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對話之二　　　　　　　　　　　　　　

　　呂東偉

　　用“嚴峻”這個詞形容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并不過分；分析“嚴峻”的深層原因，總會有人提及“擴招”。對于“擴招”的批評，除涉及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外，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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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則是有關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是否都是“擴招”惹的禍？就業難究竟難在哪里？就業難是否意味著人才過剩？湯敏博士個人認為，從宏觀和深層分析看，當前就業難只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暫時的困難，并不意味著人才過剩，其中一部分還是因為就業觀念調整不夠，測算就業的方式不合理而人為造成的誤導，決不能因為這些暫時的困難而放棄高等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大戰略。對于大學生就業問題需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轉變舊的認識和觀念，建立一套科學的、準確的大學生就業預測與跟蹤體系，真正用市場經濟的眼光和辦法來看待和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

　　不是擴招制造了失業，不能用短期內的問題作為長期發展戰略決策的基礎

　　記者：自1999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擴大。2002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總數達145.11萬人，比2001年凈增27.26萬人，增幅達23.1%。截止2002年7月初，全國共有93.98萬畢業生落實了工作單位，待就業51.2萬人，一次性就業率約為65%。到12月份，就業率達80%。2003年，應屆畢業生達到212.2萬人，比2002年增加67萬人，增幅達46.2%。應該說，就業形勢用“嚴峻”來形容并不過分。這是否如有些人所認為的都是1999年以來高等教育擴招惹的禍？

　　湯敏：我是這樣看待目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首先，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并不是擴招以后才出現的。擴招前已經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據統計，1998年高校畢業生的待分率就曾高達30%。就業問題與產業結構變化、經濟發展周期等有著直接的關系。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放緩時，就會出現就業不足，高等教育即使不擴招也會出現失業的問題。事實表明，非但不是教育制造了失業，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緩和失業的有效途徑。如果沒有擴招，將有幾百萬學生失去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他們幾年前就要面臨就業問題。擴招并沒有“擴”出更多的勞動人口來。

　　其次，要知道，這幾百萬人經過高等教育的訓練，綜合素質，創業能力、就業競爭力得到加強，假使他們在一次性即時就業時沒有找到工作，并不能說他一年后或兩年后找不到。實際上，在這20%的畢業生中，有要出國的，有要考研究生、博士生的，還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從事一些臨時性的短期工作。在就業統計中，已經算為就業。在國外，如果有工作，但因為工資不理想、地點不理想，或是工作不理想而不去就業，就不能算作失業，而稱之為“自愿失業”。在我們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恐怕有不少是屬于這種情況。當然，作為大學畢業生，想找好一些、收入高一些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對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可能只能算入“自愿失業”中去。大學教育提高了他的就業素質，不是非要給他一個工作。沒有人會說，上了大學還不如不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的現實都在證明，在所有投資里，高等教育是最好的投資之一。作為個人來說必須堅定這樣的信心，一個人要想有更好的發展，必須接受教育，最好能接受高等教育。同樣，一個國家要想比別的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必須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上適度超前發展。對國家和社會來說，擴招也使得國家未來勞動力水平和結構得到極大的改善，其深遠意義及經濟效果將來肯定會顯現出來。十六大提出，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與此相適應，高等教育總規模到2020年也應該比經濟增長規模更大一些。目前高等教育出現的就業問題只是經濟轉型中暫時的困難，原因很多，不能把短期內的問題作為長期發展戰略決策的基礎，千萬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而放棄高等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大戰略。 不能人為制造恐慌，對于就業的統計應與國際接軌

　　記者：不是擴招制造了失業，但2003年確是高教擴招后的第一屆本科生畢業，也是我國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對于就業“難”的感覺最強烈的恰恰是這擴招后的第一屆本科畢業生。他們早早費盡腦汁準備好了一份份的簡歷，巴巴不遠萬里趕集似的參加一場場人才招聘會，滿天撒網，往往收獲寥寥。

