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 胡潤峰/ 上海報道

　　“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有些人對市場過分熱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

　　斯蒂格利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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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印第安納州的加里，196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70年成為耶魯大學的終身教授，1979年被授予John Bates Clark獎(該獎兩年一次由美國經濟協會授予40歲以下作出最杰出貢獻的經濟學家)。他所著的《經濟學》被稱為與薩繆爾遜的《經濟學》齊名的里程碑式的經濟學教材，現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200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1993年-1995年，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他是國務院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1995-1997年他擔任委員會主席。1997年-2000年，他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總裁。

　　冒著7月的酷暑，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來到上海參加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的中美財經傳媒高級研修項目。7月20日，他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專訪。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形勢非常看好，但也有人覺得中國經濟過熱。你覺得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還能持續多久？

　　斯蒂格利茨：這個問題需要用長期和短期兩種眼光來看。長遠看來，中國經濟繼續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長的可能性很大。在過去的25年中，中國的經濟成就可謂驚人，這一點不需要我再重復。但盡管如此，中國與西方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此外，中國國內的地區和貧富差異也很大。比如說，上海正在蓬勃發展，但中國的農村和欠發達地區還很貧困。因此，中國的經濟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短期看來，中國經濟確實有一些過熱。我認為，中國政府指出經濟的部分行業——如房地產——發展過熱是非常正確的。但是，發展過熱的只是某些行業，并非整個經濟。因此，需要放慢增長的也并非是整體經濟，而是過熱的行業。中國經濟仍然需要高速增長——當然，具體的增長率是7%、8%還是9%取決于政府的調控能力。

　　《瞭望東方周刊》：你認為中國經濟有倒退的可能性嗎？

　　斯蒂格利茨：幾乎沒有。

　　中國已經保持了1/4個世紀的持續增長——不管是低速增長還是高速增長，但從沒有出現過衰退。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還能很好地發展下去。當然，市場經濟200年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起伏不定的歷史。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中的“例外”，增長率的高低起伏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國經濟倒退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瞭望東方周刊》：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以一種更平衡和公平的方式發展，就能實現“可持續性”？

　　斯蒂格利茨：絕對是這樣的。事實上，中國經濟比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迅速發展的國家都要平衡。

　　當一個如此大的國家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時候，想要維持整體平衡是非常不易的。一般的經驗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為了迅速致富，一個國家需要大量的投資。而到了經濟發展的中級階段——中國正在進入的階段，當人們開始產生對汽車和住房的需求時，就會對資源有大量的要求。因此，中國在將來會面臨能源和環境的巨大壓力。如果處理不好環境問題，中國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認為你對中國經濟過分樂觀。我們都看到，中國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腐敗，貧富差距大，銀行壞賬多，股市虛假信息，環境破壞嚴重。這些您是怎么看的？

　　斯蒂格利茨：(笑)我認為，認識到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缺陷是非常健康的心態。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有些人對市場過分熱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

　　我想說的是，市場經濟中的這些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市場中永遠有不誠實的人，他們會想更聰明的辦法來逃避懲罰。在美國，我們為此制定了法律，但永遠需要更強有力的法律。

　　在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幾乎沒有直接接受賄賂的。但我們有嚴重的競選捐款問題。這看起來像是更高級的形式，但對社會的腐蝕性可能更大。

　　當你直面問題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問題很大。但實際上，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社會之中。努力解決問題永遠強于視而不見。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中國的金融市場有何評價？

　　斯蒂格利茨：金融市場是市場經濟中非常重要的市場，是決定稀缺的資本走向的市場。但金融市場往往是運轉最不正常的市場。

　　中國需要強有力的銀行監管，因為中國的問題極為復雜，與其他國家都不一樣。在中國，壞賬通常是給國有企業的貸款。銀行執行的部分是政府職能，銀行借錢給國有企業就如同借錢給自己的兄弟姐妹，因為兩者同屬政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錢就像是從左口袋流入了右口袋。這與房地產熱也是有關聯的，因為很多給開發商的貸款也是“政治貸款”。

　　現在，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過渡，即終止銀行的政治職能，使銀行的運轉建立在有效的商業機制之上。但這個過渡的過程很艱難、很痛苦。這并不是因為銀行本身不行，而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和政治責任。因此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謹慎行事。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擔任過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假如現在你是中國政府的經濟顧問，你會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什么建議？

　　斯蒂格利茨：第一，搞好市場經濟的關鍵在于實現政府和市場的平衡。市場經濟不是自己運作的，是通過法令、法律和各種機構制度構成的一個體系來實現的。市場經濟一場游戲，需要好的游戲規則。因此，加強企業監管、管理金融市場和銀行都至關重要。中國政府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只是，在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里創建一個國家性的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經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發展經濟要注重公平，尤其是貧富差異和地區差異。

　　第三，提高人的生活質量，使城市更適合居住。在中國發展的早期，重點是如何讓人吃飽飯。現在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需要關注“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的階段了。政府應該更多地考慮環境、安全、公共健康和文化。

　　《瞭望東方周刊》：美國前《時代》周刊記者、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庫珀不久前提出了“北京共識”，即中國的發展模式。他認為“華盛頓共識”已經過時，中國的這種和平、更為平衡的發展模式可供亞洲其他國家仿效，也為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希望。你對此是怎么看的？

　　斯蒂格利茨：這種說法很有趣。現在的共識確實是，“華盛頓共識”已經過時。但我覺得“東亞模式”的提法或許更為準確，因為中國、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各有差異。但東亞國家政府有權威、重視高科技、重視教育等等共同之處確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在于，東亞的成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拉丁美洲和非洲效仿。這一點目前至少還不清楚。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華盛頓共識”是錯誤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可以從東亞國家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覺得還有一點也是肯定的，即一定要多邊主義。英語里有一句諺語叫“每朵花都有一條銀邊”，每個國家都有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