎都有其長期背景，而火候的把握則在于對之前和之后問題與自身調控能力的判斷。

　　建言調控

　　“中央宏觀調控措施到了一些基層，就變成了‘一刀切’。上半年用于投資的中長期貸款基本上沒有得到控制，但短期貸款少增1684億元，票據貼現少增2130億元。這樣現實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流動資金，而中長期項目信貸壓下來的很少。這實際上壓了中小企業，壓了非公有經濟，壓了西部地區。而這也不是中央的宏觀調控的初衷。”一位民主黨派人士這樣認為，“建議近期內嚴格控制新增項目，要在規模經濟、技術水平和自有資金比例等方面提出要求。對目前在建和擬建的項目實事求是地權衡利弊，決定取舍。”

　　在宏觀調控中注意把握好度與宏觀調控應當尊重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有的黨外人士在“7.19”座談會上提出的觀點。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宏觀調控應注意分析和預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既要防止對需求估計過高而盲目擴大投資，也要避免對需求估計不足而造成發展瓶頸。還應建立公共信息公告制度，以引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向。

　　配置資源的方式是此次宏觀調控爭論較大的問題。

　　在采訪中，一些黨外人士認為，這次宏觀調控由于強行限制了土地和貸款的供應而較快地取得了效果，但是還應注意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例如土地使用權的招標或拍賣，貸款項目的科學評估、發揮期貨市場在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方面的作用，盡量防止靠政府采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來配置資源。

　　據九三學社網站顯示，在“7.19”座談會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在發言中認為：第一，要力求“治本”。以加強宏觀調控為契機，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和政府職能轉變；第二，既要控制投資和信貸規模，也要拉動消費，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與消費；第三，清理整頓投資項目。建議多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少用行政手段。

　　針對中央關注的五大宏觀問題之三的消費、投資與拉動經濟增長，記者取得了一份今年6月民建中央提交給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報告。這份名為《堅持科學發展觀，轉變過度依賴政府投資主導經濟增長的方式》的報告提出，必須實現兩個轉變，即從政府主導型投資推動向企業主導型投資推動轉變，從投資推動型經濟增長向消費推動型經濟增長轉變。

　　該報告認為，與投資相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強勁、可持續，因此應該將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并以消費帶動有效益的投資增長。消費和投資的協調增長必然擴大市場容量，最終促進我們經濟健康發展。

　　“土地”、“貸款”將開禁？

　　土地和貸款成為兩個牛鼻子——放與收的方向都在于它們。而知情者日前向記者透露，“十月份左右，土地和貸款很可能開禁。”

　　“這次土地制度建設研究，要研究解決當前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要回答一百天后我們究竟該怎么辦。”這是7月22日，國土資源部李元副部長在加強土地管理制度建設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話。據透露，該小組在該部里規格甚高且已全面投入運轉，在短期內拿出可操作性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是其工作重點，而土地的總量控制、市場定價、利益調節、強化監督等是其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事實上，在今年初乃至去年，國土系統就將土地作為了宏觀經濟調控的一扇閘門。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王松林曾向媒體分析說，從金融改革來看，各商業銀行都在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煆耐度谫Y體制看，我國將逐步確定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而我國的城鎮土地屬國家所有，調控權還在政府手里，因此其宏觀調控的作用就日益顯現出來。

　　“但你總不能一直不放吧？那樣的話下半年沒有項目和資金落地，明年經濟還有不大落的嗎！”北京一位地產開發商這樣說。今年4月29日，有關土地流轉“三個暫停”的政策將這扇閘門緊閉了起來。

　　據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部分放開土地供應可能分成兩步：其一是盤活存量土地，全國房地產商手中已購置而未完成開發的土地至少有70多萬畝，國務院五部委土地檢查核減開發區規劃用地達2.41萬平方公里；其二是在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工作，健全土地產權制度，建立保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等工作和制度建立后，適度開禁新增土地。

　　那么信貸這扇閘門呢？央行本周三在網站上公布的一份聲明稱，將密切觀察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變化，落實好已出臺的貨幣政策措施，準確把握力度和節奏，合理控制貨幣供應量和新增貸款的增長。央行表示，還將引導商業銀行正確判斷市場風險，及時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機會的企業提供正常流動資金支持。

　　事實上，據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本周銀行監管部門又召集了一次會議，研究對一些資金鏈條緊張的重點民營企業如何在政策上略寬松些。有專家分析，聯系此前投資體制改革決定的頒布，監管層似乎有放松信貸的意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張立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下一步宏觀調控整體來說還是穩定現行政策，具體政策取向取決于經濟走勢。如果走勢進一步下滑，那可能會有新的措施；如果經濟大體上走穩了，可能就不會有更多的政策措施推出。從現在來看，下一步經濟走勢還看不太明朗。現在確實有一個繼續下滑的可能，但會不會持續地發展下去，還需觀察。

　　“有選擇性調控”

　　有人說現在是宏觀調控政策最好的拐點，但有人堅決否定。

　　如果把事實梳理一下，那就是鋼鐵等行業發展相對較快而煤電油等資源日益緊張。“這就有問題了，是‘壓長補短’還是‘增短放長’呢？長期看應該運用后者。冷熱結果誰都說不好。”中共中央黨校王東京教授對記者這樣說。

　　在采訪中，不少人士認為，由總量調整到結構調整也許是政策拐點的重要特征。“比如政府判斷熱的行業，政府就把自己的投資降下來，而民營企業無論如何讓它自己去判斷，自己承擔風險。這樣就有可能打破以往‘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宏觀調控怪圈。當然，這樣的前提是政府和市場都是法治的，而政府不是借宏觀調控恢復項目審批體制。”國務院研究室那位研究員這樣說。

　　7月份民建財政金融委員會在上海召開了一次宏觀調控下的金融對策研討會。據熊大方介紹，會上提出了“有選擇性調控”：可對固定資產投資總量控制緊些，而對流動資金貸款適當放開些；可對政府投資或效益不佳的國企的投資控制從嚴，而對民企投資適當放寬；可對生產性貸款適當放寬，對非生產性貸款，特別是地方上一些所謂政績工程，貸款從嚴；可對大項目、大企業適當從嚴，對中小企業放寬；可對東部沿海地區等經濟相對較熱的地方適當控制，而對中西部地區適當放開。

　　“宏觀調控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其成敗取決于對未來不確定性及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平衡。”在“7.19”座談會上，一位民主黨派人士這樣說。

　　社科院經濟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員指出，宏觀調控中中央、地方博弈的背后有著更為深層的財政金融體制背景，如果十年多的財政體制不調整，地方政府缺少收入來源，它當然只有通過土地出讓金來賺錢了。而長期來看，中央行政手段的成本很高而效力將遞減。

　　在“7.19”座談會上，溫家寶總理強調，下半年要繼續落實中央已經確定的各項政策措施，關鍵是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方向，真正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加快結構調整、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來。

　　溫總理還說，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已經取得的成果基礎還不牢固。

　　這是一場考驗。智者當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