　　湯敏：實際上，目前所渲染的就業難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一種恐慌。我認為當前那種農貿市場式的招聘會形式極待改善，如果只是發發簡歷，不如直接通過郵局和網絡投遞。鋪天蓋地的勞動力市場，微乎其微的簽約率，無形中使得疲于奔命的大學生們造成了一種恐慌，以至于無心大學最后一年的學習。從工作需求方來看，招聘會的形式使很多小企業、小城市、縣城等用人的需求沒有得到反映，而這些領域很可能有著大量的需求。從供給方來看，所有的學生，包括非應屆畢業生都要到招聘會上看一看。這樣的招聘會非但沒有真實地反映出供需雙方的情況，反而人為地夸大了供需不平衡，造成一種恐慌情緒，使學生、家長以及用人單位產生了錯誤信息，應該加以大力改進。 此外，我們現在廣泛報道的所謂一次性就業率是否科學也是值得探討的。一次性就業率指的是7月份大學生的簽約率。與計劃經濟下硬性分配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需要一些時間，在短短的幾個月里甚至半年內找不到工作也是正常的現象。實際上，這種就業統計還是我們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分配就業模式的一種延續，我們的待業率能否等同于失業率？我們是否應該采取國際上通行的辦法來進行更為市場化的統計呢？我們能否將自愿失業作為一項指標設定在我們的統計里來呢？我在查閱國外資料時，往往看不到中國的同口徑資料，缺少準確的對比。類似一次性就業率、待業率等定義十分不清晰、不科學的似是而非的數據滿天飛，再經過媒體的炒作，也會造成人為的恐慌，誤導學生，誤導家長，也誤導社會，更會影響我們對當前的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

　　不能用計劃經濟的眼光和辦法對待就業問題，加快“精英化”就業觀向“大眾化”就業觀轉變

　　記者：誠然，影響就業的原因很多，但畢竟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了“難”。這是否如一些人所人為的，意味著我們的人才已經過剩，或者說出現了“過度教育”？怎樣理解“就業難”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暫時困難？

　　湯敏：對于人才是過剩還是不足的判斷也是當年高等教育能否啟動消費的關鍵所在。高學歷人才的需求與宏觀經濟的大環境息息相關。經濟增長率與我們接近，甚至低于我們的市場經濟國家，他們18至22歲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與我們接近甚至高于我們。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同口徑對比，1999-200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中國為7.45%，韓國為71.69%，菲律賓為29.45%，泰國為31.92%。如果連經濟增長速度為我國一半和人均GDP與我們不相上下菲律賓、泰國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學生，原則上講，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不應不能容納現有的和正在增長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我國近13億人口，有1300多萬在校大學生，僅占人口的1%；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即使把自學考試、成人教育等全部加上，2002年也僅為15%，只是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初級階段；我國15歲以上就業人口中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僅為8年。不僅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而且也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這能說是人才過剩嗎？我國加入WTO后，國內企業不得不面臨著國外企業更激烈的競爭。國際競爭歸根到底就是人才競爭，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競爭。靠廉價勞動力粗放型經濟是不能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造成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例如泰國，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不足，以至于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很快地失去了優勢。我國香港經濟在當前轉型過程中最大的制約就是高層次人才的不足。而這正是由于港英當局當年短視的高等教育政策留下的后遺癥。從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正是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積蓄人才。“月有陰晴圓缺”，就業市場受經濟的影響必然也會有波動。就像1997年所謂的一次性就業率就高于1996年和1998年。就業率不可能一直上升，也不可能一直下降。這種波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學生分配的觀念，用計劃經濟下的一次性就業率來看待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就業難或者失業，由此得出人才過剩的結論，這是不合時宜的。

　　記者：正如您所說，不能將就業難歸咎于擴招，就業難也并不意味著人才過剩，那么，產生“難”的感覺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是否在于我們對于就業的認識上有偏差？糾正這種偏差關鍵的是什么？

