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朱薇 王金濤　　

　　目前各地都非常重視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然而不少地方的高新技術企業盡管數量不少，但“塊頭”偏小，知名度不高，這種高新企業“長不大”現象已引起業界的廣泛關注。記者最近在重慶市對這一現象展開了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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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顯示，重慶工業五十強中，高新技術企業僅有3家，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企業僅有一家。其規模也普遍偏小，其中主營業務收入最多的四聯集團也僅12.31億元，利稅僅有0.97億元。2003年，重慶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僅為18.9%，其中電子信息產業僅占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6.3%，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2%。

　　技術難做銀行抵押

　　記者調查發現，資金短缺是重慶高新技術企業難以“長大”的“硬傷”。 重慶信威通信技術有限公司目前已建成一條無線固定終端、基站、基站控制器及配套設備生產線和一條無線市話手機生產線，形成批量生產能力，其所擁有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SCDMA無線通信技術亦具有世界先進水平。但他們現在面臨的是缺資金的問題，“企業自己積累的資金不夠用，而到銀行貸款卻貸不到。”重慶信威總經理許定權說：“傳統的銀行貸款，手段單一而難度大，申請貸款銀行最看重的是固定投資、不動產抵押、財務報表等等，我們高新技術企業只有技術，但目前像技術這類無形資產是沒辦法從銀行貸款的�！�

　　重慶高新區管委會主任王小若說，大多數高新技術企業一般都是先租用廠房去發展，很少把錢用于固定廠房的建設，“實實在在”的東西很少，大都把大量的資金投向產品研發和技術提升。高速膨脹的企業這些年投入巨大，資產負債率較高，這一塊對銀行來講是發放貸款的硬指標，融資難而造成的資金短缺是制約重慶許多高新技術企業高速發展的“硬傷”。

　　知本拒絕資本入內

　　科研精英與外來資本的融合，是眾多高新技術企業“二次創業”的捷徑。然而在重慶市，一些產品頗具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一方面為缺乏資金而苦惱，另一方面又拒絕外來資本的控制，甚至把外來資本“踢出門外”。

　　海扶刀是世界第一臺高強度聚焦超聲腫瘤治療系統，榮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填補了我國自主開發研制大型醫療設備的空白。然而，在產品不愁銷路的情況下，重慶海扶公司每年最多只有數臺的產量，海扶刀至今不能批量生產。

　　“這是企業內部科研精英與外來資本對決的后果。主要是觀念分歧問題。”重慶海扶公司的一位投資者告訴記者，當時深圳一家上市公司看中了海扶刀的市場前景，愿意投資3000萬元，但要求必須控股。海扶科技人員起初接受了這個條件，但對方進來后，雙方就開始吵架。對方盡管有資本優勢、管理優勢，但海扶一方牢牢把握著核心技術，雙方僵持不下，外來投資方只好退出海扶。本來按計劃，重慶海扶公司3年就能發展到產銷1億元的規模，但這一次對決就耽誤了兩年的市場開拓時間。

　　經濟界許多人士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拒絕外來資本的控制，是知識資本與貨幣資本的沖突。許多高新技術企業的“掌門人”都是教授、博士或學者，他們經過一番艱苦奮斗，終于把實驗室成果轉化成了市場上的產品，這是來之不易的。如果讓外來資本控制，他們肯定從感情上難以接受。所以，他們寧可讓企業發展得慢一點，也不愿讓外來勢力控制企業。

　　風險投資獨木不成林

　　從國內外的實際操作經驗來看，風險投資越發達的地方，高新技術產業越發達。然而重慶市10多年來只有一家風險投資公司，起步早卻發展滯后，難以助推重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截至2002年底，國內創業投資機構有296家，管理資本581.5億。但目前重慶風險投資卻是政府投入不足、民間資本基本沒有參與，至今只有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成立于1992年的重慶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僅有注冊資本2億多元。重慶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沈保林說：“同處西部的西安、成都分別有14家和5家風險投資機構，分別管理資金11億元和6.1億元，而經濟發達的北京和上海各自擁有45和43家風險投資機構，管理的資金也高達220億元和87億元。”沈保林說，“重慶風險投資的規模明顯與直轄市的地位和重慶經濟發展速度不相符。在風險投資貧瘠的地方，難以產生高新產業的綠地�！�

　　據了解，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在風險投資發育階段也是政府起主導、引導作用，但重慶市政府十多年來投入才不過1億多元，與西部一些省份相比差異巨大。陜西省政府注資11億，成立14家風險投資公司；四川有5家，政府投資6億。西安高新區管委會為調動聚集民間資本為高新技術服務，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投資的政策，如在高新區注冊資金達到50萬元人民幣就可成立投資公司，政策發布僅5個月，投資機構就增加到120家，注冊資本金12億元，有力推動區內創新創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