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紅帽子”企業在改制過程中與掛靠單位發生了產權糾紛。出資人堅持誰出資，誰擁有產權，而掛靠單位卻認為自己不擁有產權就意味著國資的流失

　　易戴不易摘的“紅帽子”

　　——佛山會計師事務所產權糾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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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電梯，眼前一片漆黑。借著手電微弱的光線，郭方老

　　人顫顫巍巍地拿出防盜門的鑰匙，“哐當”一聲，近4米寬的防盜大門被大伙兒拉開了。瞬間，四周通亮，只見1000多平方米的辦公大廳內滿地灰塵，偶有斷裂的桌椅散落在地面，依稀還能見到昔日隔斷板的痕跡……

　　“想當年，有100多個人在此辦公，而今，這里卻滿目瘡痍。”72歲的吳翠蓮老人對《法人》說。吳翠蓮是佛山市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佛山會計所)的八位合伙人之一。

　　于是，一起帶《法人》記者來這里的平均年齡80歲以上的7位老人們，開始懷念起佛山會計師事務所當年的輝煌。會計所摘“紅帽子”的曲折故事也便由此開始。

　　“紅帽子”的由來

　　1984年2月28日，為了適應佛山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充分開發會計人才的智力，郭方、李章晃、吳翠蓮、劉輔邦、李煦林、歐陽昌、老洪范、羅華等8位退休老人，向佛山市有關部門申請成立佛山市會計咨詢服務所(以下簡稱服務所)。該申請受到時任佛山市副市長嚴顯庭的高度重視，嚴作了“同意成立”的批示。

　　1984年4月21日，8人合伙出資5000元，正式成立佛山市會計咨詢服務所。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樣的單位被定性為“群眾性組織”。受當時政策和法規的限制，會計師事務所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不存在合伙制。因此，8位老人找到佛山市人事局作為掛靠單位，工商登記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為人們常說的“假集體、真合伙”的“紅帽子”企業。

　　1985年3月4日，服務所與廣州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成立廣州會計師事務所佛山分所(后更名為佛山市會計師事務所)，和佛山市會計咨詢服務所屬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組織關系仍掛靠佛山市人事局。

　　1992年6月15日，服務所歸并佛山會計師事務所，依然掛靠佛山人事局。同年7月25日，佛山會計所根據有關精神，將事務所的經濟性質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并更換營業執照，依然掛靠人事局。

　　1995年10月，根據當時的新政策，佛山會計所與人事局脫鉤，轉為掛靠佛山財政局�！斗ㄈ恕钒l現，盡管佛山會計所發展當中掛靠單位發生過變化，但其“紅帽子”企業的性質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得益于“紅帽子”的庇護，更得益于8位老人的苦心經營，自成立以來，佛山會計師事務所經過艱難創業，最終擁有1000多平方米的辦公大樓和400多平方米的培訓中心，有40多臺新型電腦和手提電腦，工作人員100多人，其中具有大學學歷的占50%以上，擁有注冊會計師資格的有33人，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10人，取得資產評估師資格的有16人，擁有稅務師資格的13人，成為當時佛山乃至廣東省會計行業人才最多的單位之一。

　　事務所的業務收入僅1997年和1998年就超過1000萬元，成為當時會計師行業的納稅大戶。從1992年至1998年間，佛山會計師事務所共為企事業單位進行資產評估692項，涉及金額310億元。同時，該所還曾為數千家企業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提供社會服務，其中不乏健力寶、三洋冷機等國際知名企業。

　　這樣的業績讓8位老人感到非常欣慰。然而，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就在不斷創造著新的價值的時候，會節外生枝，生出一場官司來，將辛辛苦苦創建起并逐漸紅火的佛山會計所搞成一個“爛攤子”。

　　改制的中的糾紛

　　糾紛是在一場企業改制即 “紅帽子”企業的“脫帽”行動中發生的。

　　1998年3月25日，廣東省財政廳、省國資局以[粵財注協(1998)6號文]聯合發出《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與掛靠單位實行財務脫鉤的暫行規定》，同年4月7日，國家財政部下達[財會協字(1998)22號文]《關于執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與掛靠單位脫鉤的通知》。