　　湯敏：應該說，目前國家對大學畢業生實施“自主擇業、自由就業”的政策，使得就業基本市場化，價格機制已經開始發揮其作用了。習慣于計劃經濟機制下的就業觀念，許多大學生在價格機制調節的就業市場上反倒有了“失落感”。在“精英教育”時代，高校畢業生短缺，社會精英崗位充足。高校畢業生就業是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在社會精英崗位上的就業。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后，社會精英崗位與高校畢業生數量相比顯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就高校畢業生整體的就業情況而言，是進入了一個“大眾化就業”的時代，一部分高校畢業生通過競爭，進入社會的精英崗位。同時，必然要有一部分高校畢業生從事與大眾化教育相適應的比較低一級的工作。這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20世紀50年代，如果一個高中生回農村，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為那時候高中生稀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邢燕子，上完高中后回到農村，成為全國的典型。現在高中畢業算什么？當有大量高中畢業生時，高中生回農村已經不再是新奇事了。大學生也是同樣的道理。在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國家，大學畢業生干的也往往是很基層的工作。同樣地，在今后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后，可能連碩士生、博士生也要干一般性的工作。十六大提出，要“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高等教育在培養高精尖人才的同時，也必須打造出一批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一般工作人員，以適應進入WTO后，世界工業生產基地向我國轉移，我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需要。因此大學畢業生必須調整就業觀和就業期望值，樹立大眾化的就業觀。正確認識自我，認識社會職位要求，找準自己就業的社會定位。高校畢業生要充分利用當前國家政策營造的更為寬松和廣闊的市場就業環境，主動投身到畢業生就業市場中，以進取的態勢，積極參與就業競爭，做好參與競爭的各種準備。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有助于淡化大學生群體的“特殊性”，消除其不恰當的“優越感”，從根本上轉變大學生的就業觀。我并不認為研究生干以前本科生干的活，本科生干原來專科生干的活是一種人才的浪費。同樣的一項工作，如果研究生比本科生干得好，本科生比專科生干得好，它就不是浪費。 高等教育必須真正面向市場辦學，糾正對創業教育的誤解，大膽擴大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面向

　　記者：從我們整個社會和宏觀經濟需求來看，大學生就業難不意味著人才過剩，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就業難呢？高等教育面對就業的壓力，應該采取何種策略？ 湯敏：許多實證研究都表明，“就業難”不是供給過多造成的人才過剩，而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的表現。造成這種結構性矛盾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問題。作為供給方的高等教育面對著兩方面的需求，一是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市場依然是“賣方”市場；另一個是社會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與高等教育“賣方”市場不同，人才市場基本上是買方市場。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高等教育的反應相對滯后一些，使得高校在專業設置上有失平衡，培養出的許多大學生的素質和能力不適應市場的需要。然而，壞事也可以變好事，也許正由于大學生就業難，會進一步推動人們呼吁了多少年都沒有能夠推動的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以前大學畢業生總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政府開列計劃，高校開設一個專業，畢業生由政府包攬。只要是某某名牌大學，靠著牌子，就不愁自己的學生分配不出去，學校基本上不用關心市場需求。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學生分不出去，就不會再有人買你的服務，將來專業就會被取消。這就促使我們大學要更好地與市場結合。今后我們的大學要有超前意識。我們的經濟已經以市場經濟為主了，我們的工人、農民、企業家們成天地承受著市場的壓力，為什么高等教育就不能真正面向市場，就不該承受市場壓力呢？一個大學的教育結構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它當然就會被市場所淘汰。由于高等教育有一個周期，專科三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而市場在不斷變化，特別是對一些與市場經濟結合比較緊密的專業，必須對市場做出科學的預測，根據市場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沒有市場的壓力，就不會去琢磨市場的變化。我們的大學過去是不用去琢磨的，現在不行了。不琢適應市場，不但害了學校，更重要的是害了眾多的學生。面對市場經濟，許多產業這幾年也都經歷過“陣痛”，高等教育也需要一次“陣痛”。在諸多產業已經實現市場化的今天，高等教育也必須奮起直追。誰“陣痛”得早，誰就會早一點在市場中站住腳，減少“陣痛”所付出的代價。 記者：盡管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產業的不斷發展，高等教育與企業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但高校與企業的合作大都停留在與大公司、大企業的合作上，與中小型企業的合作關系很不夠，中小型企業與高等教育之間的合作關系表現得較為疏遠。

