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訪談

　　本報記者 余 明 見習記者 李 進 北京、上海報道

　　7月21日，民政部發布了我國今年一號災情通報，截至當天，我國部分地區發生洪澇、干旱、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已經造成659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392.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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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無情。然而在天災背后，不容忽略的是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大氣污染、水土流失、亂砍濫伐，這些都成為經濟增長的代價。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在增加國民收入的同時，也增加了環境的壓力。為此，新一屆政府提出要“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這其中，綠色GDP可能成為重要的一環。

　　6月份，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環境保護與工業經濟發展論壇”上，就我國環境保護的前景及綠色GDP的未來發表了重要演講。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就此專訪了潘岳。

　　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

　　《21世紀》：經濟要發展，環境也要保護，這兩者如何協調呢？

　　潘岳：我們一定要走生態科技之路。在全球資源環境壓力下，發達國家早已全力發展新能源和循環經濟。新能源的開發，包括氫能、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豐裕能源；循環經濟的發展，主要是指資源的循環可再生利用，零垃圾與零排放。這些正將人類文明推向一個新的轉型階段，誰最早轉型成功，誰就是未來的主人。轉型的關鍵在于探索“生態科技之路”，而新能源和循環經濟即是“生態科技之路”的核心。

　　《21世紀》：造成中國現在環境保護壓力比較大的原因在哪里？

　　潘岳：我們現在的資金投向很有問題，資源型投資太大，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增45％，全部投向房地產和汽車。今年統計局公布的全國1000家最大的工業大企業全是耗能最大的企業，如石油、鋼材、汽車等等。與此同時，中國對國外資源的依存度日益提高。2003年，石油對外依存度達50％。如此下去，國內的資源會耗盡，世界也將難以承受。

　　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能源的過度消耗和污染的過度排放，中國的資源環境形勢非常嚴峻，對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為此，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要求在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逐步轉變以前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與社會、城市與農村、地區與地區、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個方面的統籌發展。其中，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最為重要。

　　《21世紀》：在國外，很多環保組織都是民間自發的，但是在國內，環保項目的公眾參與度還不是很高，具體有哪些參與方式？

　　潘岳：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的職能定位，已由過去只抓經濟抓企業，逐漸向以主要抓公共事務管理過渡。群眾有權利理直氣壯地參與關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有權利對公共事務過問、咨詢、提意見。世界環保事業的最初推動力量來自于公眾，沒有公眾參與就沒有環境運動。

　　中國環境保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公眾參與的民主法制機制不足是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確規定：對于那些嚴重污染環境，長期不改的，要停產治理，并追究領導責任，實行經濟處罰，嚴重的給予法律制裁。但20多年下來，有多少官員因污染環境而受到法律制裁了呢？又有多少因發展不當而破壞生態的錯誤政策得以根本性糾正呢？好的政治理念必須依靠公眾來響應，必須依靠公眾參與來落實，必須依靠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來貫徹。

　　而在歐美國家，他們通常采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就是指任何公民、社會團體、國家機關為了社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國家司法機關提起訴訟。但在我國只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權提起民事訴訟，最后被歸于民事法律管轄范疇。我國司法應當盡快擴大環境訴訟的主體范圍。

　　另外，各類民間環保組織，除極少數不顧中國國情、生搬西方模式的極端環保主義者外，大多數都是積極健康的群體。政府機關要對他們進行專業培訓；建立政府與公眾對話的平臺；聯合他們共同開展公益行動；并就重要的公共政策進行專門的解釋與溝通。

　　《21世紀》：環保的區域不平衡、城鄉不平衡，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對此有更好的辦法來處理嗎？

　　潘岳：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一定是社會公平的體現。我國農村與城市的環境保護不公平現象很突出。從能源消費來看，農村人均消費低，污染排放少，城市人均消費高，污染排放多；環保基礎設施和環境管理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務多，農民獲取的少。

　　因此，城市應該向農村付費，應該建立城市財政補償農村環境的固定渠道。即便在城市內，也應有相應的生態補償，如對用水多的，對排污多的就應該加倍收費。還有，對那些洗車和桑拿等高消費活動，應該高額征收水費。對汽車、化妝品、電器等高檔消費品要征收消費稅，要在企業和個人收入所得稅中增加環境附加稅。總之，要讓生態環境付費的觀念深入人心，讓環境付費的設計覆蓋更多的消費范圍，讓使用環境的付費成為調整消費行為的杠桿，引導消費者選擇綠色環保產品，引導生產者追求節能防污的工藝和技術。

　　綠色GDP考核各級官員

　　《21世紀》：去年以來，學術界開始探討綠色GDP，那么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你們怎么看待綠色GDP?

　　潘岳：可持續發展戰略已提出12年，至今尚未真正落實。按照新近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更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設計，更需要出臺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規，否則，再好的理念與戰略，也會淪為形式與口號。

　　我們需要有一套充分體現環境和資源價值的綜合指標來評價國家的真實發展狀況，這個指標就是綠色GDP。經濟產出總量增加的過程，必然是自然資源消耗增加的過程，也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過程。我們從傳統GDP中，只能看出經濟產出總量或經濟總收入的情況，卻看不出這背后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成本。國家統計局從2003年開始對我國的自然資源進行實物核算，這是綠色GDP核算的基礎。目前國家統計局和環保總局正在積極組織研究和實踐。

　　《21世紀》：具體說來，應該如何推進綠色GDP考核呢？

　　潘岳：綠色GDP核算的結果，必須能用來考核各級官員，才能使各級決策者真正把行為轉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國家已將環境保護列為基本國策，保護環境已成為各級政府管理者的職責所在。環境保護一定要與政府官員任免密切掛鉤，尤其是各地各部門的主要管理者要成為環保考核的對象和環保責任的承擔人。也就是說，按照新的考核標準，對那些僅以單純GDP增長為業績而不惜破壞環境資源的官員，對那些只知道耗費財政與社會財富搞“形象工程”的官員，不能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