　　根據這些文件精神，佛山會計師事務所在同年5月28日，與佛山市財政局簽訂相關的脫鉤方案和協議書，并報經廣東省財政廳批準。

　　但是1998年12月11日，佛山財政局、佛山市清產核資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市核資辦)、佛山市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市國資辦)在未通知佛山市會計師事務所的情況下，單方面通知不執行此前已經簽訂的關于會計所和財政局的脫鉤方案和協議書。隨后，強行派出7人工作組進駐佛山會計所，進行清產核資的改制工作。

　　十四天后，市財政局與佛山會計所簽訂了《資產處置協議書》，也正是這份協議書為日后雙方的糾紛埋下了隱患。據吳翠蓮對《法人》回憶說，此協議書的簽訂并非他們的真正意愿，而是迫于當時的環境所為。而財政局則認為，該協議書是雙方依法達成的關于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是雙方共同作出的民事行為，并非財政局行使行政職權所作出的單方行為。

　　《法人》看到，該協議書是根據財政部[財會協字(1998)22號文]、廣東省財政廳[粵財注協(1998)6號文]、[佛企改(1994)008號文]的規定簽訂的。協議確定：佛山會計所以1998年10月30日為清產核資轉制基準日，經清查核實，根據確認后的清產核資報告，會計所在基準日前的資產總額為9257505.85元，負債總額5815708.12元，所有者權益總額(指凈資產—《法人》注)為3441794.73元。根據[粵財注協(1998)6號文]，上述凈資產歸屬于掛靠單位市財政局，改制后的有限責任會計所擬將凈資產以租賃方式有償使用。租賃期暫定五年，具體租賃協議另行簽訂。

　　這份協議書也就意味著，“脫帽”后的佛山會計師事務所，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而8位老人如需繼續經營該所，必須以租賃的方式有償使用。這對于8位老人來說，自然難以接受，因為，他們自始至終認為自己才是佛山會計所的真正出資人。

　　然而，8位老人的真正清醒，還是在得知財政部“127號文件”的真實內容之后�！�127號文件”，即[財管字(1998)127號]《財政部關于會計師事務所改制中產權界定與資產處置問題的通知》，是國家財政部1998年12月9日發布的，時間在佛山會計所脫鉤改制之前。

　　在“127號文件”中，《法人》看到這樣的規定：產權界定應本著“誰投資，誰擁有產權”的原則。而在佛山財政局與佛山會計所簽訂的《資產處置協議書》中，顯然沒有按照這樣的原則。吳翠蓮稱，財政局起草的這份《資產處置協議書》，是違反這個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程序的，是故意隱瞞法律政策的不公平和不合法的行政合同。

　　然而，事情到這里還遠沒有結束。1999年3月11日，佛山國資辦、核資辦又聯合發出通知，要求佛山會計師事務所將資產移交給廣東公信會計師事務所。吳翠蓮對《法人》說：“這是將錯就錯的典型行政腐敗行為�！�

　　漫漫訴途

　　1999年6月10日，郭方等8位合伙人提起行政訴訟，將佛山市核資辦、國資辦、財政局告上法庭。請求撤銷違法的相關行政文件和違背真實意愿的《資產處置協議書》，恢復屬于佛山會計所的產權及合法權益10908502.85元等。

　　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佛山中院)受理了此案，并于2001年1月4日作出一審判決：撤銷財政局與會計所簽訂的《資產處置協議書》；撤銷市核資辦、國資辦作出的[佛清核(1998)30號文]和[佛清核(1999)03號文]。但法院駁回了8位老人的其它訴求。

　　8位老人不服，隨后上訴至廣東省高院。2001年6月18日，省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佛山中院原判決，并判決佛山財政局和佛山核資辦、國資辦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可是，佛山財政局等單位并未依此判決書重新作出具體行政文件。

　　無奈，8位老人又向有關人大機構進行投訴，最后在佛山市人大強力敦促下，省高院下達判決兩年后的2003年1月20日，佛山財政局作出[佛財秘(2003)04號]《關于對佛山會計師事務所資產核實結果的批復》�！斗ㄈ恕钒l現，該批復與之前的《資產處置協議書》并無太大變化，佛山會計所的凈資產仍然被認定為國有資產。