　　湯敏：這里就涉及到我們的高等教育到底是為誰服務的問題。是為少數高科技大企業服務，還是為大量的中小企業服務？社會在分工，高等教育可能也要分工。我們能不能在有一部分高校、一部分專業為高精尖企業服務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高校與專業就定位于為中小企業服務。中國目前最大的市場是什么？是中小企業。中國最缺什么樣的高等教育？是能夠直接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高等教育和專業。中國中小企業已經超過800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工業新增產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中小企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已占全國的60%和40%，在近幾年的出口總額中，中小企業約占60%。同時，中小企業還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我們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在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的飛速發展急需高等教育為其提供充分的智力和人力支持，在高等教育與中小企業之間建立一種親密合作的伙伴關系越來越顯得迫切。在國外，許多高校都設立了中小企業研究中心，和中小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政府規定一些公立大學必須為中小企業服務。我國高校，特別是地方高校為什么不能將自己定位于為中小企業服務呢？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大學，它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肯定和為高精尖企業、大企業服務的大學不一樣。那么它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應該是實用型的，是適合中小企業發展需要的人才，而不是眼高手低的所謂高層次人才、純理論人才。

　　記者：目前，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支持政策。在您看來，其意義是什么？

　　湯敏：有能力的高校畢業生應該積極準備自主創業，不僅自己為自己解決了就業，還為他人創造了就業機會。作為高校，就需要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創業教育。現在一些人對高校的創業教育有一些誤解，將關于創業教育的討論局限在在校大學生能否創業的問題上。創業教育并不是讓大學生在校期間創業，也不是讓大學生一畢業就去創業，而是給大學生播下將來創業的種子，知道應該如何創業，根據什么樣的條件，創辦什么樣的事業。當機會來臨時，他就會抓住機會進行創業。上面談到，我們的大學生不愿意到小城市，不愿意到中小企業去。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大學生沒有一種創業的概念，只是一種在大企業打一輩子工的思想。而從創業的角度來說，他更愿意去中小企業、小地方。因為在大地方人才濟濟，他可能會覺得機會比較少；在大企業，他只是一個螺絲釘。而在中小企業、小地方，鍛煉的機會更多，重新謀劃自己未來的機會可能也就更多，可能很快成就自己的一番事業。如果我們將創業種子播撒在學生的思想里，那么，他的擇業方向就可能不一樣了。 政府必須關注民生，實施就業優先發展戰略 記者：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大學生是“統招統分”，政府包攬分配，靠的是做思想工作，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如何正確對待大學生就業問題呢？

　　湯敏：應該看到，目前，不但是大學生就業較難，整個社會都存在著就業難的問題。因此，政府要從大戰略上來提高就業的地位，實行工作重心的轉移。我覺得我們應該從當前的“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轉到“就業優先”的戰略上去，從根本上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近10年來，中國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而且還有繼續惡化的可能。大批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幾百萬進城打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進入就業高峰期的新增適齡人口造成了疊加的就業壓力。雖然我們的經濟增長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就業率的提高。由于許多地方政府過于追求經濟增長率，追求大工業，采取的是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新近增加的一些企業和經濟項目非但不能增加就業，反而降低了其吸納能力，造成“高增長、高投資、低就業”的現象。我們20世紀90年代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創造出來的就業崗位僅為80年代的1/3。據測算，1980-1989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32。1991-1995年，GDP年均增長率為12.0%，就業增長率降至1.2%，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1996-2000年，GDP年均增長率為8.3%，就業增長率降至0.9%，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在一個真正市場經濟的社會里，充分就業和防止通貨膨脹是政府最主要的兩大政策目標，我們講發展是硬道理，不等于增長是硬道理。發展是全面的，它也應包括民生，包括就業目標。