　　2003年4月，8位老人再次把佛山財政局告上法庭。佛山中院于當年12月4日作出判決：撤銷財政局的[佛財秘(2003)04號]文件，并要求其履行資產界定的職責。

　　有意思的是，此次佛山財政局采取“拖”的辦法，既不確認佛山會計所的資產為國有資產，也不確認其為8位老人合伙共有，始終不重新作出資產界定。

　　而8位耄耋老人已不知道此案還能“拖”到何時，自己還能“拖”到何時。據悉，8位老人中年齡最大(85歲)的合作伙伴老洪范，已經因為此案久拖不決，氣急之下，癱瘓在床，一病不起。

　　國資侵占者？

　　8位老人和佛山財政局爭議的焦點是佛山會計所的產權歸屬。由于時過境遷，許多事情法院也難以認定，被掛靠單位與經營者之間又各有各的理由，佛山會計所的產權歸屬因此陷入糾纏不清的尷尬境地。

　　佛山市財政局認為，當時佛山市會計咨詢服務所的創辦和組建是政府行為，時任公職人員的郭方、羅華在該所創辦過程中一直領取國家工資和獎金。該所創辦資金的來源，是從佛山市審計局借入5000元，和通過有償服務取得的。而且，該所在1992年6月，向佛山市工商局申請企業經濟性質變更時，曾書面說明“會計師事務所成員并無投入資金，會計所屬全民自收自支事業單位”。

　　財政局進一步指出，其作為開辦單位，雖無直接劃撥注冊資金，但通過派出公職干部組建、給予政策支持、指定佛山市屬企業審計業務、減免利稅等形式進行實際投資，使該所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會計咨詢所的業務收入不能作為個人收入，財政局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國有資產不受侵犯。

　　“國資侵占者”的“罪名”8位合伙人自然不敢承擔。郭方等8位老人告訴《法人》，事實上，當時服務所掛靠人事局時，人事局未給劃撥資金，也未給行政編制，甚至他們都未上繳過分文掛靠費。服務所成立需要的資金，來源于8人利用業余時間服務所獲得的5000元，辦公場所、工作設施、生活用房等也是自行解決的。這一點得到了佛山化工機械廠財務科、佛山審計局、人事局等原領導的證實。而且，中國人民銀行佛山分行提供的相關“轉賬憑證”、“對賬單”等也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8位老人認為，服務所自成立之初，就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佛山會計所是典型的“名為集體，實為合伙”的“紅帽子”企業。

　　“即使是企業經濟性質變更為全民所有制后，佛山會計所依然獨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眳谴渖徖先藢Α斗ㄈ恕氛f。

　　吳翠蓮老人所說的企業經濟性質變化，發生在1992年6月。根據當時全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成都會議的精神，佛山會計所向佛山編制委員會申請了變更經濟性質。該會議的精神是，非全民性質的會計師事務所都要改為全民所有制，否則，不得經辦國營企業、三資企業的查驗業務。佛山編委(1992)55號文批復同意，此時，佛山會計所注冊資金增至96.3萬元，經濟性質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不過，8位老人認為，無論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該所建所的原始資金來源是不會改變的。

　　8位老人對《法人》說，佛山會計所成立十多年來，內部一直按合伙制的規則運作，沒有國家資金的投入，也沒有國家為其提供債務擔保。雖然經營當中，受到市人事局等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使得會計所在業務方面和政治方面都保持良好的業績，但這種關心只是一種行政領導上的支持，并非國家資金和優惠政策的投入，佛山會計所沒有侵占過國有資產。

　　2004年4月12日，8位老人向佛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公民訴請書》，等待他們的會是一個怎樣的判決呢？

　　配稿

　　“紅帽子”佛山

　　其實，佛山會計師事務所與其原掛靠單位的產權糾紛，只是佛山“紅帽子”企業眾多“脫帽”糾紛中的一個縮影。佛山中院行政庭一位已退休的法官告訴《法人》，經他手上審理的，關于“紅帽子”企業經營者和掛靠單位，因“脫帽”糾紛而產生的大小行政官司就達100多件，這些官司大都至今懸而未決。

　　事實上，這樣的糾紛在佛山并不鮮見。因為在民(私)營經濟非常發達的佛山，“紅帽子”企業遍地都是。佛山，位于廣東的中部，建設中的廣東第三城，包括了原“廣東四小虎”的兩只“虎”——順德和南海。

　　《法人》在佛山的調查得知，1992年之前，佛山市僅順德區，所有村級企業幾乎都是“紅帽子”企業，而南海區亦大抵如此。

　　佛山市工商聯向《法人》透露：1996年之前，當地的鄉鎮企業總數中有96%是私人的，而 “紅帽子”企業估計超過民(私)營企業總數的四分之三。

　　為何熱衷戴“帽”？

　　談到民(私)企業戴“帽”的原因，廣東紅棉律師事務所律師翁春輝告訴《法人》，不平等的待遇、不平等的環境、不平等的法律以及法律保護的缺位，是“紅帽子”企業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民(私)營業主的心理取向是趨利避害，避免當時社會對民(私)企的歧視，和政策不明確帶來的潛在的危害。

　　作為改革前沿的廣東佛山，其轄區內有著名的“南海模式”和“順德模式”。這些模式的本質，就在于其成功地突破了國家政策對民(私)營經濟的限制。這當中，政府走在了前頭，而政府給企業充當的就是“保護傘”的角色。這也正是佛山地區“紅帽子”企業盛行的根本原因。

　　戴慶元是佛山南海五元集團的老總，在1980年就組建了自己的建筑施工隊。當時建筑行業國家是不允許私營進入的。于是他就掛靠在南海二建名下，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戴說當時各地的南海二建都是戴著“紅帽子”的假“集體”。而他終于在1997年的時候“脫帽”成功，將自己的建筑隊改名為五元集團，名正言順地成為私營企業。

　　事實上，“紅帽子”企業除了可以突破政策限制，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還能獲得各方面的稅費優惠，如當時南海普遍存在的“紅帽子”企業，掛靠能使其規避當年相當于營業額1.5%的工商管理費。

　　更重要的是，“紅帽子”企業向銀行貸款時，不用個人擔保，而是由集體擔保。這樣，就解決了企業發展的融資渠道難題。

　　“紅帽子”的三種遭遇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國家對民(私)營經濟的正名，各“紅帽子”企業開始逐漸“脫帽”，佛山也不例外。根據《法人》的調查，佛山的“紅帽子”企業“脫帽”后大抵有三種遭遇。這在全國，也具有普遍意義。

　　第一種遭遇是：企業成功“脫帽”后，由集體或全民所有制轉制為真正的民(私)營經濟性質，這類企業一般都經營得比較成功，比轉制前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佛山南海志高空調董事長李興浩就是這類“紅帽子”企業中的標本式人物。1984年，李借助自己挖掘的“第一桶金”，成立服裝廠并掛靠里水鎮豐崗村。得益于“紅帽子”的庇護，其企業不斷發展壯大。1996年，李掛靠集體的各種各樣的企業全部改制。這些當年向里水鎮豐崗村上繳管理費的“紅帽子”企業，在產權上明確100%歸李興浩所有，成為李的私人獨資企業。之后，企業的發展便如魚得水，李興浩本人也于2002年成為《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上榜人物。

　　第二種遭遇是：企業為了便利，繼續戴著“紅帽子”經營，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官商勾結”。這類企業其產權問題其實仍然存在分歧，只是雙方怠于解決。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會束縛企業的發展，因為日后一旦發生產權糾紛或債務糾紛，免不了遭遇消亡的情況。

　　最近被媒體熱炒的佛山南海華光(集團)公司騙貸74億元的案子就是典型一例。該案中的華光公司當初是一個掛靠沙頭鎮政府的典型的“紅帽子”企業，“脫帽”盛行時，華光公司也在其中，但華光公司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仍然延續了過往的做法，與鎮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直至2001年。然而，在最近“東窗事發”后，其“官商勾結”的本質屬性暴露無疑。

　　第三種遭遇是：“紅帽子”的產權糾紛已經爆發，產權歸屬爭論不休，是公是私難以定奪。這類企業的后果一般都是：企業沒了，企業家損了，政府的形象也受到影響，可謂兩敗俱傷。當然，也有的被強制變成所謂的“公有企業”或變成另一些人的私人企業，勉強維持著經營。但更多的還是“廠毀人傷”。

　　例如，“中國行政第一案”——佛山興業集團陳錦洪一案(詳見本刊2004年第2-3期合刊《一個“紅帽子”企業的生死劫》)，就使得資產達6000多萬元的興業集團從此消失，陳錦洪這位昔日的“電梯界巨子”也變得一窮二白，更可怕的是，他還得為此打上8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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